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哪里有？本文通过对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潜力进行测算和趋势预测，本文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自 1998 年以来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大分解项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我国并未形成长期稳定且有效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的来源，这与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不谋而合。而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样本期内总体呈现出 U 型，党中央强调要积极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共享”发展理念相契合的社会成果和与“绿色”发展理念相契合的生态成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出台的教育、医疗、工业排放标准等政策和法律法规共同拉动经济发展质量。
第一章 绪论
1.2.3 可能的创新之处
（1）纳入经济发展的社会与生态成果
现有文献对经济发展潜力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增长潜力的理论内涵界定以及对潜在产出的估算，且传统意义上的潜力估算多以要素投入的多寡作为潜在产出的增长点。如卡尔多（1954）就将宏观经济增长过程归结于三大因素：人口增长带来的劳动力红利、技术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以及长足的资本积累。本文除了从传统要素增长的角度对经济发展质量潜力进行考量之外，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构建含有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面、与“共享”发展理念相契合的社会成果和与“绿色”发展理念相契合的生态成果三个维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合理测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壮丽 40 载所取得的教育、医疗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发展社会成果和防治资源枯竭、进行污染治理的发展生态成果予以重视，其中社会成果与“共享”发展理念、生态成果与“绿色”发展理念所契合。
（2）剥离短期冲击和长期宏观趋势项
新古典主义认为宏观经济增长过程整体可约减为两个部分：一是经济体在长样本期内不可避免经受的各种短期经济冲击，二是长期宏观趋势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实际经济体的发展质量波动结果中提取其趋势项作为经济发展质量潜力。本文依据这一思想将长期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周期的冲击因素对经济体的影响分开，利用 HP 滤波分析方法对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进行处理，得到趋势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分解项，具体地说，采用趋势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表征经济发展质量程度，采用趋势技术进步表征创新驱动，在测算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项后，使用 HP 滤波进行统计趋势分解，得到趋势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和趋势技术进步、趋势技术效率和趋势规模效率，以此计算经济发展质量潜力以保证长期宏观趋势项对本文测度和分析结果的解释力。
第三章 经济发展质量潜力的内涵界定与研究方法选择
3.1 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潜力内涵界定
对经济增长潜力和潜在产出的研究以萨缪尔森（1948）为首，他将经济增长潜力界定为一国以该经济体的人口和技术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为前提，所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而奥肯（1962）则另辟蹊径，从市场和价格的视角出发，并首次将失业率纳入经济增长潜力的内涵界定框架提出，一个经济体在市场自由和价格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以失业率稳定在 4%为基础所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则定义为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潜力。无独有偶，布兰查德（2000）提出在经济体处于自然失业率即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以其他资源均得到充分利用为基础，所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称为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潜力。斯蒂格利茨（1997）进一步提出一个经济体中所有资源均得到充分利用时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等于其经济增长潜力。
现有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采用潜在产出来表征经济增长潜力，潜在产出的理论内涵界定早已十分成熟，奥肯（1962）提出经济处于合理稳定的价格下，以现有的资本和劳动力状况在某种理想状态时的总体产出水平记为潜在产出水平，实际产出总是围绕潜在产出上下波动。基于理论经济学界对潜在产出内涵界定的公认程度，本文明晰经济发展质量潜力的定义为在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充分就业条件下，经济体所能取得的最优化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成果。由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实际经济发展质量围绕潜在经济发展质量上下波动。经济理论预测经济增长会出现趋同，但是现实中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由于经济发展质量比经济增长包含的维度更加广泛，囊括了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面、经济发展质量的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质量有可能会出现条件收敛的现象。本文的研究发现，各省技术进步趋势项或经济发展质量趋势项任意维度的单一增长，并不能说明省份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质量潜力，只有当二者协同发展时才能表明该省潜力较高。这也从侧面说明我国省级经济发展质量可能会出现条件收敛，即具有相同发展条件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才能趋同。
第五章 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潜力趋势预测
5.1 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潜力核密度估计结果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潜力趋势的估算，和时间维度高度相关。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宏观基本面时时在发生变化，所以对于经济发展质量潜力的测算也时时需要基于新形势新情况进行新估算，因此首先需要明确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潜力的具体分布特征。
现有研究中在给定样本点的前提条件下完成对预测模型的构建主要包括两种方法，即参数估计法和非参数估计法。其中参数估计法往往需要对模型进行一定程度的先验假定和对参数进行具体设置。但是经验和实践表明参数估计法中对模型进行的先验假定往往与实际数据差距较大，因此本文采用非参数估计法中的核密度估计法建立预测模型。由于该方法不对模型参数进行具体假定，只是生成连续密度函数对数据分布形态进行具体刻画，从样本出发建立预测模型，因此核密度估计方法的描述函数是有效的。
核密度估计方法不同于参数估计方法，无需对模型进行具体假定，不需要利用数据先验分布的相关知识，不对模型参数进行具体假定，只是生成连续密度函数对数据分布形态进行具体刻画，从样本出发建立预测模型，但核密度估计方法对带宽选择极为敏感，而带宽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核密度估计结果中连续密度函数的估计精度和平滑程度。带宽选择越小，核密度函数的估计精度和模型图的函数曲线越平滑；反之带宽选择越大，核密度函数的估计精度和连续密度函数曲线的平滑程度越低。因此为提高估计精度和核密度函数曲线的平滑度，本文令带宽ℎ = 0.001，估计结果如图 6 所示。
5.2 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潜力马尔科夫链预测结果
核密度估计是对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潜力分布形态进行刻画，但未能反映其动态演进规律，而马尔可夫链预测可以有效刻画动态转移特征。
整体而言，在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潜力的平均转移概率矩阵中，对角线上的元素和非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并未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这意味着我国目前形成的经济发展质量潜力格局并不稳定，其中对角线元素两端概率稍大，表明经济发展质量潜力较低和较高的省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潜力格局，中低和中高潜力水平的省区保持原有状态的概率较小。从矩阵列元素来看，处于状态 2，即技术进步在均值之上，但经济发展质量在均值之下的状态对各省区最为有利，回落概率最小为 3%，有 36%的概率保持原有的中低水平状态以及 59%的概率跨越两个状态升至经济发展质量高潜力水平。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正向拉动作用。处于经济发展质量潜力高水平或中高水平的省区均极易回落至低水平状态，概率分别为 56%和 42%。非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不为 0，但对角线两侧的概率较小，这意味着在连续两年期内转移大多跨越状态而非在相邻状态中发生，技术进步更容易形成经济发展质量潜力的跨越式提升。
第六章 结论政策建议
6.1 主要结论
现阶段我国已经步入经济新常态，伴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条件在发展中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单一维度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多维度要求，无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省际之间的长足发展依赖于多维度目标下的经济发展质量潜力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潜在产出。本文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起点，首先对经济发展质量潜力的理论内涵进行界定，随后分别对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和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进行测算，其中全要素生产率采用非参数估计方法中的 DEA-Malmquist 指数进行估计，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则分别从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三个方面对中国 30 个省区 1998-2018 年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算。根据二者实际测算结果对样本期内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潜力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潜力的演进与趋势特征、具体空间分布特征以及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潜力的地区类型，随后利用核密度估计法和传统马尔可夫链对中国 30 个省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潜力的分布形态和动态演进规律进行刻画，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潜力格局进行比较分析。
通过对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潜力进行测算和趋势预测，本文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自 1998 年以来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大分解项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我国并未形成长期稳定且有效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的来源，这与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不谋而合。而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样本期内总体呈现出 U 型，党中央强调要积极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共享”发展理念相契合的社会成果和与“绿色”发展理念相契合的生态成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出台的教育、医疗、工业排放标准等政策和法律法规共同拉动经济发展质量。除此之外本文明晰了省际间经济发展质量潜力的地区类型，按照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质量程度的高低与否将 30 个省区分为四组。从排名情况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并未产生强大的带动力。趋势预测结果显示，我国目前形成的经济发展质量潜力格局并不稳定，其中经济发展质量潜力较低和较高的省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潜力格局，中低和中高潜力水平的省区保持原有状态的概率较小。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正向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