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论文哪里有？本文基于对已有文献的阅读和学习，学习会计理论、金融学、经济知识等多种研究成果和理论基础，再结合实际金融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形成对债券研究的思路，通过探索企业内部的战略调整来观察此行为传递给外界的信号效应，运用实证来研究对债券发行定价带来的影响，基于此，探讨在企业内外部分因素作用下这种影响被强化或弱化效应。为投资者对债券市场的认知提供帮助，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决策和信号传递选择提供参考。
第一章 绪论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企业战略调整影响因素
战略管理关系企业未来发展全局，因此国内外已有多项探讨战略调整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改变战略的路径。
（一）决策者经历与管理风格
Belenzon et al.（2019）认为 CEO 随着年龄的增长，管理理念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会渐渐倾向于选择更保守的管理方式。当 CEO 的既有任期越短，对外部信息的搜集和利用态度更开放，同时也更可能利用战略的改变来显示自己的权力，会更偏向调整战略且调整程度更大，如果 CEO 预期自己即将离任，会选择风险规避的方式保护自身财产利益，因此 CEO 的预期任期时长越短，经营的企业发生战略调整的概率更低（钟熙等，2019）。
CEO 经验也关乎企业发展，职业经历多样性会对企业战略调整造成一定影响（Grossland 等，2014；刘刚和于晓东，2015；杨林等，2020）。有研究表明，如果CEO 在事业中对其自身未来发展前景的关注程度越高，会通过寻求企业突破来提升自身声誉，愿意探索企业新的模式，会促进企业的战略调整（韵江和宁鑫，2020）。张明等（2020）研究在外界环境不同和企业绩效高低的情况下，CEO 的权力对战略调整的影响，并且不同原因促使的战略调整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同效应。探索 CEO 对于战略调整的影响，还有以薪酬为角度，当 CEO 薪水与上期相比落差较大，那么 CEO将展示自己能力的希望寄托于战略调整后可增加的业绩，因此当 CEO 的薪水降低更多，实施战略调整的可能性更大（罗昆和余敏，2021）。谷盟等（2020）发现高管的领导风格会影响战略调整的速度，高管间任务冲突的程度与战略调整速度成倒 U 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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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信号传递理论
关于信号传递的来源与含义，最早的信号传递理论起源于在劳动力市场上，将受教育程度视为一个信号，探讨信号传递的方式。信号传递理论指在市场中，不是每个个体获得的信息资源同样多，拥有更多信息、处于优势的个体会通过行为或其他形式向掌握信息量少的个体传达信息，这些行为会被赋予信号的意义，同样原本掌握信息量少的个体接收信息后也会做出相应的回应。
信号传递具有多方面影响。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掌握自身详细的信息是一个优势，企业可以利用信息的优势，以更具有可信价值的信号将高质量、真实有效的信息传递给外界，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Spence（1978）研究信号传递效应初期已经发现信号的传递可以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企业管理者可以整合内部信息资源，掌握全面的企业信息，通过发布公告等方式让外界投资者及时了解企业资本结构等信息，做出合理的投资判断。信号传递理论主要应用于利润宣告、股利宣告、融资宣告这三个方面，通过使用不同的信号模式向外界传递信息，获得融资满足企业资金需求。随着学术界的不断深入探讨，信号传递理论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包括产学研合作（刘家树和刘紫舒，2018）、企业展示的商业信用净额（江伟和曾业勤，2013）、业绩预告（吴炯和戚阳阳，2020）等信息传达的信号，以及信号传递后造成的影响也更加丰富。
信号传递理论也存在局限性和应用的限制。在金融市场中，以支付股利的行为作为信号的标志，并没有考虑到除此之外可以传递信息的方式和渠道，企业或市场的其它行为也可能向外界投资者传递新的信息。因此在前期理论建立的基础上，也有新的研究发现信号可以是政府的财政支持（杨向阳和童馨乐，2015）、审计师要求的审计费用补偿（陈效东，2017）等，甚至信号不应仅仅是企业与外界的信息博弈，还可以为学校与政府之间的信息动态交流（张文杰和周静，2019）。初期的信号传递理论适用时未考虑到市场差异的情况，细致程度有待提高，对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发展时间、不同的政策，市场的情况是变化的，信号传递理论并不能对每一个市场进行预测和解释，因此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其它理论的结合应用才能对市场问题有效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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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第一节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为验证以上假设，本文选取 2007-2019 年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公司债为初始研究样本，剔除了金融、保险类行业以及数据缺失的观测值，经过筛选得到 1501 只公司债债券。本文所使用债券特征以及承销商特征数据均取自 WIND 数据库，财务等数据来自 CSMAR 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公司发债定价（Spreads），根据周宏等（2018）和 Ghouma 等（2018）的研究方式，设定为债券到期收益率与当期相同剩余期限的国债利率的差值，对于无法匹配到对应国债利率的债券到期收益率，使用插值法估算对应的国债利率。
2.解释变量
企业战略调整度（Str），借鉴文巧甜和郭蓉（2017）的研究方法，用六个维度上企业战略资源分配年度变动率来衡量战略调整程度，计算方法为：首先，获取企业在六个方面的指标了解资源配置结构：（1）广告支出（销售费用与营业收入比），（2）研发投入（无形资产与营业收入比），（3）固定资产更新程度（固定资产净值与固定资产总值比），（4）存货收入比（存货与营业收入比），（5）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员工人数）（6）财务杠杆（（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净资产）；其次，再计算这 6 个指标每期变动率的绝对值；然后，对这 6 个变动率的指标进行行业标准化后再计算均值，由此得到企业战略调整程度指数 Str。由财务数据计算得到的企业战略调整与市场反应存在时滞性，将企业战略调整的测量进行滞后一年，使用Strt-1 进行回归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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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4-2 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样本量总量为 1501，首先（1）被解释变量：公司债发行定价均值为 2.517，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债发行溢价比较高，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 5.394、0.454，说明不同债券发行价格差距较大；（2）解释变量：企业战略调整度指标的平均值为 0.469，中位数显示为 0.377，说明在上市公司中战略调整数据分布呈右偏状态，且存在部分企业的年度战略调整较大；（3）控制变量：产权性质（SOE）仅有 0、1 两种数值，均值为 0.534，中位数为 1，说明在该样本中国有企业数量超过一半，占较大比重；净资产收益率（ROE）最小值为-0.056，存在负数情况，标准差为 0.068，数值总体分布较为平均；总资产报酬率（ROA）的标准差较小，为 0.034，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总资产报酬率的波动比较平稳；偿债能力（Coverage）最小值为-0.932，最大值为 8.248，且标准差为 1.126，我国企业偿债能力差距明显；资本结构（Leverage）平均值为 0.613，中位数 0.625，数值分布比较对称，同时也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期末负债的平均值已经超过资产均值的一半，资产负债率总体偏高；公司规模（Assets）和债券规模（BondSize）的标准差都较大，不同企业规模和不同债券发行金额存在多样性；股权集中度（TopOne）最大值为 0.799，存在企业的第一大股东股权占比较大的现象，但该样本中未有控股股东占全部股份的公司；债券期限（BondTerm）最大值为 15，该样本企业更倾向于发行短期和中期债券。
表 4-2 样本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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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二节 政策建议
本文转变对债券定价的研究角度，从企业战略调整这一动态行为作为出发点，拓展了有关债券发行定价影响因素研究，对债券市场的投融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从政府层面，政府应做好有关战略管理的宣传服务工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引导助力企业顺应市场发展态势，重视企业战略的规划，对于不同行业，注重企业的对于不同资源的需求和利用，从而合理制定相关政策和红利助推行业发展，同时，政府也应在允许的条件下给企业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加大对创新支持力度，让企业在风险承担范围之内为战略增添创新性内容，激发各类主体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为进一步助力债券的健康发展，政府也应落实好债券市场的注册制改革，不仅是”放管服“的体现，也是降低门槛让更多企业能够参与债券市场的运行，为债券市场增添新彩，丰富企业债券融资渠道，帮助企业缓解融资难题。政府还应注重事中监管，保证发债企业信息的真实性、针对性、及时性，证监会应规范发债公司各类信息的披露标准，积极发掘战略调整等非会计信息激励约束制度，监管部门可不定期抽查企业信息披露情况，对存在问题的企业加大打击力度，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尤其是非会计信息的披露规则和要求。
第二，从企业层面，企业应重视战略信息的披露。本文研究体现投资者对企业非会计信息的关注，发债公司应自愿披露更全面的战略发展信息，及时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满足投资者投资决策需求。在披露时企业应注意规范，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要求，避免产生投资者的误解。企业还应注重信息传递的方式，从财务报表、债券募集说明书等多种方式合理告知投资者关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状况，及时披露战略调整等企业动向的内容，提升信息的可靠性、可比性、相关性，完善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的信息传递渠道，企业也可聘请高声誉的审计机构和承销商，通过第三方的信息解读和认证，提升信息传递效率，主动全面地传递信息有利于降低与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获得投资者的信任。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