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论文哪里有？本研究以不同国家（地区）产业部门为节点，以产业间货币商品流动为节点的有向链接路径构建国际贸易共生网络，通过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对国际贸易共生网络进行定量表征。
第一章 绪论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贸易共生网络研究现状
“共生”一词最早来源于生物学, 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在1879年提出, 他将共生定义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生物共同生活，相互依赖, 共同获利的现象[18, 19]。随着对共生理念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的发展，“共生”的思想和概念已经不再是生物学独享的名词，“共生”的概念和方法理论开始在生态、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运用实施[20, 21]。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共生理论从产业共生逐渐发展到区域经济贸易共生[22]。贸易共生是指共生经济体在特定的共生环境下以共存和双赢为目标的形成的信息存续、物质或者能量的联系[23, 24]。在区域贸易中，各个经济体之间通过建立贸易共生关系，可以实现产品、原材料的交换和生产的合理分工。基于共生理论建立贸易关系，是经济体集群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方式[25]。通过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组织、管理、以及运行规律类比到共生网络中，那么共生网络也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26, 27]。网络中经济体之间相互影响，在整个网络中有一些经济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发生变化进而改变网络的组织性和可持续性，共生是网络进化的一种形式[28, 29]。
贸易共生是在区域范围内衡量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方法[30, 31]。基于共生理论，通过合理的选择共生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可以指导中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共生机制的构建[32]。也有研究以共生理论为基础，从竞争、互补和依存三个角度出发测算了2011-2020年中国与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共生关系，并通过构建动态和静态面板模型对“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共生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影响进行了实证验证[33]。通过生态演化理论建立竞争和共生关系来确定中国和东盟十国的生态贸易关系，从而分析双方的贸易共生状态，有利于提升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贸易关系，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34]。使用罗吉斯蒂克（Logistic）模型在共生理论视角下对中美贸易共生模式进行了测算，并且从共生非对称性出发深入分析了中美贸易共生模式演变[35]。以老挝沙湾色诺经济特区建设为例，基于共生理论对老挝-中国区域贸易合作的共生单元、模式和界面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共生系统的生成、优化和机制[36]。联合共生理论和逻辑共生函数对1996-2013中国11个沿海省（市）的陆海经济共生机制和共生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37]。从区域贸易共生和产业共生两个方面出发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方向与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38]。共生理论的引入为各经济体参与区域贸易带来了新的指导理论，提出了区域贸易合作的对策和相关运作机理[39, 40]。
第三章 中国国际贸易共生网络结构功能演化特征
3.1 中国国际贸易共生网络结构演化特征
3.1.1 网络控制分析
图3-1显示了2000-2020年间中国17个产业部门与20个全球其它国家（地区）之间的依赖关系变化。中国各产业部门与其它国家（地区）之间的依赖关系变化相比于中国内部产业部门之间较为复杂多变（图3-2），这可能和中国与其它国家（地区）的贸易关系变化有关。2000-2020年间，中国各产业部门对其它国家（地区）的依赖程度分别在0-0.99，0-0.96，0-0.96，0-0.98和0-0.99之间变化，平均值分别为0.61，0.60，0.62，0.64和0.66，对其它国家（地区）的整体平均依赖程度分别在0.43-0.82，0.52-0.85，0.49-0.89，0.41-0.92和0.47-0.93之间变化。其中对其它国家（地区）的整体平均依赖程度最高的部门一直是CN12（建筑业）和CN17（公共行政、教育、卫生、娱乐和其它服务业），最低的部门2005年为CN13（贸易业），2000，2010，2015和2020都为CN11（电、气、水业）。
分析图3-1可以发现，2000年排名前五名的依赖关系分别为：CN12（建筑业）对俄罗斯，CN17（公共行政、教育、卫生、娱乐和其它服务业）对俄罗斯，CN12对欧洲其它，CN12对南非和CN17对欧洲其它，其中CN12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最强为0.99。这是因为建筑业的发展离不开矿产和能源，而由于地缘以及产业结构互补等因素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能源矿产进口国。与2000年相比，2020年中国产业部门对其它国家（地区）排名前五名的依赖关系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变为了CN12对俄罗斯，CN6（石油、化工和非金属矿产品业）对墨西哥，CN12对南非， CN12对巴西和CN12对澳大利亚，其中CN12对俄罗斯的依赖程度最强为0.99，CN6对墨西哥次之为0.98。中国产业部门对其它国家（地区）依赖关系的变化，也展示了中国与其它国家（地区）贸易关系的变化。
第四章 中国国际贸易共生网络碳排放演化特征
4.1 中国国际贸易生产端和消费端碳排放演化特征
4.1.1 生产端碳排放演化特征
图4-1显示了2000，2005，2010，2015以及2020年中国国际贸易共生网络各产业部门的生产侧碳排放总量和按最终需求的分解。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2000-2020年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主要是由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这两类最终需求引起的。2000-2020年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由2000年的3178.05 Mt CO2e增长到2020年的10903.21 Mt CO2e，增长率高达243.08%。在这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产业部门的碳排放量都有所增加（CN15（邮电业）略有减少）。在2000-2020年间中国各产业部门生产侧碳排放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但是排名前五位的产业部门一直是CN11（电、气、水业）, CN6（石油、化工和非金属矿产品业）,CN7（金属及金属制品业）,CN14（运输业）和CN2（采矿和采石业）,而且这五个产业部门的碳排放总量在全国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每年都在85%以上，其中2015年的占比最高达到了91.21%。这也说明，第二产业（CN11，CN6，CN7和CN2）是中国碳排放和能源消费的重要领域之一，中国应该深度调整产业结构，持续推进产业节能降碳，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绿色升级[178, 179]。
在2000-2005，2005-2010，2010-2015和2015-2020年间，2010-2015年间的碳排放增长量最为缓慢，2015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量为9068.85 Mt CO2e，相比2010年仅增长了16.03%。在这一时期内，虽然大部分产业部门的碳排放量依然在增长，但是增长的速度明显放缓，其中CN2（采矿和采石业），CN3（食品、饮料和烟草业），CN4（纺织品、皮革和服装业），CN5（木材、纸张和出版业）,CN8（电器设备、机械业）以及CN9（运输设备业）甚至出现了碳排放负增长。这是因为“十二五”期间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
4.2 中国国际贸易出口和进口碳排放演化特征
4.2.1 出口碳排放演化特征
通过观察图4-4对2000-2020年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出口总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0-2005年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出口总量增长速度最快，从2000年的897.93 Mt CO2e增长至2005年的1815.91 Mt CO2e，增长量为917.98 Mt CO2e，增长率高达102.23%。与此同时，其生产侧碳排放出口量在中国生产侧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也由28.25%上升到33.27%，上升了5个百分点左右。这是因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2005，2010，2015以及2020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总量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但是2005-2010，2010-2015以及2015-2020期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出口量的增长率分别为22.79%，8.52%和2.66%，相比2000-2005年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2010、2015以及2020年生产侧碳排放出口量在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也是逐年下降的，分别为28.53%，26.68%以及22.78%。
2000，2005，2010和2020年，引起中国生产侧碳排放出口的前五大国家（地区）为亚太其它，美国，欧盟，中东其它和日本，这五大国家（地区）在中国出口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在72%以上，其中2005年占比最大为83.90%，与此同时碳排放出口增加量也主要来自于这五个国家（地区）。2015年，引起中国生产侧碳排放出口的前五大国家（地区）变为亚太其它，美国，欧盟，中东其它和美洲其它，这五大国家（地区）的一共占了中国73.42%的出口碳排放。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5.2 创新点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1）本文构建了贸易共生网络，并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对国际贸易共生网络进行定量表征。探索了2000-2020年间中国国际贸易共生网络产业部门与世界其它国家之间以及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关系，层级结构以及可持续性。
（2）探索了2000-2020年间，中国国际贸易共生网络产业部门层面生产侧和消费侧的碳排放以及区域碳排放流动的演变趋势，并对产业部门碳排放沿产业链的流动特征进行了细化的分析，明确了中国产业部门碳排放量、流动方向、主要参与国家（地区）和产业部门的变化情况。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