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论文哪里有？笔者经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乳腺癌患者的主观幸福感整体得分处于中等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一般资料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婚姻状况、居住状态、手术方式是乳腺癌患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1绪论
1.4相关理论
归因理论-归因（Causal Attribution）是人格学派与社会心理学派的概念之一，是指将行为或者事件的结果归属于某种原因，即寻求结果的原因。归因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海德（Heider）[22]提出来的，海德认为事件本身与事件本身的结果并不会直接影响人的情绪与行为，直接或真正对人的情绪与行为产生影响的是人们对事件及其结果的认知。韦纳（Weiner）提出了著名的归因理论[22]，他将情感、行为与归因方式紧密的连接了起来，归因理论可以从主体对事件结果的不同归因方式，以及归因的结果对其情绪和动机的影响提出进行研究，继而对主体的行为和态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把握和预测。韦纳将其列入动机理论范畴中，总结出三大要点：一是个体归因直接受到得失与个人禀性等主观因素影响；二是前事归因会作用于后续阶段的心境；三是个人心境以及付出状况将直接作用于后续成就行为。
在本研究中，健康心理控制源是对健康结局归因的一种认知，基于归因理论，心理控制源倾向性不相同的个体对事件结果的期望和采纳的方式不同，必定会使其经历各种各样的心理情绪变化，带来的不同的情感体验，而不同的情绪因素（主观幸福感）会对患者的健康促进活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认为控制源、幸福感、健康行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3研究结果
3.1乳腺癌患者的一般人口学信息
本次调查的290名乳腺癌患者均为女性，年龄在26~68之间，平均年龄为（49.17±9.31）岁，其中以40~50年龄段最多，占38.6%；工作状态退休居多，108例，占37.2%；在文化程度中，大多数患者为初中学历，占37.9%；收入在3000~5000元左右最多，占34.8%，其次是低于3000元，占33.4%；在宗教信仰中，无宗教信仰占95.5%，有宗教信仰占4.5%；居住地以城市居多，占45.9%；在居住状态方面，仅有3.8%的人处于独居状态，非独居占96.2%；付费方式以城镇职工为主，114例，占39.3%；在婚姻状态方面，大多数患者已婚，占93.8%，有部分离异/丧偶（5.2%），少数未婚（1.0%）；手术方式中，大部分患者进行了改良根治术治疗，占82.8%，保留乳房手术仅占17.2%；在有无慢性病中，无慢性病为占66.9%，有慢性病占33.1%；目前所处化疗周期中，在5个化疗周期内的患者占59.0%，41%已经在5个及5个以上化疗周期；在病理分期中，Ⅱ期为主，占55.9%。详见表3.1。
4讨论
4.1乳腺癌患者的一般资料情况分析
从本次调查的290名女性乳腺癌患者中，年龄最大为68岁，最小的年龄仅为26岁，其中40~50岁年龄段最多，小于40岁的占比为18.6%，平均年龄（49.45±9.34）岁，该结果符合国内女性乳腺癌发病高峰年龄段（40~50）[124]及年轻化的特征[125]。在工作状态中，大部分患者处在退休和无业的状态，这与本次调查年龄构成大多为中年以上有关，仍有23.1%的患者在工作，与国内杨申申等[126]人调查结果一致。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处在初中阶段较多，这可能与患者受教育年代因素有关，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普遍不高。在家庭收入中，大于5000以上收入的占到31.8%，近年来经济的发展迅速，相比往年研究略有增高。随着医疗保障制度愈加完善，大部分调查患者都享有医疗保障，仅8.3%患者需要自费。研究人群来自城市的人口最多，可能是由于城市乳腺癌发病率相较农村更高有关[127]。手术方式普遍采用改良根治术，这与周露调查[128]结果接近，除与治疗所需之外，这一结果也与患者对保乳手术的认知水平较低有关，担心切除不尽会增加复发风险，因此对保留乳房的选择有所忌惮。
4.2乳腺癌患者健康心理控制源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4.2.1乳腺癌患者健康权威人士控制现状分析
本次研究显示，乳腺癌患者倾向于权威人士控制最多，占比48.3%，得分（23.89±5.37）分，高于常模（20.00±5.50）分，处于中等水平，Gibek等[129]研究也显示得肿瘤患者的权威人士控制得分显著高于非肿瘤患者，这可能是由于面对乳腺癌这一重大疾病的时候，患者普遍认为凭借自身的努力无法改变自己的健康有关，同时自身对疾病相关知识的匮乏，患者将疾病康复的希望依托在医疗专业人员身上，对权威人士的帮助及外界支持（家庭、病友）在心理和身体上产生较多的依赖，患者的主观意志薄弱，这提示医护人员应当鼓励患者独立完成自身健康管理，积极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告知患者抗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仅仅靠身边人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4.2.2乳腺癌患者健康内部控制现状分析
本次对乳腺癌患者健康内部控制维度得分为（21.78±5.60）分，低于常模（26.00±5.00）分，处于低水平，这与国外学者Iskandarsyah等[130]人调查结果一致，倾向于内部控制的患者仅占37.2%，究其原因，癌症的诊断对患者以往“健康”的生活方式给予了否定，使得患者的自信心受挫，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患者的健康控制信念，加上患者对复发的恐惧及对自身健康的担忧，乳房切除成为患者难以改变的现实，深感自身行为能力无法对疾病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内控水平处在较低水平。
5结论
5.2创新性
本研究调查了乳腺癌患者健康心理控制源、主观幸福感及健康促进行为的现状，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探讨了健康心理控制源对健康促进行为的作用路径，检验了主观幸福感在健康心理控制源与健康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此前尚未有研究。目前对乳腺癌患者的健康控制源研究较少，对主观幸福感与健康行为的关系研究集中于国外，国内尚不多见，本研究丰富了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