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论文哪里有？本文选取明清时期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为研究对象，通过史料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的发展过程、地域化特征以及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
第一章 绪论
1.5 相关研究综述
1.5.1 藏传佛教在鄂尔多斯地区传播的相关研究
历史上藏传佛教曾两次传入蒙古地域，元朝藏传佛教萨迦派传入后没有在广大的蒙古地区产生深刻的影响，仅在蒙古上层社会传播，随着元朝的覆灭销声匿迹了。明朝中后期，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域后蓬勃发展，不仅对生活在蒙古地域的人民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而且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宗教建筑文化遗产。目前藏传佛教的研究已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对于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地区的原因，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兴盛、衰落过程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政治作用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关于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地域的原因及产生的社会影响的相关研究，有日本学者佐藤长的《第三世达赖喇嘛和阿拉坦汗会见始末》[2]、薄音湖的《十六世纪末叶西藏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3]、《关于喇嘛教传入内蒙古的几个问题》[4]、杨绍猷的《喇嘛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5]等论述了藏传佛教与蒙古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及原因，同时论述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产生的影响。《蒙古民族通史》编委会曹永年撰写的《蒙古民族通史 第三卷》[6]系统论述了明朝时期蒙古民族的发展历史，为研究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入与发展提供了历史背景，并在“宗教与文化”部分对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入与发展过程进行了论述。韩国学者金成修编著的《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7]采用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明末清初时期蒙古藏传佛教的发展以及各部族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论述了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地区的历史背景、原因和对蒙古社会的影响等。此书对了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域的发展有很好的帮助，但本书并未对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进行研究。
第三章 鄂尔多斯地区殿堂建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分期
3.1 鄂尔多斯地区殿堂建筑历史分期及其依据
鄂尔多斯地区作为内蒙古地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藏传佛教殿堂建筑的发展过程与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的发展的历史趋势相关。因此，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的历史分期成为鄂尔多斯地区殿堂建筑形成与发展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托。而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的发展过程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结合内蒙古地区和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的发展过程，根据史料和鄂尔多斯地区殿堂建筑特征对鄂尔多斯地区的殿堂建筑发展过程进行历史分期，并对每个发展阶段的发展情况进行详细划分。
3.1.1 内蒙古地区殿堂建筑发展的历史分期
元朝时期，藏传佛教第一次传入蒙古地区的是萨迦派，传入后藏传佛教被忽必烈立为国教。但是藏传佛教初次传入时仅在蒙古上层贵族之间传播，未能在下层蒙古民众中普及，随着元朝的覆灭失去了影响力。明朝中后期，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其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蒙古民众的普遍信仰。藏传佛教殿堂建筑作为宗教文化活动的载体，藏传佛教殿堂建筑在漠南蒙古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鼎盛到衰落的过程，元朝时期内蒙古地区基本没有宗教建筑遗存，而藏传佛教建筑是明朝中后期藏传佛教传入后才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明清时期成为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形成与发展的主要阶段。
第五章 鄂尔多斯地区殿堂建筑形制特征成因分析
5.1特殊的地理区位是多元文化传入的主要动因
5.1.1 鄂尔多斯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
明清时期，鄂尔多斯地区位于甘青、西藏与漠南蒙古的中介地带，是藏传佛教向漠南蒙古地区传播的必经之地。明朝中后期，藏传佛教由甘青地区经河西走廊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再穿过鄂尔多斯地区传入土默特地区。明万历七年（1579年），阿勒坦汗前往青海仰华寺与索南嘉措（三世达赖喇嘛）会见，以及后来索南嘉措进入漠南蒙古传法均经过了鄂尔多斯地区的东南部。清朝前中期，鄂尔多斯地区成为西藏宗教首领进京、五台山的必经之地，顺治九年（1662年），罗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世班禅进京与灵柩归西以及六世达赖喇嘛进入五台山均途经鄂尔多斯地区并举行传法、诵经等活动（图5-1）。乾隆以后，鄂尔多斯的黄河水运逐渐恢复繁荣，磴口至湖滩河朔一线水运繁忙，藏传佛教沿黄河水运路线向鄂尔多斯、土默特、乌兰察布等地区传播。
无论明朝中后期还是清代，鄂尔多斯地区都是藏传佛教向漠南蒙古传播过程中的前沿地带，多条藏传佛教的传播路线需经鄂尔多斯地区向漠南蒙古传播，藏传佛教的文化、建筑类型、建筑技术等进入漠南蒙古地区必须经过鄂尔多斯地区，使其成为受藏传佛教影响较为深入的区域，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建筑类型的的建筑形态均在鄂尔多斯地区留下遗迹。相较于内蒙古西部区的土默特、乌兰察布、阿拉善地区受单一的传播路线的影响，建筑类型较为单一，而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类型则呈现多元发展的特征。因此，鄂尔多斯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位是鄂尔多斯地区拥有多种建筑形制的根本原因。
5.2 明清政府对蒙政策是殿堂建筑发展与演变的推动力
5.2.1 明朝政府对蒙政策的影响
明朝政府的对蒙政策影响着蒙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人口流动、建筑营造技艺的交流、蒙藏之间的交通路线的联通或阻断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藏传佛教的传播和殿堂建筑的营建以及建筑风格的形成（表5-1）。
明朝中后期，当阿勒坦汗有皈依藏传佛教的意向时，明朝政府认为这是阿勒坦汗停止战争的表现，因此，大力支持阿勒坦汗信仰藏传佛教。通过积极派送藏传佛教高僧和佛教经典，在经济、人力上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这直接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土默特、鄂尔多斯等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俺答封贡”以后，明朝政府开放了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城边境的贸易市场，打破了明蒙双方政治对立、经济封锁的局面，明蒙双方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同时，明蒙双方的封贡互市制度为双方的文化交流、人口流动创造了条件，如阿勒坦汗招纳利用汉人的政策，促进了人口的流动。随着蒙古经济水平的提升，为定居创造了条件，明万历九年（1581年），阿勒坦汗修建板升城，也为修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提供了条件。阿勒坦汗逝世后，土默特部逐渐式微，扯力克继承汗位后，其威望不能控制土默特部在青海的部众，导致青海的土默特部众攻击和抢夺明朝在青海的土地，与明朝关系紧张。扯力克对于驻牧于河套、大小松山的蒙古部落屡犯明朝边境的行为持支持态度，致使明朝停止了与蒙古的边境贸易，结束了明蒙双方的和平局面。
结论与展望
1.主要研究结论
（1）鄂尔多斯地区的宗教发展与寺庙建设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明清时期，鄂尔多斯地区位于藏传佛教从西藏、甘青地区向漠南蒙古地区传播的必经之地，其藏传佛教殿堂建筑的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呈现出与内蒙古西部的土默特、乌兰察布、阿拉善地区不同的发展规律。本文基于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殿堂建筑的发展趋势和藏传佛教在鄂尔多斯地区传播过程中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不同时期明清政府的对蒙政策、寺庙规模、建筑形制、建筑技艺等因素，将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建筑的发展过程分为初生期、繁荣期和衰落期三个发展阶段：
初生期始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至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由于藏传佛教的信众较少，因此初生期的藏传佛教殿堂建筑的建筑类型主要以汉式佛殿为主。召庙分布受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鄂尔多斯地区传法活动的影响，主要沿三世达赖喇嘛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传法路线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分布特征。同时，由于明朝中后期鄂尔多斯部与土默特部的密切关系，鄂尔多斯部与土默特部呈现出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繁荣期始于顺治六年（1649年）至嘉庆，在清政府政策、经济等方面的支持下，鄂尔多斯地区藏传佛教召庙建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随着蒙藏之间交通路线的贯通，西藏、甘青地区的多种建筑类型被引入鄂尔多斯地区，建筑类型开始增多。召庙建筑群的建筑风格由初生期的汉式建筑向汉藏混合、藏式建筑转变，最后形成汉式、汉藏混合、藏式建筑多种建筑风格并存的局面。繁荣期新建、扩建召庙建筑成为主流，较为重要的召庙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逐步扩建成为汉、藏混合的召庙建筑群，并形成以盟庙、旗庙、札萨克家庙等地位较高的召庙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召庙网络。召庙分布受到西藏宗教首领传法路线的影响，大量召庙建筑沿传法路线分布，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影响为甚。乾隆时期，黄河水运恢复并逐渐繁荣后成为鄂尔多斯地区最主要的交通路线，西藏、甘青的建筑形制、建筑技术沿黄河传入鄂尔多斯地区，大量召庙分布在黄河沿岸。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