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经济论文，从空间上来看，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制度更加健全，市长的个体教育效应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弱，还有更多领域需要探索，市长的个体履历效应更加显著。按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分类进行实证回归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按照地级市的行政级别进行分类的实证回归结果显示，副省级城市的市长个人特征对于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弱于普通地级市的市长，普通地级市的市长若具有经管类专业的教育背景和基层提拔的工作经历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比副省级城市更加显著。3、官员的个体特征与不同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匹配的效果。在一线城市和东部地区，研究生学历和综合任职的特征组合与经济增长更加匹配。对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基层提拔和经管类专业的特征组合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效果最优。研究生学历和基层提拔的组合与二线城市的经济增长更加匹配。4、官员的治理能力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进一步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研究生学历和经管类教育经历的市长倾向于降低第一产业占经济总体的比重。具有研究生学历和基层提拔经历的市长倾向于提高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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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治理能力建设工作有助于政府将自身的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发展效能。党员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成色。政府官员的个人特征、行为方式、作用模式既是当前主流经济学理论所忽视的因素，又在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已有文献对政府官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大多数局限于官员晋升、来源去向、任期、更替领域，有关官员治理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研究的相关文献仍存在空白。本文将知识能力与实践能力作为衡量官员治理能力的代理指标，考察官员治理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对其影响路径进行进一步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党历来都坚持重视择优发展，始终一贯坚持把如何科学合理地选拔人才作为中国长远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来抓。没有治理能力的提升，再完善的治理体系都是无效的，正如制度的优势首先必须要体现为执行上的优势。第一，扩展了政府官员领域的研究范围，实现了官员指标构建的多样化。在已有的关于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研究中，对地方官员的研究主要基于任期、异地交流、更替和年龄等几个因素，事实上，官员的个人能力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的，如学历或专业、经历或来源。本文将着重分析地方政府官员的教育背景及其工作履历，并将其作为评价官员知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代理变量，这些将会直接地影响到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官员的治理能力，从而也会间接地影响到当地政府相关政策的制订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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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
2.1文献综述
中国的当地政府和官员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于政府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主要从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的视角进行分析。而近十余年来，涌现出许多研究中国各级党政官员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影响的文献，“官员作用论”的出现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解释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已有研究仍存在以下有待深入的地方：（1）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省部级官员（如佟健等，2011[30];张军和高远，2007[31];王俊，2016[32];王贤彬等，2013[33];张三保和熊雅，2017[34];李书娟和徐现祥，2016[35];杨海生和陈少凌，2014[36]），主要分析不同省份之间或者同一省份不同城市的差异，缺乏不同地区之间的对比研究。其次，省部级以上的官员，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多岗位历练，其能力相比其他级别的官员都更加突出，很难具体分析其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省级官员毕竟是少数，广大的地市级及以下的官员才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力军，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加深远。（2）研究内容聚焦于官员的来源（王贤彬，2019[37]）、异地交流（钱先航和曹廷求，2017）、任期（如张军和高远，2007[31]；干春晖等，2015）[14]和更替（徐业坤和马光源，2019)四个方面，缺乏对官员个体作用相对全面的研究。同时，关于治理能力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国家治理能力或政府治理能力，对于官员治理能力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事实上，官员的个人能力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的，如学历或专业、经历或来源。基于此，本文将构建新的衡量政府官员的治理能力的代理指标，深入探讨官员的治理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思路和实证支撑。
2.2相关理论
中国的新兴市场经济相对于所有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官场经济竞争和商业市场竞争之间的紧密竞相互动以及高度上的融合关系就是它们的一个典型竞争性质。一方面，地方各级政府受晋升激励的影响大力发展经济，最终影响当地企业的发展绩效；另一方面，所辖区域内的全体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产生的区域经济绩效的组合（例如GDP增长率和财政收入），也会进一步影响到官员的政治前途。晋升锦标赛的模式虽然为促进我国过去40年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从官场竞争的视角出发可能造成不注重长远发展，出现官员的短视化行为。我国土地财税体制的变迁不仅直接引起了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转移，也在客观上形成了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土地的依靠，推动了我国土地财政的形成。1994年实施的土地制度改革直接引起了地方财政收入资金来源的巨大变化，提高了各级地方政府投资土地的开发和利用积极性。分税制度改革使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初次分配比例发生巨大变动。在晋升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的压力下，财政缺口进一步扩大。财权与事权的严重失衡主要是因为它从客观上促进了地方政府着手从预算之外的收入中去寻找到新的财务来源。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第3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6
3.1官员治理能力的作用逻辑...................................................................16
3.2官员治理能力通过中间品投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17
3.3官员治理能力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区域经济增长...............................21
第4章实证研究设计........................................................................................24
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24
4.2变量选择及其度量...............................................................................24
第5章实证结果及分析....................................................................................28
5.1描述性统计结果...................................................................................28
5.2回归结果分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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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实证结果及分析
5.1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文的数据来自281个地级市连续10年的市长观测数据，共有44,960个观测值。本文使用逐市逐年的统计方法：同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如果在该市的任期为多年，则该市市长的个体特征变量在描述性统计中会被多次统计，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1所示。关于地级市市长的特征变量，从表5-1我们可以看出，98.7%的地级市市长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本科虚拟变量观察值的平均值为0.16，研究生虚拟变量观察值的平均值为0.84，说明在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市长中，16%的市长的教育背景为本科，84%的市长教育背景为研究生学历。其中，65%的市长为普通高校毕业，35%的市长为党校毕业。在专业分布上，在逐年逐市统计的数据中可以看到，60.7%的地级市市长都具有经管类专业教育背景。在工作履历表现上，在2007-2016年281个地级市中，26%的市长来自基层提拔，20.3%的市长来自下派空降，53.7%的市长具有综合任职的经历。虽然本文研究的是官员治理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的对象是官员教育背景和工作履历，但是市长的年龄、性别、更替也会对市长的行为偏好产生影响。表5-1中性别虚拟变量的平均值为0.932，说明2007—2016年的市长中93.2%的市长均为男性，女性市长的比例仅为6.8%。市长的平均年龄为50.48岁，就职时年龄最小的市长为38岁，在任最后一年年龄最大的市长为61岁。官员更替的虚拟变量观察值的平均值为0.301，说明这十年间每年大约有30%的地级市市长会进行更替。关于被解释变量，用2007——2016年281个地级市地区GDP增长率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指标，这十年中各地级市的GDP平均增速为11.365%，最高增速为32.9%，最低增速为-19.39%。
5.2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5-5可以看出，（1）—（3）列首先把本科学历、普通高校和非经管类专业分别作为基准类。第（1）列显示本科学历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为5.63%，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市长与本科学历的市长相比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平均高出5.17%；第（2）列表示地级市的经济增长与市长毕业于党校还是高校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第（3）列表示具有经管类专业背景的市长与非经管专业背景的市长相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平均高出2.98%。回归结果表明，市长的教育背景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存在官员的个体教育效应。第（4）列是将下派空降作为基准类。由表5-5可以看出，下派空降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负向的作用力为3.61%。基层提拔和综合任职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正向的促进作用与下派空降相比平均要高出5.83%、3.10%。实证回归研究结果表明，市长的工作履历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存在官员的个体履历效应。表5-5还表明市长的更替对区域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市长的年龄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市长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实施稳健的经济政策，越有可能使地级市经济增速放缓。2006年基期地区GDP的对数代表城市的原始经济禀赋，显著地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增速。在控制变量中，2006年地区基期GDP的对数的平均值为15.362，标准差为0.876。这十年间各地级市第一产业占比的平均值为13.52%，第一产业占比最低的地级市为0.03%，最高为49.89%。同时，可以观察到，各地级市之间的财政支出预算、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个体效应的基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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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结论与建议
治理能力作为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相互竞争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当今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衡量我国共产党领导班子整体综合素质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经济转型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而伟大的工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有效治理一个国家的水平和能力，是党中央为了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和国际水平的现代化而必须面临应对的首要课题。第一产业占比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比越高，对经济增长更有利。财政支出的变量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官员治理能力不能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本文选取281个地级市2007——2016年市长个体特征和辖区经济增长的匹配数据，探讨官员治理能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官员治理能力与辖区经济增长的匹配效应，具有以下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学历与专业这两个维度突出表现了官员的个体教育效应。这很有可能是由于官员们通过接受高等院校教育而获得的各种个体禀赋和其他经济管理类的禀赋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