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风险作为典型的经济风险与一定的经济环境密不可分，研究中国的金l融风险，除了应关注银行的内控机制之外，还必须关注与市场失灵有关的影响银行风险的外部性问题，关注中国国有银行与国外完全不同的经营环境，关注微观企业制度状况，关注中国金融业经营环境演进过程的时滞效应。要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银行治理结构的同时，关注和加快配套体制改革，力口快政府职能转换，加快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进一步改善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运行环境。
关健词:金融风险 制度环境 政府职能 外部性
经济学上的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的影响。当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而对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又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时产生了外部性(extemolity)“(曼昆((经济学原理》2001北京大学出版社)。MeadejamesE认为:‘’外部经济(或不经济)是这样一种事件它将可察觉的利益(或可察觉的损失)加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这个(些)人并没有完全赞同直接或间接导致该事件的决策’‘(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会计毕业论文2003中国发展出版社)。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
一文中指出.外部性问题具有相互性。银行不良资产是一系列复杂经济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内部控制过程，特别是在中国特定的体制环境下。如果认为银行自己就能控制决定资产质量的所有因素那就把风险管理问题简单化了。
银行风险中的不可控外部因素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
在银行面对的几大类风险中，像市场变化或经济转型或第三者行为引起的一些风险是银行自身难以控制的。这些成本实际上是一种社会风险成本或影子风险成本。在中国这种与银行经营环境密切相关的风险成本表现极为典型。
中国国有银行的经营环境与国外完全不同，“与政府的利害关系牵扯极深且表现得相当复杂‘’(张杰经济研究2004)。尽管通过近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已取得巨大进展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这个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政府干预经济，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搏弈(周小川《新金融》2004.8)都将产生一些经济波动而银行的内控体系对此波动带来的损失是难以发挥作用的。人们注意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的五次宏观经济调控几乎都与政府的经济行为有关。在前四次的投资过热和最近这次投资过热中几乎都能看到政府作为的影子，而这几乎都对银行的资产质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银行的项目是由计委的本本决定的。转型期，各级地方政府也一直通过自己持有或控股的国有企业或通过当地的民营企业或对当地银行施加影响来推动各地经济的增长。政府引导投资的行为常常导致一些非理性后果，例如此轮调控中的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和过滥的土地开发区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高能耗低产出、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由于经济增长的资金压力主要集中在银行身上故中国银行业的风险与政府不当行为带来的经济风险具有高度的同步性。由于长期形成的政府与银行这种复杂关系政府还常常要求银行承担或分担一些社会安定的成本如继续支持困难企业、放弃抵押优先清偿权等帮助维护社会稳定.尽管这些成本与银行的责任无关。#p#分页标题#e#
政府行为影响银行风险的问题早已引起注意。1996年通过的贷款通则以法律形式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强令银行发放贷款但至今为止法律无法禁止政府将可察觉的利益(或可察觉的损失)加于银行而银行并没有完全赞同直接或间接导致该事件的决策，即法律无法禁止政府行为对银行经营所产生的负面外部影响。此轮宏观调控我们又看到政府行为导致银行风险的新例子，不管是行政命令发放贷款还是行政命令收回贷款形式有所不同但特征基本一样.即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最终几乎总与政府行为有关。当然，政府对金融的关注和支持有时也会产生一些正面的溢出效应但政府行为对银行经营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是一直存在和难以忽视的。
外部性与搭便车和公共品有关。经济学上的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而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收益)的行为‘’(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2003中国发展出版社)。淮河的严重污染是因为干净的河水收益权或剩余索偿权无法像行政区域那样界定上游企业搭便车造成的环境污染成本势必总是由下游企业承担这种负外部性与产权界定不清有关。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各级政府享有管制经济发展的权利而并不承担经济失效义务享受银行融资功能对经济的支持效益而并不对银行由此产生的不良资产承担责任。各级政府习惯于把银行对经济的支持功能看作自己可随意运用和管理的公共品，把老百姓的储蓄看成是国家的资金这样政府职能界定上的问题产生了搭便车的需求国有银行的存在提供了各级政府搭便车的条件。这种行为造成的负外部性已为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所证实。分析表明，在中国各国有商业银行历史沉淀的不良资产中大部分是这种性质的成本而这种成本与银行内部管理是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在90年代或90年代以前，银行业形成的大量不良贷款大约有30%来自各级政府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干预大约有30%的不良资产是为支持国有企业所造成的。另外大约有10%来自地方的行政环境和司法执法环境。也有10%来自国家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另外大约有20%左右的不良资产是来自于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或机制问题”(周小川北京国际金融论坛20045)。很多人把中国的金融风险归结于间接融资结构问题，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职能的合理界定问题。
市场所起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市场能做什么而且取决于市场被允许做什么‘’(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200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虽然中国已经对计划经济下政府的职能做了不少调整但是对以后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做什么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讨论‘’(黄佩华《比较》第12辑2。。4中信出版社)。经验表明，用行政手段扭曲市场行为的职能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具有负外部性特征。只要政府职能没有转变或这种搭便车情况不改变.政府就仍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市场各方的经济行为并让企业或银行为其造成的后果买单。’‘在行政干预情况下本身一个正常的企业可能变成还不了贷款的违约企业。这种违约不仅仅是市场自身的风险引起的违约”(周小川北京国际金融论坛2004.#p#分页标题#e#
5)。中央政府最近两次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政府过去行为造成的社会风险成本并为此买单。但如果对今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没有新的讨论和界定那么在解决老的历史包袱之后仍可能会产生新的包袱，中国金融业风险的负外部性问题也就难以彻底解决。
研究中国金融风险问题，必须关注这种与国外不同的制度环境必须关注政府干预经济职能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和对长期金融风险的影响。离开中国金融企业的经营环境是很难理解中国银行业的有限经营理性问题的，更不可能找到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的正确路径。
一个国家金融资产的状况与微观企业制度状况密切相关。
一个经济中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与采用何种银行制度弱相关而与企业制度强相关。…决定一种银行体制是否有效率的关键是其资产状况.而银行的资产状况又直接取决于微观经济部门对待银行贷款的态度”(张杰经济研究2。。4)。林毅夫也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许多体制性问题实质上都根源于国有企业问题”(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海2004)。王松奇博士认为，无论商业银行在治理结构、运营机制及财务状况方面出现怎样明显的改善，都不能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商业银行并不能对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金融时报2004.8)。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的独立经营活动包括它们对信用的看法都对银行的经营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几乎主要与国有企业的普遍困难和它们对银行信用的态度有关。不管是国营体制还是民营体制或是混和经营体制只要中国的企业制度不能为中国企业提供强有力的生命力中国的银行业是不可能保持良好资产质量的。近几年，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去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IMD)公布的2004年全球竞争力排名表中浙江名列19，超过中国全国的24名(亚洲新闻网2004.9.6)。浙江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民营企业的活力与信用它为浙江各银行相对良好的资产质量创造了条件。实际上浙江的兴旺与东北的困难并不完全取决于银行内部的管理，东北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营普遍困难和民营经济发展缓慢是东北地区银行资产质量难以改善的真正原因。
企业质量不能简单地以国企民企划分.但企业经营质量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银行资产质量。“商业银行减少未来的不良资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贷款客户的自身改革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在有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它们的企业素质比较高.
社会诚信度比较高所以就可能导致不良率比较低“(周小川2004.5北京第七届中国经济高峰会)。经济增长历史证实，企业制度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的质量与速度并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即增加银行的福利或减少这种福利增加银行的风险或减少这种风险。最近三年媒体不断披露了一些企业作假、经营困难被长期隐瞒、上市公司严重违规经营等问题这些问题企业给银行资产带来极大风险。只要中国企业的治理结构或经营理念不改变，银行的资产风险就难以消除。#p#分页标题#e#
中国的企业制度中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远高于国外企业的股本债务比例问题。周小川认为，‘’在流动性资金与GDP的关系上中国处于特别高的状况。股本债务比例严重失调蕴涵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再论中国经济的股本债务比例关系》新金融2004.8)。负债率高流动资金主要靠银行贷款这种状况既有历史原因也有资本市场原因，但中国企业的这种负债状况极易受经济周期影响也极易波及银行。
中国金融改革二十年的教训表明，不能离开微观企业制度的状况来看待银行资产质量状况不能仅就银行内控程度本身来研究金融风险问题。否则，不仅不能解决或控制金融风险问题而且将会支付相当高的额外风险防范成本。
中国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同中国经济制度的演进一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任何改革都存在时滞效应，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过程，任何忽略或超越历史局限条件的做法都是不对的。
影响金融风险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是法制环境。随着中国法制精神和法制文化的深入执法体系的完善和法规的健全以及银行产权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和逐步转换，影响中国金融风险的法制环境将会改变但这个过程并不会一夜之间就对银行的经营行为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暴露的许多新问题或许多交织的矛盾或一些罪与非罪的界定只能按法制精神和实际效果逐步解决。这些解决尝试都在经受实践检验并根据社会效果调整法制体系改革的效应存在时滞法制环境只能逐步完善。
社会信用环境也是如此。’‘中国银行业现在的危局，恰恰是社会诚信丧失的浓缩“(钟伟文汇报20048.28)。社会诚信的丧失很快社会诚信的恢复则很慢。往往只有当社会诚信丧失的危害使更多的人惊然的时候人们才会下决心采取各种措施制止社会诚信的沉沦。经济增长本身会产生一种促使信用文化回归的力量但需要时间。信用环境的修复与改善会对银行的经营产生积极作用但不会是一个很快的过程。
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以及作为第三风险支柱的社会监督的作用也会对银行适应风险环境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奈特说过市场经济的实质不是风险而是不确定性。从本质上说，银行不良资产源自银行与企业风险信息掌握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与市场的不完全性有关。”不成熟市场经济的这种不完全性不是市场不完全而是我们对市场的认识不完全“(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2。。4北大出版社)。近一年发生的诸如农凯、铁本、德隆等使一些金融机构陷入被动的案例反映中国金融机构对很多民营企业的运营规则、资金调度方式以及真实财务状况还不熟悉、不清楚.对转轨市场的风险认识还不完全。这种风险识别能力薄弱的状况有自身原因但也有社会中介的作用和技术手段的支持程度等原因，特别是社会监督方面的原因而这些问题是银行自身无法解决的。经验证明.#p#分页标题#e#
在社会诚信缺失情况下有效的社会监督力量尤显重要。会计事务所等部门能否不做假账并帮助银行有效识别假账，社会资信体系能否掌握和及时提供社会信用特别是社会舆论能否提供有力的信誉监督氛围这对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外银行的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社会中介组织支持，技术外包已非常普遍而我们很多银行仍在走自己开发的老路。受信息科技投资的强度和整个国家的信息科技发展和运用水平所限银行业的风险控制还不能得到外部社会力量的有效支持技术溢出效应体现得并不普遍。现在我们很多银行至今没有建立关于客户全面、连续、动态的风险信息处理、分析系统，至今无法及时界定区分某些企业集团的关联企业边界或关联交易无法识别以及自动进行风险提示，这些问题都与社会信息技术支持能力或保障程度有关。
诺斯曾经说过，制度是社会的激励机制。金融风险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激励结果，是社会经济制度构成的银行经营环境激励的结果。这种由政府职能、企业制度包括银行制度、法制环境与信用环境以及社会舆论构成的激励环境对银行的风险控制发挥重要的作用并需要时间来改变。看不到这种制度环境对银行风险控制的影响看不到这种制度环境演进过程中的时滞效应，急于求成不仅不能解决长期沉淀的金融风险而且只会事倍功半。
这几年我们在中国金融风险的控制上大量学习借鉴西方银行的经验是必要的。但离开中国现有经济环境和实际情况简单地将西方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式或经验直接诊断移植到中国银行体系上来的效果并不会很好。
此轮宏观调控之前信贷增长过快。很多专家都注意到这与近几年的银行绩效考核方式有关。如林毅夫认为”银行放贷冲动问题的根源在于考核制度’‘。为什么明知不良资产余额的下降在微观企业制度状况没有明显改变之前不可能迅速下降，但仍坚持每年下降3一4个百分点的任期责任考核要求2为什么明知银行每年自我消化历史包袱的数额受客户经营状况和银行自身赢利能力制约不可能大幅提高，但仍然提出较高的考核目标了这些偏离实际的要求迫使基层人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通过尽力放款做大分母来完成不良率控制目标.致使信贷出现反常的高速增长。’‘这几年信贷的高速增长和银行贷大、贷长、贷垄断这种现象，其根源可能与近几年我们将降低不良率作为银行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工作要求或压力有关“(周路《新金融》
2004)。考核制度上的问题同时加剧了干部的短期行为。为了避免承担个人责任，一些银行’‘紧跟政府，与市俱进“因为即使政府鼓励支持的项目出了问题个人也没有什么责任这进一步放大了一些政府盲目决策的错误和非理性经济行为。#p#分页标题#e#
责任考核制度上反映的问题实际上与我们解决金融风险的急躁情绪或短期行为有关与我们忽略影响金融风险的外部性因素有关。正是这种不适当的考核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层银行的正常行为选择模式改变了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信号做出正确反应的机制。如，很多银行贷长不贷短，贷大不贷小重量不重质重外不重内。这些问题吹大了一些地方的经济泡沫加剧了环境污染、资源紧缺与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目标的矛盾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不良资产。
应该承认这些年我们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风险的认识不够充分对解决这个问题的长期性、系统性、制度性的认识估计不足，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准备也不够。
笔者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在加快金融体会计毕业论文制改革完善银行治理结构的同时必须关注和加快配套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加快企业制度改革，进一步改善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运行环境。如果在银行治理的基础方面不能获得长期持续的进展银行控制风险的任何努力都将成效有限。
第一必须在重新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加快转化政府职能。仅用贷款通则规定政府与银行的关系不够还应立法规定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边界。政府应创造发展环境而不应直接参与发展。政府应该提供宏观信息影响企业投资预期而不是直接参与交易活动。政府应让市场引导投资而不是自己直接干预投资。在目前中国的转轨阶段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管制方式的影子。政府行为方式转变了中国金融风险的性质也会改变。
第二，加快企业制度的改革。必须坚定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快混合经济的发展引导民营企业治理机制的优化.使中国出现一大批真正优秀的企业群体和优秀的企业家群体努力构建使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的企业基础。不要争论国资流失或不流失只要有利于增强中国企业竞争力和活力的改革就应尝试，只要有利促使中国企业制度健康发展的政策就应坚持。
第三，金融的稳定需要全社会参与，必须努力创造金融业安全的经营环境包括法制环境和信用环境。加快整个社会征信体系的发展加快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加强媒体舆论的监督作用，创造良好的诚信环境。
第四继续加快金融业自身的改革，包括产权制度改革和内部治理方式的转变与外部环境的改变积极互动。
中国金融业的金融风险问题既是全球金融风险的一个部分，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问题。认真研究探索影响金融风险的外部性因素，关注这些因素的作用条件通过综合改革的思路予以化解将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和解决金融风险问题。如果解决得好不仅对中国经济增长将发挥极大推动作用而且对转轨经济国家提供有益启示对解决全球金融风险提供经验。#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