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明时期基本上继承元朝的疆域，在元代经营管理的基础上，重视内地地区经济发展普遍共性的学习，充分认清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传承性与民族特殊性，全面把握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注重形式不一的多方统治策略,整体考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教育等层面的互动，实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使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关系进一步加强，地区经济的到全面发展。
第 1 章 绪论
1.2 研究综述
明承元启清，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较长的朝代之一。中国古代社会经历长期而艰难的跋涉，终于在明代后期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明代后期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的起点。①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呈现新的特点：体现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层面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转变、作用于城乡社会阶级关系的演变以及政治矛盾的加剧等，诸如此类都具有历史的独特性，蕴涵着极为深刻的内容。因此，对特殊背景下明代区域经济史深入研究，特别对明代分阶段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则更有助于深入细致地了解中国阶段性国情，且对区域性的现实发展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明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广泛涵盖财政史、工业史、矿业史、货币史、经济制度史、经济结构变迁史、商业史等诸多方面，但多是对于明代社会的回温。廓清到社会转型背景下明后期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史分门别类的研究却缺少实证。
（1）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Matsuura Akira 表明社会经济研究与明王朝的沿海运输存在明确关系。提出明后期海禁政策缓和，海外市场活跃，经济有效发展，确立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②James Z Lee 探究明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发展问题，透过西南地区对外通道的旅行时间差异，探究其与明政府间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研究明后期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提供借鉴。③Jane Humphries 和 Benjamin Schneider 研究欧洲工业革命及技术变革，收集关于纺纱机生产和工资的大型数据，同时对手工业者的生产总能力进行描述，证实生产效率与收入间的关系，客观上为研究经济的产出提供方法。①JaneHumphries 和 Jacob Weisdorf 认为固有实际工资计量方法存在根本问题，提出按年度合同雇用的工资方案，为研究明后期经济发展中人均工资收入部分给出建议。②Jane Humphries 和 Benjamin Schneider 用 16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生产率和工资的证据，量化英国早期纺织业工人的工作、生活，客观评价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和燃料的高成本激励创新和新技术采用，为研究明后期工业的投入与产出给出指导。
第 3 章 明后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投入要素
3.1 人口与劳动力
3.1.1 制度变迁与人口数据
探究历史时期人口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人口数据的实质，是以统计制度与人口调查的情况为着力点，侧重可靠性人口数语的选取，是辩证分析的过程。明代调查与统计“籍户口”的方式，先后经历“户帖”的建立、黄册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到最终里甲的编制阶段。但因制度本身职能的转变、制度执行的不力等因素，明代的户口调查及人口登记往往受制于时、地、人，对此，需认清其特殊性，以避免偏离现实。搜集众史料发现，有明一代的历史典籍中涵盖有诸多人口方面的记载和其它相关文字的记录。
3.1.2 人口状况
断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隶属于民族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研究地区经济问题的关键是要明确主体性，再以理性的辨析，探求矛盾的解决。所谓主体就是有意识的劳动者。许檀《清代山东的家庭规模与结构》一文中明确指出：“人口问题，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本内容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弄清人口和耕地的状况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研究的起点。”同时更加强调：人口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人口总数的考察，还应该包含更泛的内容，人口的地域分布及其发展变化，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人口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职业构成等，均是经济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3.1.2.1 人口数量
有意识的劳动者是民族经济学的主体。适度的人口增长有效的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
1.明后期大理地区的人口状况
如前所述，进入明代中后期以后，人口调查统计制度出现种种弊端，户口的漏登更加严重，官方统计数据殊不可解。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人口，面临着数据资料上的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地方志并不完全的官方人口记录和其它相关记载窥见大理地区人口发展的轨迹。现在将这些史籍中记载的云南与全国户口数字整理如表，为方便比较，将洪武年间数字一并列出。
第 5 章 明后期大理地区的对外贸易
5.1.1 对外贸易的基础和条件
对外贸易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元明以后，云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渐次接近中原内地水平，物产更为丰富，民众生产生活水准的提高，对外经济的交流交往日见重要。
5.1.1.1 对外贸易的经济基础
社会发展至明时期，在屯田发展、水利建设、技术文化创新等投入力度逐步加大的前提下，大理地区的社会经济得以进步与繁荣。一系列新因素的出现，为对外贸易的展开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助力其发展。
首先，就屯田而言，至后期其相关的政策措施、屯垦规模、影响程度等都远胜前代。史载：鉴于大理地区矿产资源丰富、销售市场佳等的吸引力，其时众多富商巨贾纷纷募民前往屯垦以换国家盐引取利；
其次，水利兴修层面，有明一代，政府修建的各类水利基础设施遍及各府州县。其时，较大型的工程主要分布在太和县(今大理市)、赵州(今大理凤仪等地)、云南县(今祥云县)、浪穹县(今洱源县)、鹤庆州、腾越州(今腾冲县)、保山（今隆阳区）等等地区。①此数据足以反映出，明时期大理地区对水利建设的看重。而水利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最后，技术、文化发展方面，边疆开发建设的大力推动，加大了内地与边疆地区间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了文化等的交融与碰撞，实现了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等层面的深刻变革。马曜先生曾说，若把云南地方志的记载与《天工开物》的记载相比较，可以看出明代云南很多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全国水平。事实的确如此，云南同内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步缩小的。
第 7 章 明后期大理地区的财政与金融
7.1 财政收入与支出
7.1.1 财政收入
探索明后期大理地区的财政收入具体状况，势必要基于明后期全国财政收入整体发展的态势进行研究。明后期的财政收入状况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税种与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的来源于税收所得。明后期，税种较多、税赋严重，但其中大部分是后期临时加派的杂税、科征等，其主要税种有三项：田赋、商税与各类徭役。其赋税结构极其复杂，因地而行，因时而变。
2.赋税的蠲免
明后期，赋税分配不合理倾向明显，地区轻重之分突出且赋税拖欠情况显著。
3.赋税收入的管理分配
从制度上来讲，税种更多为中央税，地方税占比较小。明后期大理地区财政主要由田赋、杂税、经费等方面组成。田赋与杂税是财政的主要来源。它们反映着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关系或封建社会的租佃关系。本节选取 3 种主要的税种形式，阐述大理地区明后期的财政收入状况，以厘清其发展脉络及其规律为主线，探索其丰富的内容和突出的特点。7.1.1.1 田赋
与土地伴随的，即是以土地为基础的赋税制度，古代王朝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即是土地，大理地区由于地处边疆，长期没有固定而统一的纳税亩积与征税标准，至元明清时期，才进一步得到规范和统一。从长期征税历程来看，其农业赋税负担不断加重，这间接表明中央王朝加强对其控制的历程。
第 8 章 结论
8.1.1 明后期全国经济发展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明后期社会经济呈现全面之势，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产关系呈现深刻变革之势。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显著特征，由古代社会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是经济体制变革的走向。①明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与综合国力较当时的西欧有过之无不及。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虽有早、晚、快、慢之别，但其走向都是由古代向近代转型、过渡。且明代中国幅员广大，社会经济的上呈现升趋势时，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具体来讲，明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变革主要体现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等几个方面。此外，基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众多新因素的共同作用，新旧混合的多元化趋势在明后期社会凸显。但新旧因素对比明显，社会转型受到阻碍。故而，不仅转型的速度被减缓，转型的进程也出现曲折。
8.1.2 明后期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
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明时期基本上继承元朝的疆域，在元代经营管理的基础上，重视内地地区经济发展普遍共性的学习，充分认清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传承性与民族特殊性，全面把握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注重形式不一的多方统治策略,整体考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教育等层面的互动，实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使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关系进一步加强，地区经济的到全面发展。
8.1.3 明后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
明后期大理地区与中央关系整合处于重要时期。区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皆纳入全国大一统之内。基于地方特征而实行区别性统治方式带动了大理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