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可能的潜在危机
当前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的宏观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扭曲经济结构和牺牲资源配置效率取得的，长期的向外型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快速的经济增长掩盖着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和粗放发展的现实，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潜藏着很大的危机。看看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东亚国家，一直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以年平均5.5％的速度增加，几乎翻了五倍。
物极必反，一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也许就是现有发展模式和发展政策走向极端的时候，也是人们最容易盲目乐观、丧失警惕和举措失误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最容易遭受攻击。中国经济目前表现不凡，从上到下，人们的乐观情绪溢于言表，对于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准备，而外部世界的赞誉更放大了这种情绪。这是非常危险的。
危机可能源自内部缺陷
索罗斯之所以冲击泰国等东亚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失衡和重大的政策失误，诸如本币高估和固定汇率制度、金融自由化过度和金融监管失误、出口竞争力下降和大量举借外债．这些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套利空间。今天中国经济潜藏着巨大风险和危机，也是导致外部冲击的条件，但是危机的根源不是他人的压迫和阴谋，而是很可能由于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制度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失衡与缺陷。
首先，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最大风险。长期的大量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就是内外失衡的集中表现，外部升值压力只是这种情况出现之后的必然反应。根源之一在于本币高估和汇率制度改革滞后。现在汇率缓慢升值；尽管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央行的干预仍然频繁而强烈，在很大程度上与固定汇率没有本质差别。
其次，国内经济结构扭曲和资源配置低效是潜在危机根源。从 1998 年到 2004 年，中国的制造业以年平均 20.2％的速度增长，而服务业的增长率只有 9.32％，其在 GDP 中占的比重比印度和低收入国家低 10 多个百分点。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失衡状况由此而来。因除了政策优惠和鼓励以外，从根本上讲，是由于过去 20 多年中，制造业部门经历了相对成功的价格、所有制等市场化改革，激励机制不断完善，其盈利能力和对经济资源的吸引力增强;而服务业尤其是医疗、教育、环境、金融、通讯、交通等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性垄断现象突出。这就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了结构失衡。
再次，被动的流动性过剩正推动经济走向危机的边缘。过多的流动性不是流向实物投资，造成投资过旺，就是流向资产市场，推动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按照中国现在的结构状况和发展态势，被动的流动性过剩既无应对之良策，也非短期内可以改变，发展下去和积累起来会是什么结果，不能不令人担忧。
第四，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得防范风险和预防危机的能力不足。当前中国与当年日本和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确有一些不同。但是脆弱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脆弱的银行体系没有什么差别，有些方面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和国有银行的垄断，低利率和高利差政策，既不利于银行治理，也不利于提高资金效率，经营水平低下和创新能力不足，部门竞争和监管不力加大了风险。比如，一方面，现有银行通过坏账剥离、注资、上市等，资产质量有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银行的资金运用又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一是数千亿资金放贷给高校，这些学校已经是债台高筑，实际上已经破产；二是全国 664 个城市，每个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从数十亿元到千百亿元不等，政府的财政投入有限，比例一般在10％左右，高的不过30％，其余主要依靠土地出让金和土地抵押贷款融资；三是房地产开发的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增长也很迅速。一旦发生问题，这些现在被看作是好资产的项目都会变成银行的呆坏账。再如，监管部门提出了“宽准入，严监管”方针，但在具体执行时，宽准入可以列举若干，而严监管则只是一个口号。
不仅如此，任何监管都有漏洞，再加上现行的体制下监管者的寻租和争夺，其效果可想而知。在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内部的突然事件和外部冲击，都有可能使危机发生，对于外部冲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在现有情况下，一旦国际资金循环和经济流程中断，将会造成重大冲击。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做好危机应对准备今天的中国，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确有很多不同，但这并不说明中国不存在潜在的金融风险和危机，而只能预示，一旦危机成为现实，中国可能和东亚国家有着不同的方式与情况。比如，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世界经济严重走低，中国出口锐减，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国内需求一时又跟不上，就有可能发生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那时，现在掩盖着的问题和矛盾都会爆发出来，其结果会如何很难预测。
再如,如果国内股市和房地产的价格持续过快上涨，资产泡沫膨胀，一旦破灭，前述以政府隐含担保以及用土地和房屋抵押的贷款将发生问题，就会直接危及银行和整个金融系统，有可能发生挤兑提款之类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