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问题提出
一、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现状
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开启将增值税税收收入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划分。其中，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府占据的比重为其三倍；即增值税中 75%分配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则占 25%。分税制改革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较大。分税制改革前（1993 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78%，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1995 年），这一比重骤降至 42%；2002 年进一步调整了所得税的分配比例，原先所得税在中央及地方的分享比例为 1:1，改革后则变为 3:2。一系列的调整使得地方财政收入的占比一直处于 50%以下的水平。大幅度的削减地方政府收入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调整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地方政府需要负担的公共支出范围并没有缩小，严重的不对称存在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之中。目前，落实的“营改增”方案又近一步的削减了地方政府的财源。毋庸置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并且这一特征正日益严重。地方政府必须不断地举债来获得资金提供公众所必需的服务，这无疑是进一步恶化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的局面。在 2008 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情况尤为突出。表 1 中给出了平台贷款余额等指标 2010 年以及 2012 年的具体数值，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各个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并且从总量上观察债务余额增量更是惊人，两年内新增地方债务 31007 亿元，与 2010 年底上一次全国审计时的数据相比增加了 27%。财政部 2016 年 5 月的数据表明到 2015 年末为止，高达人民币 26.66 万亿元人民币纳入了预算管理的全国地方债务（而这一数值在 2013年公布的审计署报告中显示为 19.06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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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的主要目的及理论价值
一、研究目的
十八大之前的十几年市场化进程趋于放缓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旨在以下两点：首先梳理财政压力对改革的影响的内在逻辑并进行实证检验，现有关于财政压力对改革影响的研究中很少应用多种计量估计方法对其进行检验，而且关于中国改革演进的分析也主要以理论分析为主的情况，故此我们希望对此进行增补，应用多种计量估计方法进行的实证检验，对现有关于中国改革演进分析中主要以理论分析为主的情况，对这方面的文献提供一个有益的补充。其次将对该阶段财政压力加大与市场化改革停滞并存的现象进行研究，在中央与地方的框架下分析导致该局面发生的原因，即着重分析十八大之前十多年来改革停滞与地方财政压力加大并存的局面，试图揭示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持续增加的情况下，仍然拖延改革的原因。重视来自于地方政府改革探索的有益的经验反馈对推进市场化进程的作用，为政府合理制定开展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的理论价值
第一、研究财政压力影响改革推进的内在逻辑，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分析十八大之前出现的地方债务膨胀与改革停滞并存现象出现的原因并提供一个可行的解释。根据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完善市场化改革推进方面的建议，从根源上避免改革再次陷入停滞的状态。第二、现有关于改革推进的文献过于强调了顶层设计，忽视了来自于地方政府改革探索的有益的经验反馈，本文希望能够对此缺陷进行补充，就中央政府合理制定开展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政策以及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方面提供有益的建议。第三、地方政府受“利己主义”动机的驱使，不断容忍了财政压力的恶化而不推动改革的行为，将导致巨大的风险，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发展。本文就该局面提出具体可行地解决措施以降低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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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改革拖延与停滞方面文献
研究改革停滞的文献主要是来自国外的新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国内尚缺乏细致的研究。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文献将改革停滞的原因围绕利益集团展开讨论，核心观点即是利益集团是阻碍改革推进的重要因素。既有集团能从现行的环境中获得较大的利益，包括较高的社会地位及声誉、垄断租金等方面；那么新政策的实施除非能够增加他们的利益，否则势必遭到反对，其他利益集团也无法解决集体行动中的一些问题，从而导致了改革的拖延，并且 Bruno & Easterly（1996）指出这种现象尤其在反对的利益集团处于制定政策的支配地位时尤为明显，吴敬琏（2012）认为，在改革的初期阶段意识形态是最为主要的阻力来源；到了现在既得利益集团成为了最主要的阻力。由于改革往往会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一情况有可能导致现有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受到损害，并且整个社会的利益往往并非既得利益集团的关注点。那么，改革将会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借口拖延或难以推进。许小年（2010）认为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是导致经济改革遭到政府的掣肘的主要原因。卢新波、黄腾（2011）认为随着利益集团的增多，权利结构将会进一步失衡，改革成本的分摊更难以达成统一意见；Fernandez & Rordrik（1991）提出改革虽然是能够带来收益增加的行为，但同时也是利益再次划分行为，对个体来说改革前后收益是否增加时难以确定，这就导致了推进改革难以得到公众的支持，从而陷入拖延的困境；最后改革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存在着一些既有的缺陷，比如“搭便车”现象，Alsina & Drazen（1991）指出任何理性的个性或者集团都能够从改革中获得好处却都不希望由自己来承担改革推进的成本而都希望由其他个人或集体能够承担改革的成本，改革成本的分摊难以达成一致使得改革陷入无人推动的困境，从而导致了改革的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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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财政压力与改革方面文献
财政压力往往表现为国家的财政收入难以维持其政府职能的实现。最早探究国家财政与行政体制变迁间关系的先拓者是熊彼特。熊彼特在《税务国家的危机》中，通过深入研究了国家财政史以及国家制度后，指出财政能够促进国家的产生以及发展。50 年后，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对欧洲的经济史进行了广泛的梳理与研究。他提出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欧洲市场经济的产生以及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市场经济的演变从始至终都与国家政府的介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希克斯在研究市场经济演化历史的基础上提出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想要不断地发展必须得倒国家的认同，此外还需要确立货币制度以及法律这两大市场经济的基石；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成型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形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财政原因是近代的民族国家得以兴起的关键因素。刘润（2007）对日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日本制度变迁的主要约束力量来源于财政压力，由于财政危机的爆发，政府改变了以往“大政府”的发展模式，减弱了对市场的干预，选择走民间主导的发展模式；何帆认为改革之所以能被财政压力推动主要有两条途径，第一条就是减少政府的管理范围，这样就能减少公共支出从而降低了财政支出的总额。这一路经可以简单的概括为 “甩包袱”。第二条则是深入挖掘潜在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对于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税收。毛翠英（2008）提出农村合作医疗的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财政压力，并且其兴衰与财政压力正相关，这正是“甩包袱”策略导致的。张恒龙、孟添研究 1949-2004 年的财政体制变迁的事实发现，财政体制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调整和改革均是财政压力逼迫中央政府主动采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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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财政压力、地方政府行为与市场化改革：理论框架.......16
第一节 财政压力推进改革的内在逻辑..........16
第二节 财政压力加大与改革停滞并存的内在分析................16
第四章 实证检验..............22
第一节 计量模型设定............22
第二节 变量选择.......23
第三节 数据的来源和描述性统计.....25
第四节 实证结果讨论与分析.............27
第五章 研究的结论以及政策性建议........34
第一节 研究结论.......34
第二节 政策启示.......34
第四章 实证检验
第一节 计量模型设定
由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本身带有很强的经济惯性即前一期的市场化程度势必会影响即期的市场化改革。为了刻画这一作用，反应长期经济效应，我们将在模型一以及模型二的基础上分别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主要指滞后一期的市场化程度）构建不含有交叉项的动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三（式 4.3），以及含有交叉项的动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四（式 4.4）。Sachs & Warner（1995）认为在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还能够对遗漏变量等问题进行控制即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能够作为部分遗漏变量的代理变量。市场化的量化测评对于更好的推进改革具有非常正面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挖掘出影响各个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关键因素，对更好的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推进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国内外学者均对该主题进行了广泛的探究。就国内而言现有有关市场化程度的文献研究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有一部分文献采用单一维度指标来刻画市场化水平，如蒋殿春等人（2008）王小鲁等人（2009）。另一部分则是学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衡量市场化程度，而指标体系的构建则是基于各个学者对于改革、政府以及经济总体等多角度的理解而形成的。如徐明华（1999）王文博等人（2002）。其中，樊纲等人对我国市场化进程的研究报告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更加详尽。并且市场化程度测算的年份覆盖范围较长，1998 年-2014 年。本文对于该指标的选用沿用樊纲等人的市场化指数。#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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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框架下分析财政压力对于市场化进程的影响。阐述财政压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内在逻辑的同时对现阶段出现的财政压力加大与市场化进程趋缓并存的局面提出一个可行的解释。然后在文章的第四章中利用我国除西藏、港、澳、台外的 30 个省份 2000 年至 2014 年间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从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利用系统广义矩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均显示财政压力与市场化改革之间的弹性系数为正且该估计结果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财政压力增加一个单位将会导致市场化程度提高0.0215个百分点。从财政压力与官员腐败的交叉项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财政压力对于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作用受到地方政府追求直接经济利益的影响。并且从交叉项的系数符号可以判定地方政府追求直接经济利益的行为将减轻财政压力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正向作用。加入了控制变量后，估计结果任然稳健。实证结果佐证了财政压力在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起着正面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会提升地方官员对于财政压力的容忍程度，因为一般来说政府发行的大部分债券偿债期限要跨越两届甚至两届以上政府，并且根据已有文献论证直接经济利益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短期化行为影响最为显著。故此，短期中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直接经济利益的行为(能从现存的模式下寻租）会提升其对财政压力的容忍限度；此时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推进改革的政策就会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从而减弱了财政压力对改革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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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