1导论
1.1问题的提出
本文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金融抑制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是否已经到了实施金融自由化全面改革的时点？以及金融自由化如何安排才能保证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胖”，从而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本文的研究动因主要基于两方面：一、我国现实层面的改革需求；二、国际历史经验与西方经典理论的相背。目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必须提到的一点就是，中国一直以来都存在有严重的金融抑制的情况。在利率方面，央行对银行体系利率的人为设定以及行政命令下的信贷配额造成了国内信贷资源分配的严重扭曲，这迫使“地下”的民间借贷活动不断大，进而接连陷入危机。自2011年以来，中国的浙江、福建、河南、江苏及内蒙古等省份已经接二连三出现民间借贷的市场利率飙涨，并且引发崩盘的危机，进而导致大量的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倒闭。在此之后引发的一连串问题也都引起了最高层的关注，开始倒逼国内金融市场不得不改革。在2012年4月新获批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正是我国走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性第一步。在i：率方面，2010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来自国际上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美国甚至多次警告要将中国列入到、汇率操纵国名单。而围绕着汇率展开的贸易摩擦问题也在曰益升温，美国和欧盟等各个国家地区都相继提高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在此背景下，中国于2010年5月开始重启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已经从那时的约6.8升值到目前不到6.3。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中国为数众多依赖出口的企业正面临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的压力，几乎难以为继。面对国际上针对我国金融抑制政策所施加的压力，以及国内市场化经济发展的需要，对金融“松绑”，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同时，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McKinnon, 1973; Shaw, 1973 )也曾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状况与经济保持长期增长之间的矛盾与问题开出过“药方”，即金融自由化。其核心观点就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逐步放开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和过度干预，退出对利率和汇率的人为设定，并让市场通过供需来决定。从而让利率和汇率真正发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有利于国内储蓄的增加和资本的形成，最终加快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面对现实的压力以及理论的指导，我国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决定上仍须慎之又慎。纵观国际历史，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期得到经济发展新动力的案例数不胜数，其中有部分国家，如日本、韩国，确实在金融自由化改革完成后从发展中国家跃升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还有很多国家，如拉美的墨西哥、委内端拉、智利以及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在经历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迎接它们的不是经济上的又一轮腾飞，而是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接下来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经济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胖(Middle Income Trap )"丨。这些公认的陷入“中等收入陷胖”的国家，并非没有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相反，大部分国家都曾进行过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但是改革皆以失败告终，并几乎都伴随着严重的金融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拉美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到90年代后期拉美再次爆发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这些已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在经历过危机的洗礼后，无一幸免全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讲”。因而，基于现有理论与国际经验，本文认为一国金融体制的安排以及金融改革的安排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关系，而“中等收入陷胖”恰恰印证了在某一特定的发展阶段，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这一关系。我国目前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且金融抑制为我国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贡献了动力，但却有可能将妨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基于McKinnon( 1973,1993 )的理论，本文认为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时间节点正是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同时基于国际发展经验，这个阶段还要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胖”的问题。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成败将会对跨越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聚焦于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将已陷入与跨越“中等收入陷胖”的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基于我国情况，有针对性地研究金融抑制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提出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具体安排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胖”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根据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先在理论角度分析金融抑制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伤害，再接合中国经济过去飞速增长的现实，来讨论中国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最佳时间节点，从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胖”。本文从中国发展自身的特点出发，以金融体系作为突破口，在理论、实践和政策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价值方面，中国目前比较缺乏系统性的“中等收入陷胖”方面的理论研究，更多的研究是经济增长方面的，并且从金融体系视角来看待“中等收入陷胖”问题的研究更为缺乏。本文在前人对于金融和经济增长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提出了金融体系和“中等收入陷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实践和政策方面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思想，而这一转变是不可能离开金融体系的改革的。在实践中，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正在循序渐进地推出，而改革过程中合适的政策配套能否跟上是十分重要的。本文通过金融视角下对“中等收入陷胖”问题进行分析，对实际政策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国际经验比较与文献综述
2.1金融自由化与“中等收入陷胖”的国际比较
2.1.1金融自由化的失败案例
从金融角度来看，在已被公认的陷入“中等收入陷胖”的国家都曾在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爆发过一次甚至数次剧烈的金融危机事件（见表2.1),但是危机的爆发并不是这些国家陷入“陷胖”的根本原因，相反这恰恰是已陷入“中等收入陷讲”的信号。本部分将以金融危机为研究的切入点，将这些国家在金融危机前后的经济、金融安排与表现作为分析对象，并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总结。本部分将选取国际公认的已陷入“中等收入陷胖”的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作为分析对象，分析的重点侧重于金融自由化的时间与顺序安排以及其与金融危机产生的关联。在拉美地区的国家中，本文将选取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以及智利；在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中，本文将选取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作为研究比较对象。在“华盛顿共识”的安排下，墨西哥被迫提前进行了私有化和自由化以及财政紧缩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而这一系列以新自由主义经济为原则的改革将墨西哥拖入了更深的危机当中。为了应对比索汇率危机，墨西哥当局大量发行钉住美元的300亿短期债券，但无法遏制的国内资本外流导致央行大幅紧缩贷款并提高利率，并人为干预比索进一步跃值意在刺激出口减少进口。这一系列的措施并未扭转经济金融颠势，反而由于比索大幅跃值而导致国内大量资本出逃，进而导致300亿元到期债务与美元储备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并导致了第二轮的债务违约。国内金融市场也由于资金的外逃而经历了大幅下挫，墨西哥债务危机正式引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并连累了周边国家。
3金融抑制与“中等收入陷阱”..........27
3.1金融抑制的负面效应.........27
3. 2金融抑制的正面效应......... 33
3.2.1对投资需求曲线的探讨......... 33
3.2.2金融抑制下的快速增长......... 36
3.2. 3低利率下储蓄率的提高 37
4金融抑制与“中等收入陷阱”.........39
4.1实证分析的理论依据 .........39
4.2变量的定义及数据时间段的选取 .........40
4.3经济增长与真实利率的简单0LS .........41
4. 4对McKinnon和Shaw关于货币政策......... 42
4. 5 Fry模型的计量验证......... 44
4. 5. 1 Fry的金融发展模型......... 44
4.5.2利率抑制造成经济增长的损失......... 46
4.6对计量结果的进一步探讨......... 48
5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5.1研究结论.........51
5.2政策启示......... 53
5. 3进一步展望......... 54
结论
从本文第三部分关于金融抑制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金融抑制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具有密切关系。而金融抑制于长期而言，会造成经济增长的损失。从本文第四部分关于金融抑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我们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得到较拉美等国60年代至70年代不同的结果，即我国目前受到金融抑制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未阻碍经济增长。这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的储蓄减少被我国政府部门储蓄和流向非正式金融部门的投资所弥补，继而保证了投资的增加以及产出的增长。故而，结合这两部分的结论，我们可以得到我国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损失尚未达到拉美等国在陷入“中等收入陷胖”前的水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不需要金融自由化改革，因为随着国有部门规模过度膨胀、边际投资率的不断下降以及民间资本的不断出逃，非正式金融部门储蓄所能弥补的金融抑制造成的经济增长损失将曰益下降，导致经济增速的放缓直至停滞；而另一方面，在抑制为主导的金融制度下，政府负担起了大部分的基础设施投资，而随着经济总量的上升，依赖政府的投资将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进而出现投资不足或政府赤字。因此，即使我国目前尚未因金融抑制而出现经济增长的损失，但金融自由化仍是我国当前需要关注并做好改革准备的话题。
参考文献
[1] Bencivenga，V. R. & Smith, B. 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ndogenousgrowth[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58(2): 195-209.
[2] Chaudry, M. A. An econometric approach to saving analysis[J]. The PakistanDevelopment Review, 1973,12(3): 200-231.
[3] Diaz-Alejandro, C. Good-bye financial repression, hello financial crash [J]. Journal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5, 19(1): 1-24.
[4] Dooley, M.，Frankel, J. & Mathieson, D. J.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what dosaving-investment correlations tell us?[J]. IMF Staff Papers, 2011，34(3):503-530.
[5] Fry, M. J. Money and capital or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78,10(4): 464-75.
[6] Fry, M. J. Saving, investment, growth and the cost of financial repression[J].World Development, 1980, 8(4) : 317-327.
[7] Fry, M. J. Models of financially repressed developing economies[J]. WorldDevelopment, 1982, 10(9): 731-750.
[8] Fry, M. J. & Money, I. Bank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 Baltimore: JohnsHopkins University, 1988.
[9] Galbis，V.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ess-developedcountries: a theoretical approach[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77,13(2): 58-72.
[10] Goldsmith，R. W.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M]. New 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 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