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论文哪里有？本文所选取的空间对象是”珠江-西江“流域，这一流域大部地处中国华南与西南地区；西南与越南接壤（”珠江－西江“流域的西南角有一部分在越南境内），东接珠江三角洲，汇入南海，是最为典型的”沿边沿江沿海“三沿地带，是有机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水网。”珠江-西江“贯通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五省，发源于今曲靖市（清代为曲靖府）辖内的马雄山，至今来宾市（清代为柳州府）辖内的石龙三江口为其上游，再至今梧州市（清代为梧州府）为其中游，剩余段则为下游[4]。
一、引言
（二）学术史回顾
1.清代粮价研究
（1）粮价史籍的收集与整理
粮价是反映市场状态最重要的物价指标之一，也因此，经济史学界对粮价的讨论一直颇为活跃。民国以来，清代粮价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尤以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粮价为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相较于以往朝代而言，清代自乾隆朝起形成了粮价奏报制度，且留存有大量连续可靠的历史粮价资料。
在康熙朝，黄帝对江南地区的粮价与天气雨水状况颇为关注，要求当地官员适时上报。后至雍正朝，黄帝对粮价的关注已不限于江南地区，所需奏报的省份逐渐增多。而至乾隆朝，黄帝颁旨制定粮价奏报形式，要求各省定期奏报，于是便形成一种持续的制度直至清朝灭亡。对清代粮价的研究，其实早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前后就已经开始。彼时的研究落点主要在对清代粮价史料的发掘整理上，但对于具体粮价背后所蕴含的意义的探讨则鲜有涉猎。寄萍（1921）、应奎（1922）是民国时期最早研究米价问题且发表学术著作的学者，仅是讲述历史事实，并未有深层次分析。柳诒徵（1930）从大量官私文书中整理出东晋至民国初年的江苏地区的一部分粮价数据，同时也公布了江苏各府、州奏报的粮价细册。盛俊（1937）也对乾隆朝时期的江苏地区的部分商品物价作了整理分析。与前两者注重使用官方资料不同的是，吴麟（1948）利用河北某镇商店进销货物的旧账本考究了道光年间该地的粮价情况，见微知著。学术界之外，当时的各类报纸也偶有刊登清代米价表的情况，不过所涉及年份均较短，多以五六十年为主，如《中国六十年来米价比较表》（1922）。在零零散散粮价数据见诸报端之时，汤象龙带领当时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于上个世纪 30年代耗时七年整理清代宫廷档案，其中整理抄录了道光至宣统间全国各省各府、州的 2.6万余份粮价清单并整理成册，是留给后世的一笔宝贵财富。令人欣慰的是，这份重要的粮价清单表（简称”粮价表“）由中国社科院已交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出版发行，学术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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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代”珠江-西江“流域米价变化及其动态
（一）清代”珠江-西江“流域米价数据情况
1.数据来源
正如本文在学术史回顾中所提到的，现有关于清代粮价市场与市场整合研究所使用的两套数据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撰的《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与中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王业键院士建立的”清代粮价资料库“（分别简称为”粮价表“与”粮价库“）。以罗畅（2013）、胡鹏（2016）、马国英（2020）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对两套资料的对比使用做过详尽阐述，认为两套数据所依托的数据来源相同，且数据值的一致性也较高，所以这两套数据可以互补使用。也正基于此，本文米价数据来源为以上两套数据，本文选取上述两套资料的米价数据进行整合使用，其他数据资料暂不涉及。一般的，一年的数据涵盖十二个月，每个月有米价的低价和高价，也即一年有二十四个数据，数据的表现形式如下表所示（以桂林府 1758 年至 1765 年 1-3 月米价数据为例）：
表 2 清代 1758-1765 年间 1-3 月桂林府米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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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代”珠江-西江“流域米粮市场整合与贸易
（一）清代”珠江-西江“流域的米粮市场整合程度分析
我们以 i 府（州）和 j 府（州）为例。一般来说，我们依据价格序列数据，算得 i 府（州）和 j 府（州）的相关系数，这一系数则会在-1 到 1 这一范围内波动，越靠近 1 则代表同步性越好，也即市场整合程度越高，越靠近 0 则代表同步性越差，也即市场分割程度较大，而越靠近-1 则意味着 i 府（州）和 j 府（州）的价格是负相关关系。在对清代粮价的研究中，最为典型的诸如陈春声（1990）、李中清（2012）等人则利用这一方法进行分析市场整合情况。
当然不可避免的，价格相关系数法存在一定缺陷，主要有两点。首先，价格相关系数法限定的是同方向变动，而事实上，当我们计算 i 府（州）和 j 府（州）之间的相关系数时，仍旧会存在反方向变动的情况，此时有可能 i 府（州）和 j 府（州）之间与米粮的供求关系处于两端，但并不意味着 i 府（州）和 j 府（州）之间的市场是不整合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计算出负值来，极易使我们对市场整合程度做出误判。其次，有时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i 府（州）和 j 府（州）之间的整合程度较好，但这种原因很有可能与市场本身的行为无关，比如受到通货膨胀、战争、连续数年的自然灾害或瘟疫等的冲击，导致i 府（州）和 j 府（州）之间推高了米价，导致我们得出 i 府（州）和 j 府（州）之间市场整合的错误结论。对于上述两个问题，本文主要的处理方法为，在整个时段选取 1796年至 1820 年的米价数据进行分析，这一时段并没有大的战事或自然灾害发生，符合数据要求。价格相关分析是最简单的方法，只要有价格序列，就可得出两地的相关系数，把一个区域内各地的相关系数制成矩阵图，从中可查知任何二地的相关程度。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6 ”珠江-西江“流域九府（州）米价相关系数（1796-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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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珠江-西江“流域的米粮贸易
1.清代”珠江-西江“流域上、中游的米粮贸易
”珠江-西江“流域上游的云南、贵州诸府（州），其经济类型呈现出多元化形态。早就在清代，其少数民族人口众多且地域分布不均，居住环境与文化差异相较于内地而言较大。云南在西南部与缅甸接壤，南部还有老挝、越南等国，且加之历史上的多民族融合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地缘特点对其以米粮贸易为代表的贸易路线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其与缅甸、老挝、越南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极为密切，”边民互市“是日常交易形式。历史上上述国家又多为殖民地，所以商品贸易极易通过这些国家而进行转运。贵州海拔高又属山区，是个典型的”三不靠“省份，地方市场相对封闭，对外贸易也只能通过转运来进行。
正是由于这种地缘上的关系[70]，云南东北部的边缘市场更多会与四川南部的市场建立更多联系。相应的，云南东南部的边缘市场则会更多地与广西西北部市场建立更多联系。与此类似，云南南部及其西部，则会选择国外市场进行联系。贵州东部边缘市场更多地会选择与湖南西部市场建立联系。贵州南部边缘市场则更多地与广西北部市场建立联系。贵州北部边缘市场则更多地选择与四川东南部的市场进行联系。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毗邻多国（地区），清朝政权日渐稳定之后，其与邻近国家（地区）间的商品货物贸易在也随之日渐频繁。除了原有的贸易外，英、法殖民势力也趁势渗透进来，尤自 1889 年（光绪十五年）后，”珠江-西江“流域内的昆明（属云南府）继蒙自与腾越之后，设关开放，标志着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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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经由全文分析，文本从两个方面予以总结。
第一，米粮价格与市场整合情况。清代中后期”珠江-西江“流域米价稳中有进，其中，清中期米价波动整体较为稳定，米价相对可控，但清后期尤其是清朝末年，米价跳跃严重且多不可控，与时局密切相关。而对于市场整合，分流域来讲，中上游地区多在云贵高原地带，米粮生产多能自给自足，受灾年份则需要外运稻米来接济，但需求量并不大，市场整合程度较之于中下游地区相对偏低。中下游地区联系紧密，米粮市场整合程度较高，下游地区对米粮数量需要较大，多从中游地区贩运甚至从国外进口。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清代是历史上因”闭关锁国“被诟病已久的朝代，言其不开放、骄傲自大。但凡事种种，”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尽管为”天朝上国“，但其并没有堵塞粮食的进口通道，反而想着法地给进口粮食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减税免税，不一而足。可见，粮食问题事关国家维稳大局，大清国也并未掉以轻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吃“是基本，不能丢，但国家的繁荣发展与进步，光靠”吃饱“也是不行的，坐”吃“只能山空。
第二，”珠江-西江“流域的市场及其发展。同一源流又同一水系，”珠江-西江“流域流域上、中、下游的经济表现却大不相同，我们讶异于下游的炫彩夺目，却也为上游的黯然失色感到遗憾。这一现状其实早在清代便已初见端倪。各地地理环境不同，主要依赖水运，同时又兼以陆运，以最便捷的方式获取米粮。”珠江-西江“流域上游地处云贵高原，海拔较高，运输多有不便，外部商品若要进入，则要付出较大的成本，尽管与其毗邻多国，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并不高，可谓”近墨者黑“。相反，”珠江-西江“流域下游地区，较早开放通商口岸，广州尤甚，所以尽管其长期缺粮，但其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高，与西方诸国贸易往来频繁，也可谓”近朱者赤“，其米粮早就不是其发展的重心。时至今日，这种经济发展的区域内极差越来越大的趋势，或许正是其市场化全球化不断深入的结果。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