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高速的增长，GDP从1978年到2009年的实际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9.5%，被赞誉为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的增长潜力？这些已成为近十余年来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Young，2003）。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的高投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Krugman，1994；Woo，1998；Arayama和Miyoshi，2004；郭庆旺等，2005；吴敬琏，2005）。此增长模式带来了资源、环境、地区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卫兴华等，2007）。不过，即便如此，中国以“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为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有着其自身不可逾越、阶段性的客观规律（郑玉歆，1999）；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改革以来在生产率增长方面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Chow，1993；Borensztein和Ostry，1996；Hu和Khan，1997；易纲、樊纲、李岩，2003），他们认为，若中国没有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就很难解释其经济何以保持这么长期的高速增长。例如，据樊纲（2007）测算，在1987年到2005年平均9.5%的GDP增长中，有3.8%—4.2%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实现，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是有效率的。然而，不管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持何种判断，普遍观点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保证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胡鞍钢等，2004）。
自Solow(1957)在其开创性的研究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是美国在20世纪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后，大量经济增长文献也研究发现，物质资本积累不足于完全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可持续增长重要的驱动力（Krugman，1994）。例如，相关经验研究表明，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人均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5%，其中，资本投入对人均收入的贡献接近0.25%，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则高达1.3%。因此，这些发达国家已经过了单纯依赖资本投入拉动的增长方式。然而，大多数对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研究结果却表明，这些国家经济所获得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大规模要素积累，而不是靠创新活动和技术进步来推动（Young，1993、1995）。据此，Krugman（1994）总结指出，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主要是投入驱动型的，并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还预期东亚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加上内生增长理论日益深入的影响，国内外学界对全要素生产率估计以及其增长源泉的研究方兴未艾。
近十几年来，为深入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许多国内外学者已开始将目光转向研究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尤其在 Krugman(1999)提出“东亚无奇迹”的看法后，更是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早期相关研究关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测问题。例如，Chow(1993)，Maddison(1998)，郭庆旺等(2005)，Young(2003)，颜鹏飞、王兵（2004）等运用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虽然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相关实证研究和政策制定很重要，但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和解释方能加深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解。近年来，围绕如何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国内外学者聚焦于探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其研究视角亦日益广泛，例如，Fleisher 等（2007）则估计了人力资本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和间接的溢出效应。国内研究中，李平等（2006）实证考察对外贸易对中国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效应；也有的学者从制度变迁与 FDI 技术溢出的角度解释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蒋殿春等，2007）。这些研究为全面和深入理解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然而，诚如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Guillaumont 等（2006）所指出，金融发展对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现有研究中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金融体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传递价格信号、动员储蓄、配置资源、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化解和分散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
开放 30 余年来，尤其是在近十年来，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其在支持国民经济发展上发挥着日益关键的作用。正如温家宝总理（2007）所总结的，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并逐步壮大，金融改革不断深入，金融体系的各项金融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步伐被稳步推进，金融监管和法制建设得到显著改善，整个金融体系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突破。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中国金融发展能否以及如何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例如，Shan 等，2006；Chen，2006；卢峰、姚洋，2004）。不过，迄今为止，关于金融发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尤其是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国内外系统深入的研究还相当匮乏。据掌握的资料，目前还没有专门系统考察金融发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论模型研究，经验研究文献也不多见，而且这些经验文献尚未取得一致结论。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增长的机制，已成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内生推动力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另一方面，虽然中国金融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发展阶段，而且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仍未全部完成，但是金融业已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服务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综上考虑，本文认为，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成为目前两个热点经济问题的背景下，考察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精力应重点放在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而不是仅停留在其在投资或资本积累方面的作用。
第二章 文献综述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备受学界关注，这方面的文献在国内外非常丰富。虽然实证研究文献一般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笔者认为仅仅得出这种结论是远远不够的，更有意义的是探讨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如果不深入探讨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就很难基于现有的文献得出有意义的政策启示，因而也难以对金融改革提出有效的建议。目前，金融发展影响增长（本文中增长包括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机制，尤其是金融发展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在国内的研究中并不多见，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目前尚没有文献同时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和深入论证金融发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围绕本文研究的重点，按照相关概念的界定与及其内涵、金融发展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金融发展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的顺序，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精要的评论。综述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本文在充分掌握研究材料的基础上，了解相关问题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动态、启迪有益的研究思路、借鉴前沿的研究方法、发现前人研究的不足以及找到研究突破的方向。
第三章 融资差异视角下区域经济.................... 37-50
3.1 案例地区的状况和实证分析方法.................... 37-39
3.2 宜兴的数据计量结果与分析.................... 39-42
3.3 建湖的数据计量结果与分析.................... 42-46
3.4 高淳的数据计量结果与分析.................... 46-49
3.5 本章小结.................... 49-50
第四章 区域经济增长的融资差异.................... 50-61
4.1 融资约束实证分析方法与说明.................... 50-51
4.2 建湖农户融资约束分析 ....................51-54
4.3 高淳农户融资约束分析 ....................54-57
4.4 宜兴农户融资约束分析.................... 57-60
4.5 本章小结.................... 60-61
第五章 区域经济增长的融资差异.................... 61-79
5.1 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与融资差异.................... 61-62
5.2 宜兴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分析 ....................62-69
5.3 建湖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分析.................... 69-74
5.4 高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分析.................... 74-78
5.5 本章小结 ....................78-79
结论
由于难以度量和收集分省的资本市场发展方面的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中没有考虑资本市场的生产率效应，从谨慎的角度看，这导致无法对包含资本市场发展在内的金融发展生产率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以及相关的具体政策建议做出全面深入回答。随着资料的可获得性和研究方法的进步，深入考察资本市场发展如何通过影响中国资源配置方式、中小企业融资、企业技术投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方面，从而作用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疑对于全面深入理解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这是笔者未来努力的研究方向。#p#分页标题#e#
探讨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仅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从宏观层面入手，而更应把研究视角深入到金融中介、资本市场等金融体系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及与之关联的资源禀赋、政治因素、文化环境和管理制度等。此外，如果能够收集到中国各省份大多数细分产业（如 27 个制造业）的数据，这在实证研究中不仅能够极大增加样本容量，而且可以深入和全面地分析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具有不同特征的产业的生产率增长，以更深入理解金融发展对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相信本文的估计结果会更可靠和有说服力，遗憾的是，短期内要收集中国各省产业层次的数据实在困难。随着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研究方法的拓展，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将是笔者未来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本文实证结论是在变量之间具有线性关系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得出，然而，已有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门阈效应（threshold effect），即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某一水平，则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效应，而当金融发展水平高于某一门阀值时，则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则开始非常明显。根据 Enders 和 Granger(1998)的研究，如果没有考虑门阈效应而对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误设定，则后续研究的可靠性会受到较大影响。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大胆假设，金融发展对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可能也会取决于金融发展的具体水平，甚至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发展对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可能会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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