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论文哪里有？本文使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加成率（markup）分别表示外资流入对企业技术进步以及竞争模式的识别。结果表明FDI的流入会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带来技术进步以促进对高技能就业的需求，同时还会通过增强行业竞争迫使企业寻求质量竞争战略，从而进一步提升对高技能就业的需求。
第一章导言
第四节创新之处与不足
相较于已有的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两个方面。
本文在研究内容上有所创新。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强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兴起，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成为文献关注的热点，国内文献主要关注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各方面影响，其中关于对就业影响的文献较多，重点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整体就业规模、就业结构、技能溢价等方面的影响。不同于上述内容，本文着重考察汇率变动基于FDI渠道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理论层面，本文尝试将汇率变动与FDI渠道联系起来，并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制造业微观企业层面找寻经验证据，深入探讨FDI是否会减弱汇率升值对就业的冲击影响。
本文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汇率变动不仅会影响FDI，还会影响本国的就业，随着我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汇率的变动势必会继续影响就业，而外商直接投资又会带来精细化的生产需求进而促进高技能就业。本文的研究在讨论汇率变动影响就业的同时，重点关注FDI渠道是否会促进我国就业升级，进而提升就业质量。出口价格优势减弱均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升级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人力资本要素作为生产投入之一，把握汇率升值变动带来的就业结构升级契机，提升我国高质量就业水平，对于稳定就业、确保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结合我国劳动力供给过剩，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本文也从相关研究视角提出了对于提升个人技能、顺应企业需求偏好以及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建议。
第三章汇率、FDI与我国就业技能结构发展历程与特征事实
第一节人民币汇率的改革与变动
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的变化，从单一汇率制度转向双重汇率制度，再到实行市场化改革，进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此期间，人民币汇率也随汇率制度的变化而有所调整，总的趋势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进行改革。
（一）1994年以前人民币汇率制度与汇率变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施外汇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十分稳定。外汇资源短缺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力度大使得外汇不能在普通居民手中自由双向流通，人民币汇率的市场意义不大，且完全不能反映货币的真实国际价值。1978年，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为了适应外贸出口，我国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度，也就是除了官方汇率以外，还另行规定了适用于进出口贸易结算的贸易外汇价格。贸易项目和非贸易项目采取不同的标准，官方汇率和贸易结算汇率双轨并行使得外汇管理出现混乱，本意上是为了促进国家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广东、福建等地的外贸产业，实际上却使得外汇结算变得较为困难。
到了1984年，我国宣布取消双重汇率制，改为固定单一汇率制度，然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为了提高了出口企业外汇的留成比例，按照出口市场对人民币的供求状况，设定外汇市场调剂汇率。国家还会按照每一年出口企业的创汇总体成本，计算一个换汇成本，并按照换汇成本将企业所获得的外汇兑换成人民币。也就是说，市场上除了官方汇率以外，企业进口面临着调剂汇率，企业出口还存在换汇的成本汇率。在这一阶段，官方汇率、调剂汇率、出口换汇成本往往差距较大，出口风险不可控，也不利于市场的公平竞争。
第五章汇率影响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模型设计、变量构造与数据来源
二、变量的构造方法
就业人员技能需求（itsp）。用以衡量我国制造业的技能偏向型就业，即高低技能就业需求之比。由于微观企业层面的技能结构数据较难获得，现有的统计数据中仅在2004年度、2008年度经济普查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详细记录了各企业所雇佣的人员受教育水平。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库主要针对制造业，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库主要面向服务业。主要考虑到地区之间劳动力存在同向流动性，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如下两种方法测算企业就业人员技能需求。一是考虑到同类企业中雇佣员工中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高的企业往往劳动生产率也越高（孙楚仁70等，2021；郭金花71等，2021），可以利用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地区劳动生产率之比，将地区的就业技能结构转化成企业所雇佣员工的技能结构。参考黄震鳞72（2021）等人的研究，就业技能需求的具体测算思路如下：首先，基于地区调查统计数据得出2001-2015年各年份各地区的高、中、低技能劳动力占比。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exc）。实际有效汇率剔除了两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充分考虑到一国货币与贸易伙伴国货币双边名义汇率的加权变化。相比较名义汇率以及实际汇率而言，实际有效汇率能较为准确的反映两国货币的实际价值以及多边贸易关系，以间接汇率的形式表示。
第二节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
在回归分析前，本节先做了主要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检验以考察模型中各变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5-3所示，结果显示各主要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在5以下，远低于10，说明解释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第六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第一节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汇率变动对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汇率升值不利于就业技能结构的改善。控制年份、地区以及行业固定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2001-2015年人民币汇率升值与我国制造业企业技能结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基于FDI渠道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的流入可以减弱汇率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就业技能的冲击，有利于正向改变汇率变动对高技能就业的负面影响。利用中技能、低技能就业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再次检验，结果表明外资流入对雇佣结构的改善是通过提升高技能就业而影响的，对中低技能就业影响不大，排除了汇率变动在FDI渠道对中、低技能就业的影响。
进一步地，本文根据制造业的行业特征进行分类，将各行业划分为轻纺制造业、资源加工业以及机械设备制造业。行业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汇率变动对不同行业带来的冲击方向不同，而外资流入对各行业就业的技能提升方向则较为一致。具体来说：FDI的流入均可以正面影响汇率对各行业雇用结构的改善。在轻纺制造业以及资源加工业中，FDI的流入可以显著抵消汇率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机械设备制造业中，FDI的流入则可以进一步加强汇率变动带来的正面影响。考虑我国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不一，根据地理区位将我国行政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从分地区的实证结果来看，汇率变动对就业技能的影响在东部、中部地区较为显著，对西部地区影响则并不明显，同时FDI对就业技能的影响也存在地区间的差异，与我国外资流入的地区分布相同，主要对我国东部制造业企业存在明显的提升作用。基于公司类型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从FDI渠道来看外商控股、私人控股以及集体控股中FDI的流入负面影响了就业结构的改善；国有控股外资的流入有利于改善汇率对就业的冲击，这可能与国有企业本身具有较好的人力资本以及规模优势有关，其充分发挥了外资流入的正面作用。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