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的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解决地摊经济与城市治理矛盾的方法有很多种，本文选取了公共治理的角度进行论述，还可以在以下方面继续探讨：引入评价指标和权重，对提出的公共治理体系的绩效进行进一步的数据论证，再从实际的应用中得到反馈，使这一建议得到进一步修正，更好地服务于城市治理进程。
第一章 绪论
1.2.1 国外研究
Sally Roever 和 Caroline Skinner 在《Street vendors and cities》（2016）一文中采用了参与式的方法进行调查，发现地摊小贩即使拥有执照还是要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面临挑战，并探讨了印度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和秘鲁利马(Lima)的组织模式和政策方法，在这些地方，供应商之间的集体行动产生了更创新的政策方法。作者主张进行立法改革，在法律法规的实施过程中增加透明度，并结合政治意愿来挑战更强大的利益集团对战略性城市空间的占用1。
B. Lynne Milgram 在他的文章《Reconfiguring space, mobilizing livelihood street vending, legality, and work in the Philippines》（2011）中提到菲律宾碧瑶市的街头摊贩成立自己的商贩组织，利用集体活动和在组织中担任创新领导职务，摊贩们成功地抗议了碧瑶市在 2007 年制定的禁止在中央商务区进行街头交易的规定。这些摊贩取得的法律法规上做出让步的成功使他们能够获得城市经营空间，巩固他们维持生计的途径2。
Cletus Acho-Chi 的文章《The mobile street food service practice in the urbaneconomy of Kumba, Cameron》（2002）提出流动食品服务是喀麦隆贫困城市家庭为维持和扩大生存收入基础而采取的多种生存策略之一，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特别是在当时经济危机激增的情况下。喀麦隆仍处于手工商品阶段，迫切需要一个支持性的政策环境，这可能对提高生产力、福利和收入产生积极的影响。摊贩可以获得相当于全国最低工资 405%的收入，从而为其家庭的教育、保健和生存做出贡献1。
第三章 城市地摊经济治理的背景和现状分析
3.1 城市地摊经济治理背景分析
3.1.1 古代社会地摊经济治理政策
纵观中国历史，摆摊交易这个行业的兴衰更迭、繁荣没落总是与当时统治者所推行的经济制度和对贸易行为的治理政策等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周朝的统治者并不重视对经济的统治，民间个体的家庭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机会，老百姓把手工产品拿到集市上交易，再从别的摊位上换回自己需要的产品，地摊经济蓬勃发展。 秦始皇时期搞抑商政策，大批商人及其子孙后代被迫充军，地摊经济完全失去的发展的基础。
西汉初年时期，多年战乱使得民不聊生，朝廷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给商业松绑，地摊交易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史记》中对当时经营小本生意、沿街叫卖的商贩有所记载，这些商贩社会地位不高，但实际上赚的是盆满钵满，说明了那时候个体工商业的繁荣程度。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制度较此前有了较大变化，工商业不受重视且税赋极高，还针对商人身份制定了准入机制，地摊经济逐渐趋于衰落。
唐朝时期，长安以坊市制度对工商业进行严格的管制，经商区域和居住区域界限明晰，且对什么样的商品在什么区域售卖交易也有明确规定，所以游商小贩的经营活动受到了限制。唐朝后期，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放开，许多大城市中摊贩开始摆摊售货，城市以外集市贸易也大量产生，各种市场、各类商品都进入地摊交易的范畴。再到后来，为充实国库，朝廷利用绝对的垄断介入民间市场的交易活动，与民争利，唐朝自此崩坏。
宋朝是中国古代商业最发达的朝代，没有诸多限制，小商小贩大量出现，甚至出现了夜市。政府规划摆摊位置，通过降税鼓励地摊经济。没有苛捐杂税，没有强行摊派，使得很多平民通过摆地摊做小本经营来发家致富。
第五章 城市地摊经济治理对策和地方实践
5.1 城市地摊经济治理对策
地摊经济贵在实事求是。国家在走向繁荣富强的过程中，国内的消费也在升级，从线下的便利店、超级市场到线上的各类电商平台，对地摊进行降维打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是靠包括地摊经济在内的城市“非正规经济”，它们既达不到规模也做不到产业互联。持续数月的新冠疫情并非社会常态，发展中一时的“燃眉之急”终会得到解决。
地摊经济又是社会现实，国内供给市场和消费市场结构立体，层次多元，即便在固有印象中“上不了台面”，月收入一千元的 6 亿人民就是地摊存在的基础。后疫情时期提倡地摊，不是消费者增加了从地摊买东西的需求，重点是有人需要通过地摊卖东西以维持生计。
因此对待地摊经济，不能盲目跟风、期待过高，也不能妄自菲薄、破罐破摔。以有利于城市发展和人民幸福感、获得感为前提，如果立足城市自身定位需要，允许地摊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可以构建并推行“政府部门规划服务，社会团体规范监督，专业公司统筹运营，个人主体自觉自律”的公共治理体系，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建共治。
5.1.1 政府部门做好规划服务
做好规划是提高效能、降低风险、应对问题的前提。
城市管理红线必须坚守，所以首先要做到因地制宜、划分区域、合理布局，推行分类管理。对于禁止区域，比如城市主次干道等命令禁止占道场所，只要出现私自占道和越店经营等行为一律取缔；对于严管区域，尽量引导摊贩进入市场、进入门店、进入社区，对区域规模、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制，强化后续的跟踪管理和执法；对于可引导区域，通常是附近没有商超、集贸市场的外围空地、未开发的工地、车辆通行较少的背街小巷，设置临时便民市场，对营业时间和经营范围也要限制。
5.2 城市地摊经济治理的地方实践——以太原市为例
具体到应对太原市的地摊经济问题，2021 年起太原市着力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为大环境和大背景，把改变城市面貌、提升旅游城市品位、营造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作为工作重点。关于太原市的地摊经济治理，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5.2.1 治理政策多元化
第一，由于食品加工类的摊位存在很多隐患，因此不可能发放食品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目前全太原市在街面上的食品加工类摊位只有“娘家” 早餐是合法经营，其它的都是违法违规行为。“娘家” 早餐依托的是太原双合成娘家早餐餐饮有限公司，公司运用现代理念、现代科技、现代网络和创新模式运营标准化"放心早餐"，同时帮助下岗人员再就业，既解决了太原市市民的早餐问题，又提供了就业岗位。其他企业可以借鉴“娘家”早餐的成功经验，将零散地摊向连锁化、标准化、规模化的方向打造。
第二，太原市大力推动夜间经济发展，各项管理办法要与实施方案同步进行。依据实际情况划分夜市功能区域，统筹夜食、夜购、夜娱、夜游、夜宿、夜行等多方面要素，推进夜间经济场景建设，打造更具地域特色、可持续发展的夜间产品，推出各类夜间消费节事活动、文化场所参观等活动，将城市景观照明真正打造成城市旅游资源的品牌工程，线上线下联动加强对夜经济场景和夜间产品的推介和宣传，打响“不夜龙城”的城市新名片。
第三，在国家的推动下，很多城市在发展夜间经济，但真正做到有创意、有内涵、有特色的并不多。太原有着 2500 多年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要实现急促发展就不能脱离历史。夜间项目应该以“刺激消费”为目标，“打好文化牌”、串好“点与线”，重点打造成熟商业圈、休闲娱乐圈、历史文化圈、特色餐饮圈这四大生活圈。地摊经济是一种特殊的街头文化，培植文创地摊，兴起创意市集，在传统的“吃喝玩乐”夜间消费基础上融入更多地域文化元素。
第六章 结论
地摊经济在后疫情时期重新引起广泛讨论，某种意义上，是对新时期我国城市公共治理能力、治理水平的检验和审视。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历史上、新中国成立后以及后疫情时期地摊经济和当时的政策环境的关系，分析其产生背景、存在的问题、产生的社会影响等，基于太原市的实地调查结果，借鉴国内外的先进治理经验，提出构建公共治理体系的建议。主要研究结果有以下几点：
（1）当权者推行的治理政策对地摊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
（2）推行地摊经济有很多矛盾要解决，是否发展地摊经济要立足城市对自身的发展定位。
（3）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太原市市民对地摊的存在和发展持积极态度，认为在制度的框架内可以最大程度发挥其丰富消费结构的优势。
（4）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社区、企业、地摊经营者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构建公共治理体系，可以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最大程度上发挥社会治理的效能。科学管理和引导，由驱赶向服务转变，使地摊经济带来的社会经济远远超过对城市治理的负面影响，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城市治理成果的多方共赢。
解决地摊经济与城市治理矛盾的方法有很多种，本文选取了公共治理的角度进行论述，还可以在以下方面继续探讨：引入评价指标和权重，对提出的公共治理体系的绩效进行进一步的数据论证，再从实际的应用中得到反馈，使这一建议得到进一步修正，更好地服务于城市治理进程。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