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民营金融和开放性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探究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证考察,得出有关民营经济发展特定性要素的结论,然后对具有和不具有资本市场对民营经济影响进行比较分析,从理论上论述了民营金融和开放性资本市场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民营经济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认可上,必须通过开放资本市场包括允许非国有的内资建立民营中小银行,给民营经济以必要的金融支持,简单的原因是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是民营经济实体起步、发展的基础条件。
关键词 民营经济 开放性资本市场 金融支持 经济发展
一、民营经济发展特定性要素的实证考察
民营经济与民营金融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民间资本、民营金融乃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特定性要素。这不仅是因为制度扭曲时民营经济无法寻求到必要的金融支持而产生对民间融资的特别倚靠,更因为相同主体结构的民营经济与民营金融存在客观上的对应关系,它们具有相近的技术水平条件并面临同样的生产要素和社会法制环境,彼此间损益与共,更愿意寻求于相互间的合作和共同的利益,因此,民营经济与民营金融会具有良好的合作愿望,信息渠道更畅通,协调交易会更容易、更方便,民营金融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会更主动、更直接。这可以从温州的发展获得很好的佐证。
温州以发展民营经济而闻名,温州受益于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温州的民营经济得益于民间融资和独树一帜的民间资本市场。就资本金形成方面,温州不如苏南或珠江三角洲,没有较强的集体经济的资金积累作铺垫,没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或相邻优势可以优先引进资金和技术,温州是在既无内扶(国家投资或政策扶持)又无外资(包括港、澳、台投资)相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的努力和民间资本市场的“魔力”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所需资本金问题,完成了资本形成和资本积累,创造了“温州模式”的神话。
至目前,温州已形成了民营经济先发的优势,民营经济有比较雄厚的资本基础,资本金合计超过2 000亿元。据统计分析,2000年温州市国内生产总值825亿元,商品交易市场成交额464•89亿元,年末各项存款余额927•72亿元。①民营企业发展很快而且相对比较成熟,有属于他们自己所有的颇具现代化的厂房、商店和庞大的固定资产,有多个民营经济开发区,有各种配套的生产要素市场;民营经济实体各有他们自己的商业网和信息网,承担多种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有充满活力的各种专业市场,并已开始实现产品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分工合作。民营经济发展倚靠民营金融系统即民间融资的支持。以温州苍南县金乡为例,全镇仅仅乡镇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金,1978年约为50万元,1980年上升为300万元,1983年扩大到1 000万元以上;商业流动资金1978年约为42万元,1980年上升到173万元,1983年扩大到400万元以上。这些资本主要是通过民间融资渠道汇集民间资金形成。在资本金的供给方面,温州的民营经济没停留在等、靠、要,其创新、冒险和独特的商品意识,使其在并无任何优越条件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包括民间融资在内的成功的发展路子。
在资本金的形成方面,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与内地一样面临十分严重的资金短缺的困境。对内,国家投资甚少,没有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和客观条件甚至不如一般的内地;对外,温州并无地缘和相邻优势,不可能获得大量的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外商投资。国家在温州没有什么重大企业,乡镇企业也很不发达,谈不上更多的固定资产积累,温州原始资本金的形成和积累,主要是依靠他们自己,依靠他们自己的智慧,依靠创新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依靠各种方式的民间融资,融通和盘活手中的现金,发展并形成独树一帜的民间资本市场。由于存在制度扭曲,民营经济部门仅能通过民间资金和自筹资金融资,而不能通过银行贷款。博弈模型分析表明:民营经济需要民间资本的支持,民间资本是能满足投融资双方需求的便捷的融资渠道。
二、具有和不具有资本市场对民营经济的影响
由于多种原因,民营经济一直缺乏来自规范资本市场的足够的必要支持,从而使民营经济的活力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考察民间资本市场对民营经济的作用,这里,我们通过对不具有资本市场的民营经济消费和投资及具有资本市场的民营经济消费和投资两种不同情况的模型分析,来阐述说明完善资本市场对民营经济的意义。
(一)不具有资本市场的民营经济的消费和投资假设:(1)所有投资的结果都是确定知道的; (2)以一种物品作为计量单位,其余的物品均换算成该物品;(3)所有个体都是非满足的,即边际效用总是正的,并且边际效用函数是递减的; (4)没有交易成本和税收。假设个体在期初的禀赋为y0,在期末的禀赋为y1;个体现在消费的数量C0,期末的消费C1,个体的效用函数为u (C0, C1)。如果我们把不同时间的消费品视为不同的商品,则这就是经典的二元效用函数的形式。
在消费坐标平面上的无差异曲线如图1所示,每条无差异曲线上的点表示现在消费和将来消费带来的总效用是一样的。A点代表的消费为(COa, C1a), B点代表的消费为(COb, C1b),这两点位于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具有相同的效用。和B点比较, A点在期初具有较少的消费,而在期末具有较多的消费。D点在每个阶段的消费都较多,即D点所在的无差异曲线比A、B两点所在无差异曲线具有较高的效用。B点切线的斜率表示决策者对现在消费和将来的消费之间的一种权衡关系,称之为现在消费和将来消费之间的边际替代率(MRS)。它揭示了决策者在B点对时间的主观偏好率ri。因为这种对时间的主观偏好率是不同时间消费的替代,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利率。这种利率说明,在保持效用不变的情况下,现在少消费一个单位的消费品(即投资一个单位),将来应该有多少额外的消费(即投资的回报)。
假设每个个体都有一个生产投资集,并且所有的生产投资集都是独立的和无限可分的。每个生产投资集的边际回报率如图2所示,单调递减边际回报率表示个体投资得越多,边际投资的回报率就越低。
对应于图2的生产机会集如图3所示。图3中曲线表示的是通过投资可以获得的期初和期末的消费前沿。D点表示不投资,个体只消费自己的禀赋。而X点表示现在不消费,全部用于投资而得到将来的消费。B点表示,在期初一部分用于消费,而另一部分用于投资而获得的期初和期末的消费。曲线DBX上每一点的切线的斜率表示,通过生产投资,现在每放弃1个单位的消费,将来可以获得多少单位的消费。称之为生产/投资机会集的边际转换率(MRT)。
作为投资者,当他的MRT比他的主观时间偏好率大时,个体将进行投资。我们把个体消费的时间偏好集图1和生产投资机会集图3放在一块决定个体的最优消费/投资,如图4所示,一个个体具有禀赋(y0, y1),其效用为U1。该个体可以沿着生产机会集到达B点,在这一点,无差异曲线和生产机会集相切,个体的效用达到最大U2。在这个切点,如果C0>y0,则个体不投资,由于不存在交换的机会,所以,个体只能消费(y0,y1);如果C0<y0,则个体进行投资,投资的数量为y0-C0。#p#分页标题#e#
在切点B边际回报率等于主观时间偏好率,即MRT=MRS。由于没有资本市场,即不存在交换的机会,所以,上述行为总是成立的。具有禀赋(y0, y1)的投资者,每次进行1单位的边际生产投资时,就会比较这时的边际回报率与他的主观时间偏好率。当边际回报率大于他的主观时间偏好率时,投资者进行投资,从中获得效用,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边际回报率等于他的主观时间偏好率时为止。
(二)具有资本市场条件下民营经济的消费和投资资本市场的形成使得借、贷者之间的资金流动变得容易,从而使消费交换成为可能。为了研究具有资本市场的消费和投资,我们作出如下假设:(1)经济中存在消费交换的机会,每个个体可以以市场利率r无限制地借或贷;(2)市场利率是正的,期初借的资金在期末连本带息还清。首先不考虑生产,仅仅考虑资本市场的作用。用资本市场线来表示借、贷机会集。如图4,从初始的禀赋为(y0, y1)、效用为U1开始,通过以利率借或者贷,投资者能够到达资本市场线上的任一点。假设在期初以市场利率r借入X0,则在期末必须连本带息还清X1=(1+r) X0。同样地,初始禀赋(y0, y1)的现值W0为现在收入y0与期末收入的折现值y1(1+r)-1的和:
在图6中,资本市场线的方程为:
方程(11)相当于预算线,如果把期初和期末的消费看作两种不同的商品的消费,把W0看作初始财富,而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为(1+r)-1,则方程(11)描述了可供消费选择的可行集。沿着预算线移动无差异曲线,直到两者相切,这时,主观时间偏好率等于市场利率,效用达到最大。在初始禀赋A点,主观时间偏好率以通过A点的无差异曲线的切线的斜率表示,它小于市场回报率。因为资本市场提供的回报率高于主观所要求的,因此,愿意借钱出去,最后达到效用最大点B。
在一个存在资本市场的经济环境中考虑生产/消费决策问题,我们把生产机会集和资本市场交换集结合起来,如图5所示。从初始禀赋A ( Y0, Y1)点开始,我们既可以沿着生产机会集又可以沿资本线移动。两者的回报率都高于我们的主观时间偏好率,但生产机会集提供的回报率更高,即在A点的斜率更大,因此,选择投资沿着生产前沿移动到B点,这时,生产投资的边际回报率等于主观时间偏好率。这是在没有资本市场的经济已经证明了的结果。
在B点,效用水平从U1增为U2。然而,当贷款的机会存在时,能够做得更好。在B点,资本市场的借贷率小于边际投资的回报率,即进一步投资的回报大于贷款的成本,所以,进一步进行生产投资能够使得个体的财富的折现值增加。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资本市场的借贷率等于边际投资的回报率,即投资的回报等于贷款的成本。这时,财富的折现值达到最大。在图5中,我们以D点表示借贷率等于边际投资的回报率,在D点,从生产机会集中获得的产出为(P0, P1),财富由W0变为W0*。从B点出发,我们能够到达资本市场线的任何点。在整个过程中,效用从点A (初始禀赋)的U1增加到点B的U2,再增加到点D (交换经济的解)的U3,因为U3>U2,所以,资本市场的存在使得效用变得更大。
三、结论:推动资本市场向民间资本开放是发展民营经济的必然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民营金融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十分必要。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结构和大中小不同的经济实体与作为服务并服从于经济发展的金融业,客观上存在一个共生共长的对应关系,因此,我国金融业总体上应该而且必须是多种所有制和大中小不同的金融实体相互并存协调发展的结构,特别是由于非银行融资渠道如基金、股票和债券等因市场发育很不充分很少或基本上没有为家庭工业、个体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解决资金的融通,所以银行金融的服务就显得特别重要。
出于对国有银行业利益和竞争的考虑,刘伟等同志提出了中国银行内部产权结构问题以及参股调整的设想(刘伟、黄桂田, 2000),限于篇幅,本文无意对此作过多纠缠,但有一点必须肯定的是:如果不是仅从银行业利益本身而是从服从和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整体要求来看,中国银行业改革就不只是所谓的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的问题,民间资本、民间融资或者说法律规范许可下的民营金融对民营经济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可替代的,开放性资本市场或者说完善的银行金融应该包括建立民间投资主体经营的中小银行在内的更广泛的内容。与大银行主要服务于大企业的情况相同,民营中小银行主要为农村和民营中小企业服务。目前,国有金融机构对新的市场化的家庭工业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部门实行强硬的预算约束(张杰, 2000),同时,从理性角度亦无法让人相信参股或重组后的国有大银行能够改变现状承担为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责任。
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大量的经济单位(企业、住户、政府机构)互相隔绝,他们所面临的生产要素及产品的价格不同,所处的技术条件不一,所得的资产报酬率不等,没有一种市场机制来使之趋于一致。”②我们假定参股重组后的大银行有意愿对民营经济进行融资,但由于民营经济部门的投资个体是分散的,单个投资个体所需资金规模很小,规范意义上信息相当缺乏,对个体信息的搜集有相当大的难度,而大规模的搜集这种非规范意义上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即国有金融部门对民营经济部门融资会存在一个很高交易费用。而对由民营经济实体组合的融资部门而言,在信息成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其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点一般具有一定的地缘关系,地缘意味着一定的信息优势和一定的区域范围。
尽管对于借款人从事项目的风险认识不清,但至少对于借款人有一定的地缘、人缘或血缘关系,对其人品、信用等有一定的认识,违约的可能性、道德风险在较大的程度上可以避免,并且由于地缘、人缘的关系,借款一旦不履行契约,其机会行为的成本相当昂贵,因此非万不得已借款人一般不会违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民营经济部门信息具有隐蔽性的情况下,民间的这种人缘或血缘、地缘的关系以及道德风险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民间融资法律的替代。因此在不改善金融法律法规尤其是民间金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国有金融部门是无法取代民间非正规金融部门的,因为前者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规则使得民营经济部门违约的成本高到契约得以履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营金融部门是降低融资交易成本的一种组织创新。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支持其发展的民间金融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发展,主要是由于它符合民营经济部门的利益,而民营经济部门的发展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因此民间融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地方政府的默认。具体表现是地方政府在未经官方金融的许可下明确支持部分民间金融的发展,例如农村基金会1990年代刚成立时,温州市体改委批准11家,农委批准2家,其他机构批准2家;当农村合作基金会出现问题时,金融部门是先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才进行清理整顿;而当非正规金融部门的存在和发展在利益观上与官方金融结构存在冲突时,地方政府选择的是默认,民营经济部门因此获得体制外的增长。
事实上,在推动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重要的是政府部门不要走到直接干预的旧模式中去,不要在改革或发展的方向上事先确定孰好孰坏、规定某种资本参股而干预其选择自营金融的自主取向,而应该在规范化的管理设计中释放空间,让市场机制在民间资本市场的发展中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这也许是真正能够促进金融深化、金融资源合理配置以及推动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正确举措。#p#分页标题#e#
注释:
① 统计数据参见2001年《温州统计分析》第三期。
② 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1973),上海三联书店, 1988年版(中译本)。
参考文献
张杰:《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史晋川:《市场深化中民间金融的兴起》,《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王晋斌:《金融控制、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刘伟、黄桂田:《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侧重点:产权结构还是市场结构》,《经济研究》2002年第8期。
李元华:《温州民间融资及开放性资本市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田江海:《投资主体多元化与形式多样化》,中国财经出版社,1993年版。
艾伦:《数理经济学》上、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
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秩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中译本,上海联书店,1997年版。
Asle Kunt and Harry Huizinga ,2000:“Financial Struc-ture and Bank Profitability”,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Fry, Maxwell j•, 1995:Money, Interest and Bank-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second edi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