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论文哪里有？本文采用SBM-DEA超效率模型，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和历史数据可得性，选择工业资本存量、工业劳动力投入和工业能源投入为投入指标，以2004年不变价格的实际地区工业生产总值GDP为期望产出，以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测算出中国工业能源利用效率。
1 绪论
1.4 研究创新
学者们对环境规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开展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用，而本文的研究创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有关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文献中，大多数学者研究的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减排效应（张婕，2022；张彩江，2021；吴茵茵，2021），少数文献研究其能源效应（刘海英，2021）。工业作为能耗消耗最大的部门，鲜有文献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工业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因此，本文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的试行为研究视角，研究其对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是对现有文献的补充和拓展。
（2）关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能源利用效率的促进效应，多数学者都是通过理论分析阐述其影响效应（Tan X，2022；李响，2022）。本文首先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推演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其次，通过梳理大量文献，厘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影响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传导机制，为各城市提高工业能源利用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3）关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能源效率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是选择省级面板数据（Zhang X，2021；朱金鹤，2022），本文从城市层面出发，运用DID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后续对样本进行分组，从区域和市场化异质性进行讨论，研究结论为碳市场的全面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
3 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3.1 理论依据
3.1.1 波特假说
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规制会导致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增加，从而挤占技术创新的研发成本，不利于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然而，哈佛教授Porter（1991）提出的“波特假说”认为，适配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会抵消企业的治污成本，从而达到提升企业能效提升的目的。在此基础上，Porter & Linde（1995）进一步探讨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并提出了“创新补偿效应”和“先发优势效应”的概念。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一种环境规制政策，旨在通过市场机制控制企业的碳排放，促进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生产流程改进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波特假说中的“创新补偿效应”和“过程补偿效应”也可以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中得到体现。企业需要购买足够的碳排放权来实现生产和经营活动，因此碳排放权的价格会随着市场供需变化而波动。这种市场机制激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流程改进来降低碳排放，从而减少碳排放成本并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此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还可以促进企业的“先发优势效应”，激励企业在碳排放较高的地区进行技术创新和生产流程改进，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竞争优势。
在环境规制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推动下，企业也可以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改进生产流程来实现更多的“创新补偿效应”和“过程补偿效应”，从而提高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企业的影响既包括成本上升，也包括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益的提升。企业应该积极响应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5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工业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实证研究设计
5.1.1 模型构建
2011年10月29日，按照政府在气候变化应对工作上制定的总体战略布局的相关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专门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其中，在全国七个试点中，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率先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交易。考虑到政策最先开展交易是在2013年，同时结合政策实施可能出现的滞后性，本文实证检验决定取这一年作为实施时间，在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划分上，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试点省（市）的地级市作为模型实验组，其余的地级市作为控制组，通过观测两个分组之间的差距从而得出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以2013年作为基准年，将2004—2012年设置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政策出台前时期，2013—2018年设置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政策的执行年份。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DID）估计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效果。
5.2 基准回归分析
作为我国减排政策的一项重要实践和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当前改善污染环境和提升能源效率的关键举措之一。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执行效果，以及其对城市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本文首先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进行评估，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5.1）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表5.3所示。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6.2 政策建议
近年来，碳排放成为全球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降低碳排放和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已被多个国家采用。然而，中国的碳减排和能源效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亟需加强碳管理和能源控制。本文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工业能源效率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上述结论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快和深化全国范围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当前，我国的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刚刚启动，需要进一步拓宽行业覆盖范围，增加交易主体类型和交易品种，以多维度增强市场活力。同时，需要密切关注钢铁、石化、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的碳排放情况，掌握其环保底线，为这些行业进入国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好准备，促进这些高排放行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并推动实现绿色低碳能源消费目标。此外，全国市场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还有待完善。例如，亟须颁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规定》，亟须完善碳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制度，亟须建立碳历史数据库。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任务包括前期科学审批配额、中期维护市场有序运行、建立相应奖惩制度、有效监管、后期检查等。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配套机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才能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把握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化性质，强调市场与政府的协调作用。高度市场化可以显著增强碳排放交易体系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的作用。因此，协调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至关重要。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中，应合理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努力形成市场与政府的相辅相成和有机统一。这样的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将为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运行提供保障，推动市场建设的公平、公开、公正。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