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论文哪里有？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且调查对象为某一地区三级甲等医院的临床医护人员及社区居民，在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及结果的可推广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
1研究背景
1.1重大传染病疫情下医疗资源稀缺现象普遍
非紧急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医疗资源配置大都基于日常需求。在重大传染病疫情下，难免会发生防疫物资、救治药品、医务人员等医疗资源的严重短缺[6]。与一般情况相比，突发传染病大流行中的医疗资源配置具有其特殊性，具体表现在：需求相关信息往往由于传染病潜伏期的存在而相对滞后；医疗资源的可替代性较低往往导致难以使用其他资源进行代替且不允许延迟配置；疫情暴发的不可预期性往往导致资源的需求量较大且需求变数也较大[7,8]。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作为一种新型致命病毒，其在3个月的时间里迅速波及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新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9]。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5月，全球累计确诊病例逾5.2亿例，累计死亡病例已超628万[10]。本次新冠疫情在传播速度、波及范围、患病和死亡人数等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给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大多数国家的医疗服务能力均不足以应对短时激增的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需求，导致了用以挽救生命的医疗资源的短缺[11-12]。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早期，武汉市乃至湖北省部分地区的医院就面临医疗资源极度紧张的严峻局面[13]。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城市，武汉市的人均医疗设施水平明显优于其他地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比北京、上海超出50%，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和注册护士数也高于上海[14]。即便如此，在疫情的冲击下，患者的住院需求大幅增加，对医护人员的需求也急剧增多，其既有的资源配置无法满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需求，出现了严重的医疗资源供求失衡。部分地区出现了“救治无床”和“救治不早”的现象，使得一些轻症的患者在等待床位的过程中发展成为重症、危重症患者甚至死亡[15]。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湖北省的疫情死亡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医疗资源尤其是床位及医护人员的短缺可能是导致湖北省死亡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16]。
2结果
2.1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本研究此部分共调查医护人员及社会公众各264人，总发放问卷528份，其中有效问卷519份，有效回收率为98.3%。其中医生132人、护士132人、普通公众255人。被调查者的最小年龄为18岁，最大年龄为76岁，平均34.39±10.66岁；男性占41.8%，女性占58.2%，具体一般资料情况见表3.1。
3讨论
3.1调查结果与国外各国分配指南共识不完全一致
Joebges等[30,31]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巴基斯坦、南非、瑞士、美国等国外的分配指南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注重功利主义和不采用“先到先得”是最重要的共识。将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与国外指南中的广泛共识进行比较，结果提示：调查对象对“康复的可能性”分配标准的重视与国外指南一致，但是问卷开放性问题中对“先到先得”分配标准的重视与国外指南共识不一致。
从一致性方面来看，面对重症监护病房和呼吸机的短缺，被调查者将“康复的可能性”放在首位，既符合功利（效用）主义，也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89]。例如，Pinho[63]的调查研究中，预后原则被放在首位；Grover等[34]在对稀缺资源的分配的8种伦理原则的排序进行调查时，受访者最偏好“挽救最多的生命”；国内李闪闪等[41]的调查结果也显示，73.0%的被调查者选择的分配标准为“救活概率高低”，排在所有标准中的第一位。这种为最大多数的公众谋求最大利益的价值观，可能与我国重视生命至上[90]和集体主义[91,92]的文化传统有关。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我国儒家传统的生死观是一种重生恶死的生死观，中国文化对死亡极其避讳，认为人的生命是世间最宝贵的。例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中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就将人命视作天地万物间最为贵重者；《孝经·开宗明义》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就把爱惜身体与孝道联系起来[90]，生命至上所提倡的敬畏生命和珍爱健康的价值观，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延续。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血缘为纽带的集体主义，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92]。
3.2医护人员和普通公众的分配选择偏好不完全相同
从两个群体的相同点来看，医护人员和普通公众均对“康复的可能性”的分配标准最为重视，且在重视“年龄”分配标准的被调查者中，年龄较小者优先比年龄较大者优先更受偏好。其中年幼者优先的观念可能与Persad等[61]提出的“完整生命系统”有关。该理论认为，相对于体验过完整生命周期的老年人，儿童和青少年才仅仅经历了生命周期开始阶段的一小部分生命历程，且父母和社会对孩子已经进行了大量情感、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因此被调查者可能会选择优先救治年龄较小的患者。此外，老年患者往往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疾病，因此导致并发症较多，康复的可能性较年轻者低，且治愈后的预期寿命较年幼者短。
从两个群体的不同点来看，普通公众相较于医护人员更加重视“病情的严重程度”和“工具价值”的分配标准，分别对可能的原因分析如下：
普通公众相较于医护人员更加重视“病情的严重程度”，可能的原因是普通公众的公共卫生伦理学相关知识较少，他们认为病情较重的患者如果不及时接受救治就会死亡，而其他病情较轻的患者还有等待的时间而不至于马上失去生命，且在日常急诊救中被广泛采用的病重者优先原则已经被广大公众熟知和认可，因此，他们可能会出于直观心理感受和日常就诊经验，优先选择救治病情最重的患者。然而，该选择与公共卫生伦理学中的效用原则是矛盾的，理由是病情最重者康复性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且占用稀缺资源的时间可能相对较长，无法使稀缺资源得到最大利用以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
结论
1研究的主要结论
（1）中文版稀缺医疗资源分配问卷，包含第一部分的6个分配情境选择和第二部分的4个分配标准评分，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设计存在关联，可以较好地评价被调查者选择偏好的一致性。问卷信效度良好，可作为用以评估医护人员及各类公众对疫情期间稀缺医疗资源分配选择偏好的测评工具。
（2）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与国外分配指南共识不完全一致，其中调查对象选择“康复的可能性”的比例最高，与国外分配指南共识、国内外调查结果及伦理学家的观点均一致；但调查对象对“先到先得”标准的重视与国外分配指南共识不一致。医护人员及普通公众对于稀缺医疗资源分配的选择偏好不完全相同，相同点是医护人员及普通公众均对“康复的可能性”的分配标准最为重视，且两类人群均更加倾向于年龄较小者优先于年龄较大者获得救治；不同点是普通公众相较于医护人员更加重视“病情的严重程度”和“工具价值”的分配标准。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