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论文哪里有？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内在影响机制。之后以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个视角选取指标，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出省级层面的具体数值，并参照 Hausmann的测算方法计算得出我国各省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1绪论
1.2文献综述
1.2.1关于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
1.2.1.1数字经济的内涵
为了更好地研究数字经济对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首先就必须明确认识数字经济的内涵。“数字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 Don Tapscott发表的《数字经济时代》中，他探讨了信息技术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将当时的“新经济”称为“数字经济”，并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是必然趋势。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学者和机构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其内涵进行解读。美国商务部1998年发布的《The Emerging Digital Economy》这一报告中从官方视角对即将到来的数字经济时代进行了预测，并将数字经济的测量指标开始列入到正式统计中。Kling（1999）将数字经济看成一个经济部门，狭义地认为数字经济就是依赖数字化技术来开展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交易活动的经济部门。Kim（2002）等将数字经济视作新的经济生态体系，指出其内核就是依靠数字化的形式来完成所有生产和交易活动，使经济社会得以运转，这与康铁祥（2008）对数字经济的定义类似。此外，还有些学者认为在对数字经济进行定义时应当关注其生产方式背后的技术属性。Lane（1999）认为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不同主体间的信息和技术流动，促进组织方式和交易模式变革，数字经济应运而生。我国学者裴长洪（2018）和荆文君等（2018）也提出了相同观点，认为得益于生产方式的变革，数据成为了一种关键性生产要素，而当信息技术的应用在生产过程中占比极大时，就产生了数字经济。2016年召开的G20 杭州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对发展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达成了共识并签署了《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其内涵有了一个较为具体的界定，提出数字经济是指围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互联网平台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一解读将数据看作核心生产要素，重视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基础作用，同时又指出了其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所起的推动作用，获得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可，并被广泛借鉴（李海舰和张璟龙，2021）。在此之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在此基础上对数字经济进行了补充界定，指出数字经济是信息通信技术与实体产业的应用融合，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
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概况
3.1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3.1.1数字经济发展总体规模
近年来，在我国愈加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并将其提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中国的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迅速发展壮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逐年增加。根据信通院公布的相关报告显示，自“十三五”规划提出《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从2015年的18.6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50.2万亿元，增长两倍多，同比增加4.68万亿元，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增加。同时，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也稳步增长至41.5％ （图3.1），占比相当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39.9%），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为我国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注入了澎湃的新活力、新动能。
5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5.1模型设定、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5.1.1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在控制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城镇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一系列变量后，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影响方向和强度。为减少数值波动的影响，本文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𝑙𝑛 𝐸𝑋𝑃𝑌𝑖𝑡=𝛼0+𝛼1𝐷𝐸𝑖𝑡+𝛼2𝑋𝑖𝑡+𝜇𝑖+𝜇𝑡+𝜀𝑖𝑡 （式5-1）
其中, 𝐸𝑋𝑃𝑌𝑖𝑡为被解释变量，表示i省t年的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𝐷𝐸𝑖𝑡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 i省t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𝑋𝑖𝑡表示控制变量，𝜇𝑖表示个体效应，𝜇𝑡表示时间效应，𝜀𝑖𝑡为随机扰动项。
5.1.2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2011-2021年间全国30个省份（剔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研网、各省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报告、中国通信研究院及工信部发布的相关研究报告，对于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
5.2 相关性分析
为避免变量之间由于过度相关影响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各变量先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5.2。
6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对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了陈述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分别计算得出了我国30个省份在观测年限内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水平。最后，利用已有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机制模型进行回归，实证分析检验两者之间的影响效果和具体作用机制。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能显著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优势，在通过剔除直辖市、更换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衡量指标、内生性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发现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这说明本文实证结论准确可信。
第二，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性，将我国30个省份划分为沿海和内陆地区进行分组回归，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具体来讲，其对发展空间较大的内陆地区的提升效果要更明显。本文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存在后发追赶优势，可以从沿海地区的技术溢出中获益，将其整合为自身发展优势，提高竞争力。
第三，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使行业贸易成本下降，显著削弱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能够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更好发挥其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能够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显著增强技术创新效应对产业竞争力的正向影响，形成核心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