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论文范文哪里有？本文试图详细的阐述社会资本的概念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社会资本是否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作用以及作用的类型与大小，并据此提出简要的政策建议。
一、导论
（二）文献综述
1.关于内生增长的文献综述
公认的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开创性著作是 2 篇文献和 1 部专著，分别为 Romer（1990）、Grossman 和 Helpman(1993)，还有 Aghion 和 Howitt(1992)。Romer（1990）首先建立了技术内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并认为技术的进步取决于原有的技术积累和参与科研的人力资本数量，进而得出结论，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数量，并认为具有人口优势的欠发达国家能够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获益。Grossman 和Helpman(1993)系统地以专著的形式从经济增长与技术的关系、传统增长模型、商品种类的增加与质量的提升、要素积累、贸易和技术模仿等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将内生增长模型应用于分析小型开放经济和政策的转变。Aghion 和Howitt(1992)以 Schumpeter（2013）中关于创造性破坏的论述作为思想依据，建立了一个以产品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此模型中，厂商以获取垄断利润为目的进行技术研发，即创造性破坏。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研发企业的创新行为，新的研发企业如果创新成功，则能够占有原有垄断企业的垄断租金。这种创新体现在中间产品中，而最终产品是由制造部门所投入的劳动力和中间产品结合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具有很强的溢出性。以上文献的共同点是其中的模型都表明经济增长具有规模效应，即随着研发部门人数的增加，经济增长率也随之提高。
规模效应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Jones（1995）认为，经验数据表明，这种规模效应的存在性是值得商榷的。在过去的 40 年中，得益于人口的增加和研发密度的提高，发达国家的研发人员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却维持在平均水平甚至有所下降。为了解释这一现象，Jones（1995）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在此模型中不存在规模效应，长期人均增长率只取决于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并与研发补贴等政策无关。当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时，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取决于创新的增长率，而创新的增长率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但是人口增长率在此模型中是外生的，因此，Jones 将他的模型称为”半内生增长模型“。Kortum（1997）建立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搜索模型来解释研发部门所雇用的人数、专利数量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的关系。他指出，从 1953 年至 1993 年的 40 年来，美国专利授予数量曲线基本平稳，有些年份甚至还有所下降，这是由于取得技术突破的难度越来越大。为了使每年的专利授予数量保持平稳态势，企业所雇用的研发人员必须呈指数增长。此外，此模型还强调了既有知识积累对研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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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资本变量和产出变量的选择及量化
（一）社会资本变量的选择及量化
在有关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中，用何种变量来正确有效地刻画社会资本一直是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由于中国关于社会信任程度的数据长时间处于缺乏状态，若要以社会信任程度来对社会资本进行衡量，其难度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成为较为可行的一条研究路径。基于这种思想，许多研究者也都提出了自身的观点并进行了相关的论证，以求证明所选变量的合理性并在逻辑上达到自洽。其中富有代表性的就是从信息共享和相互沟通的角度来测度社会资本的经典方法。
在前文为社会资本所下的定义中我们已经提到，社会资本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由沟通所产生的信任、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共同享有的价值中。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社会资本便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沟通和交流。从这种思想出发，本文选择了邮电业务总量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变量。
邮电业务总量指以价值量形式表现的邮电通信企业为社会提供各类邮电通信服务的总数量。邮电业务量按专业分类包括函件、包件、汇票、报刊发行、邮政快件、特快专递、邮政储蓄、集邮、公众电报、用户电报、传真、长途电话、出租电路、市话无线寻呼、移动电话、分组交换数据通信、出租代维等，其计算方法为各类产品乘以相应的平均单价(不变价)之和，再加上出租电路和设备、代用户维护电话交换机和线路等的服务收入，它综合反映了一定时期内邮电业务发展的总成果。邮电业务量的计算公式为：邮电业务总量=∑(各类邮电业务量×不变单价)+出租维护及其他业务收入=邮政业务总量+电信业务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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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社会资本对内生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分析
（一）中国社会资本对内生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检验
为避免时间序列分析中时有出现的”伪回归“现象的出现，首先要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所采用的检验方法是增广迪克-富勒（ADF）和菲利普斯-佩龙（PP）检验，检验中的滞后阶数根据施瓦茨信息准则选取，检验结果见表 1。
表 1 序列平稳性的检验结果
表 1 中，变量Δ 应用的是 PP 检验，其他变量应用的是 ADF 检验。从表一可以看出，回归中的所有变量序列都是不平稳的，但是对它们取一阶差分后在进行检验，我们则有较为充分的理由拒绝原假设，由此可知，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变量。由于它们是同阶单整变量，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要求，故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已确定这些变量之间是否有协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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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资本变量的选择及量化
由于数据的缺乏，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难点，其过程往往十分复杂。本文原计划应用由焦斌龙和焦志明（2010）所估计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行回归分析，但经过尝试和不断修改后其结果依然与理论预期不符。在查阅了已有文献后，笔者发现，许多基于过往数据的实证研究都表明人力资本对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代表性的例子有张小雪和陈万明（2009）、郭晓宇（2009）等。经过分析，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实依靠的是两大优势：强势的政府主导和巨大的比较优势。所谓强势的政府主导是指政府的政策指导和引导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谓巨大的比较优势是指利用自身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承接了产业转移，大力发展了加工制造业并诞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在这一时期，尤其是本文所研究的 1978 年至 2015 年这 38 年中，中国人力资本的优势在于其庞大的数量而不是质量，故而综合了教育、预期寿命和健康状况等因素所估算出来的人力资本在回归分析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第二，正如前文所表述，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是有较大难度的，不同研究者所估算出的数值也存在一定差别。事实上，现有的人力资本的诸多估算方法中最常被研究者们使用的方法就是利用受教育年限的相关数据加权估算出人力资本。但是，这种方法有几个值得商榷之处。一是受教育年限不能简单加总，两个受过 5 年教育的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未必与一个受过 10 年教育的人相等。二是忽视了教育的质量差别，众所周知的是，属于同一教育层次的不同学校的教育质量可能差别极大，但目前研究者在估算时都回避了这个问题。三是忽视了在工作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即所谓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作用。本着审慎的研究态度，我们也不能排除由数据本身的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
第三，前文已经论证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相互交融的特征，所以，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力资本的作用。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择 1978 年至 2015 年的城乡就业人员数量作为劳动的衡量指标，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 2016》。具体数据详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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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由前文分析可知，社会资本在理论上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其前提是社会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为正。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能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物质资本每增加 1%，则产出增长 0.467%；劳动力数量每增长 1%，则产出增长 1.535%；社会资本每增长 1%，则产出增长 0.262%。
在这三种因素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最为明显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力资本的估算较为困难，本文是以城乡就业人口总数来替代人力资本的，这虽然说明从总体上看，我国巨大的人口红利仍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提醒着我们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之路依旧漫长，我们依旧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使我国摆脱科技含量低，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旧的发展模式。
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虽然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弱，但其作用依旧是正向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公民社会的不断发展，契约精神的深入人心和社会信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会不断增大。
模型中的虚拟变量从 2012 年起的值为 1，之前的值为 0，其政策含义也是较为明显的。2012 年是十八大的开局之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为促进我国经济更好地发展，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迈入了新阶段，由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的转变越来越深入。而且，不应忽视的是，新一代领导集体下重拳开展反腐工作，一大批腐败分子受到惩处，这也大大缩小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减少了经济活动的隐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率。以上这两点无疑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