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哪里有？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了解以往学者对经济发展质量测度的研究成果，辩证分析他们的成果的创新点和存在的缺陷。使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运用对比法分析在同一维度上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属性。采用锡尔系数分析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运用驱动因子法分析同一空间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质量制约因素。
1 绪论
2.1.1 国外相关研究
（1）关于经济发展质量
国外文献中，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是由国民财富的增加所致，提供人民所需要的物质并富国裕民是创造国民财富的最终目的[3]。保罗.罗森和斯坦.罗丹(1943)认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时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是经济出现了非均衡状态[4]。库兹涅茨(1971)指出，应从教育机会平等、环境质量、金融危机影响、市场经济公平公正且充分竞争四个方面衡量区域经济增长[5]。温诺.托马斯(2001)认为，全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直接与经济增长的质量相挂钩[6]。Benito(2007)特提出经济增长是更注重质量还是更注重数量的疑问，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人民福祉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目的[7]。Broner(2011)提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人的合理需求，不能以损害环境为代价来追求经济高增长[8]。Fabio（2008）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构成经济发展增长质量[9]。Barro(2002)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涵盖收入分配、环境状况、制度进步等方面的内容[10]。
（2）关于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是政府组织或民间团体在研究。世界银行（1978）为测度各国经济发展情况，从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和社会生产等角度构建指标体系[11]，世界银行（1995）又从货币尺度衡量经济发展的视角构建指标体系[1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2）构建了包括经济、环境、社会、机构四个层次组成的测度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1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提出”人类发展指数“，其中人民生活质量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方面，后来加入”人类贫困指数“，利用儿童健康状况、低收入人群数量和人均寿命等指标综合体现一个地区的贫困度[1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维度衡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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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方法选择
3.1 指标体系构建
3.1.1 指标原则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是由多数单一指标构成的整体，构建指标体系最关键部分是对指标的选择。因此，选取指标时，必须分析指标内涵和界定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做到指标的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和综合性。
3.1.2 指标选择和体系构建
第一维度：创新性。创新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本文用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两个层面来反映经济发展的创新性，投入指标为 R&D 经费投入强度、人均科技支出和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产出指标为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每万人专利授权数。
第二维度：协调性。协调性是值经济系统的要素之间以及各个系统之间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关系，通常以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和劳动力等构成。本文主要从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方面考察，产业结构指标有非农产业偏离度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城乡结构主要体现在城镇化水平。
第三维度：绿色性。经济发展或多或少会对环境带来污染，但是人类可以遵循自然规律，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次发展经济。本文从资源利用情况和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这个两个方面阐述经济发展的率性资源利用方面指标有万元 GDP 工业电耗和万元 GDP 工业能耗，其中万元 GDP 工业能耗不包括电耗。生态环境方面指标有万元 GDP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元 GDP 工业 SO2排放量和工业固体综合利用率。
第四维度：开放性。经济发展开放性是指国与国产品、资本和要素的来往关系。本文从贸易进出口情况、外资投资和旅游业情况三个方面考虑经济的开放性，贸易进出口情况用外贸依存度指标衡量；外资投资用实际利用外资企业投资额；旅游业情况包含的指标有接待国旅游外汇收入占 GDP 比重。
第五维度：共享性。经济发展共享性主要体现在收入、就业机会、医疗卫生资源、政府对社会民生扶持力度。该维度包括的指标有城镇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劳动力就业弹性系数、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人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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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特征分析
5.1 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间差异
5.1.1 总体差异分析
利用变异系数计算公式，得出2010-201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变异系数。
表 5-1 2010-2018 年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差异
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差异明显，且随着年份的增加在波动中趋于稳定，变异系数在 0.34 到 0.5 之间波动。由图 5-1 可知，2010-2018 年，变异系数最小值为 0.3488，最大值为 0.4849。从变化趋势来看，其中 2010-2011、2012-2013、2015-2018 呈下降趋势，说明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差异在缩小，主要原因是各省市重视经济的发展质量，各个省市的各个维度的指数呈现上升趋势；2011-2012 和2013-2015 趋向上升趋势，说明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差异在变大，原因在于当时多数省份以生态坏境为代价，追求 GDP 高增速，而较少数省份从多维度考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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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空间相关性分析
5.2.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计算中部地区全域自相关系数 Morans'I 指数值、方差、Z 值和 P-value 值。
表 5-3 2010-2018 年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 Moran s'I 指数值
从表 5-3 可以看出，2010-2018 年间，Moran s'I 和 Z-Score 检验都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5）。当 Z-score＞1.96 时，越大的数值，其空间正相关就越显著。从表 5-4 发现 Z-score 值大于 1.96，表明中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呈现较强的空间正相关。Moran s'I 只能说明全局特征，但不代表中部各城市的情况都是如此，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局域自相关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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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通过构建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中部地区 6 省以及 81 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测度，得出主要如下结论。（1）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除经济发展开放性指数有所下降以外，其余六个维度指数均呈现上升态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发展质量最高是湖北省，经济发展质量最低是山西省。
（2）在分维度测度了各省的发展指数，表明不同省在不同年份各维度变化情况各有差异。发现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共享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6 个维度指数均呈上升态势，波动起伏较大是有效性指数，波动起伏较小是绿色性指数，开放性指数处于下降趋势。
（3）将中国中部 81 个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分为高质量型、中质量型、低质量型和极低质量型。其中高低质量型区呈现明显城市群集聚特征，即高质量型主要集中于武汉市、长沙市、合肥市、郑州市、太原市和南昌市；极低质量型地区主要是分布在皖北、湘西、晋西和豫南。
（4）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差异明显，随着年份的增加在波动中趋于稳定；聚类差异分析发现中国中部地区 81 个城市中武汉市、郑州市、合肥市、太原市、长沙市、南昌市、马鞍山市、芜湖市在样本区间范围内基本保持稳定且处在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的城市数量呈增加趋势，第三、四层次的城市数量呈下降趋势；层次差异分析得出层次内差异小于层次间的差异。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局部空间差异特征为：热点区域分布在皖东地区，次热点集中在长江中游地带，次冷地区集中在豫北部和赣南，冷点地区分布在湘西、豫南、皖北、晋南和晋北地区。
（5）驱动因子中，创新性、共享性成为各地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推动力，安全性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偏弱。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