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30 多年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成果。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9-2008 年期间，GDP 年均达到了 9.8%的持续高增长速度，而且中国经济延续了多年来的“高增长、低通胀”宏观格局。即使在受到了 2007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冲击后，中国经济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依然强劲。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从理论上讲，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高效率与经济高增长应该是相对应的。近些年的研究基本肯定了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King and Levin，1993； Rajan and Zingales，1998；世界银行，2001)。国内外学者也在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Levine（1999）利用国家层面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体系的效率是一个未来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化的很好的指示器。这一结论揭示了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效率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而又巨大的贡献。 然而，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却出现了一个与传统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所得结论相悖的特征事实，即金融体系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相伴并存。这一被中外经济学者称之为“悖论”的特殊现象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应该看到，在中国转型时期，由于经济改革和转轨的需要，经济增长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首要目标。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为了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就采取了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即实施强控制金融政策来保证金融动员和金融转化的高效率，通过银行信贷等渠道对体制内“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以巨额让利和“隐性补贴”来给予其大量金融资源的支持；与此同时，对作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非国有企业却实施了金融抑制和所有制歧视信贷政策，导致这些企业难以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渠道获取发展所必需的金融资源。但强控制金融政策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反而使自身低效率的庞大国有经济规模得以长期维持，造成了金融部门初次配置低效率与效率误配，并最终将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拖累效应。
既然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不是以金融体系高运行效率的支撑为基础的，那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究竟依靠的是什么?一方面，国内外学者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是以金融体系高运行效率的支撑为基础，而是主要依靠体制内国有企业主导的巨额投资以金融数量扩张的方式来支持的。这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金融数量规模扩张的推动而不是金融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创造了 70%以上的 GDP 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其在过去十几年里所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 20%。这种“怪象”背后所蕴含的逻辑与内在机理是什么？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能否在当前各种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经济转型后期阶段得以持续？
诸多理论和实证文献对中国金融体系效率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虽然这些研究曾明确指出中国金融体系配置效率低下，但大多缺乏对中国金融低效率背景下经济高增长的实现路径和经济高增长背景下金融低效率的形成以及两者并存的合理性、局限性等问题进行系统而又深入地探讨。同时，由于忽视了中国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演进的转型经济背景和金融二次配置效率修正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而无法解释两者在实际中不一致的现状，相应地也难以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中国金融效率的政策建议。卢峰和姚洋（2004）、张杰（2003）、辛念军（2006）及安强身（2008）等学者研究发现，体制内金融资源通过“金融漏损”效应漏损到体制外经济并由其“顺守” 所形成的“反哺效应”可能会对由金融抑制和强控制金融政策所造成的金融体系初次配置低效率进行二次效率修正，进而构建了一个非正规的经济增长循环模式。但他们的研究由于缺少严格的理论推导与实证研究，仅是限于特征事实基础上的初步探讨，所以相关结论和政策建议难免有些粗糙。
因此，以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理论与实证文献为基础，本文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角度，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知识积累和劳动力投入要素的两部门经济模型，对转型期中国金融体系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悖论”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其次，利用 1986-2009 年间中国 29 个省级单位面板数据对转型时期中国金融体系初次配置低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再次，依据现有的《中国金融年鉴（1979-2010）》和《世界银行的抽样调查报告（2003，2006）》及中国渐进式改革中“逆取顺守”的相关典型案例等现有资料对“金融漏损”的规模、流向以及“逆取顺守”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估算的经验检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表明，转型时期中国为保证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实施了金融抑制和强控制金融政策，必然导致因牺牲金融部门效率而造成的金融体系初次配置低效率。
第 2 章 文献综述
鉴于本文试图对转型时期中国金融体系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悖论”的现象背后所蕴含的逻辑与内在机理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因此对关于金融发展、金融效率、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对中国转型时期金融体系效率和“金融漏损”与“逆取顺守”效应等相关理论的研究进行系统地梳理与评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现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可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用以参考借鉴，另一方面是现有理论研究的不足又为本文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的了契机和切入点。
2.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2.1.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较为完整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熊彼特(Schumpeter，1911)。熊彼特认为金融体系能促进经经济增长，他强调金融中介具有提供储蓄动员、项目评估、风险管理、监督经理、便利交易等服务的功能，这些服务对技术创新及经济发展是必要的。同时，熊彼特指出银行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一个支点的角色，因为银行对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变迁具有积极的影响。运行良好的银行通过识别，并向最具有成功实施创新产品和生产工艺机会的企业家提供资金而鼓励技术创新。依据这个观点，银行可以通过影响资本的配置和必要的利率调整来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
在熊彼特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基础上，Patrick（1966）先后提出了著名的 Patrick 假说，包括供给引导（Supply-Leading）与需求跟进（Demand-Following）假说以及金融发展的阶段论（Stage and Development）假说。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是供给导向型的，金融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是需求跟进型的，金融发展伴随着经济增长。这些假说最早涉及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问题。他的供给引导假说指出，金融发展总是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3章 转型时期中国金融体系低效率...............36-52
3.1 包含金融发展与金融体系效率因素............... 36-42
3.2 转型经济中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 42-51
3.3 本章小结............... 51-52
第4章 转型时期中国金融体系初次配置低............... 52-87
4.1 转型时期中国金融体系初次配置低............... 52-65
4.2 转型时期中国金融体系初次配置低............... 65-86
4.2.1 假说............... 65-66
4.2.2 变量设计与模型设定............... 66-71
4.2.3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71-75
4.2.4 实证结果与分析...............75-86
4.3 本章小结 ...............86-87
第5章 转型时期中国金融体系二次配置...............87-108
5.1 转型经济中强控制金融政策下............... 87-102
5.1.1 “金融漏损”客观存在性的经............... 88-94
5.1.2 “逆取”产生的现实条件............... 94-95
5.1.3 “逆取”的路径 ...............95-97
5.1.4 “金融漏损”的可能流向性的...............97-102
5.2 转型经济中的“逆取顺守”及其对金融体系............... 102-107
5.3 本章小结 ...............107-108
结论
大量理论和实证文献都清楚的表明，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及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的资本只有通过有效率的金融中介机构才能配置到最富有生产力的地方（Schumpeter，1911）。熊彼特这句话恰恰说明了金融体系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就资源配置来说，金融体系对经济影响巨大，而经济本身也会反作用于金融体系。在强控制金融政策下，“逆取顺守”模式就是经济本身对金融体系的反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金融体系自身的初次配置低效率。概括地说，国家强控制金融政策下的 “逆取顺守”的金融模式支持了中国经济转型前期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
因此，下文将在金融体系与经济主体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角度来完成对金融模式特征的总结概括：
1. 首先就金融体系本身来说，在经济转型前期阶段，特别是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通过强控制金融政策进行了高效的金融动员，维持了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形成率，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资本。然后将这些资本通过统一调配的方式进行了定向投资，进一步转化为生产资本，经济也因此得到了最初的增长。
2. 在经济转型前期阶段，国有企业凭借天然的政策优势，通过国有银行及具有政策倾向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获得了 70%~80%的金融资源。直观的说，这样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而且通过第 4 章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国有企业高投入低产出问题严重。因此，本文也得出结论：金融体系初次配置是低效率的 。
3. 金融体系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直接决定了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而微观经济主体的低效率则会反馈到金融体系中。自 90 年代以来，不良贷款对 GDP 的比例逐年增加；虽然政府通过管制利率来补贴国有银行，但存贷利差在逐年上升，金融机构的资产回报率逐年下降，并且在国有银行及金融体系中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及呆、坏账。这些都是经济对金融体系的反作用。
4. 非国有企业难以通过体制内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取大量金融支持，它们会通过非正规的渠道从经济中其他各个方面寻找资金。国有企业在存在巨大利差的情况下，也有动力去向外转移资金。因此，在诸如国企转制等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产生了“金融漏损”及其后的“逆取顺守”，而“逆取顺守”模式也是经济本身对金融体系初次配置低效率的一种二次修正，它在一定时期内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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