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论文哪里有？本文系统梳理了水产品贸易相关的理论依据，并对目前现有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阐述。基于联合国贸易商品数据库的水产品贸易数据，分析了全球全部水产品与细分水产品的贸易趋势与规模。并基于贸易结合度指数（TII）与贸易互补型指数（TCI）等方法着重探讨了中国水产品的贸易特征。采用复杂网络方法分析全球水产品贸易的节点特征、网络特征、等级层次结构、社区划分等演化规律。
一、绪论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在视角上，基于贸易与地理的双重视角探讨水产品的贸易网络形成机制、拓扑结构及动态演变。水产品贸易的相关研究不胜枚举，但多数以贸易视角，通过测算贸易指数探究水产品贸易特征和贸易结构，或是构建贸易引力模型测算影响因素，具备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尝试引入地理空间因素，探讨全球水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并从地理邻近、路径依赖、路径突破，以及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解释水产品贸易网络演化过程与驱动机制，具有一定的视角创新。
在内容上，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全球水产品贸易的空间网络特征。水产品贸易研究往往依赖于经济学模型，仅能从单一竞争、互补、市场集中或市场分散等角度刻画贸易关系，不能清晰反应水产品贸易网络的综合性、复杂性、动态性与层次性特征。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既可以全面考察全球尺度的水产品贸易联系，又可侧重分析区域性贸易特征，还可分析单独节点的动态特征。在驱动机制探究上，往往采用二次指派程序（QAP）、贸易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和负二项式回归（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等计量方法，但上述方法无法甄别不同驱动因子的影响力在空间异质性条件下如何变化。本研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深入挖掘地理距离与驱动因子关联作用下的影响机理。
三、全球水产品贸易格局及演化特征
（一）全球水产品贸易趋势分析
1.全部水产品贸易趋势分析
在近20a年间，全球水产品贸易总额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1996年的790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3670亿美元增长了4.64倍，其中在2018年贸易额达到峰值5465亿美元。水产品贸易额在这25年间始终保持周期性波动上升趋势，并且平均为每五年一个小周期，在每个小周期内的贸易变化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均呈现出先规模扩大后规模紧缩的增长态势。
第一阶段为1996—2002年，在该阶段内水产品贸易前期保持平稳状态，在2000年迎来第一个增长小高峰，到2002年贸易额有所回落，此阶段水产品贸易额均值为923亿美元，增长率为8.14%。
第二阶段为2002—2006年，该阶段内的前四年均保持着上升趋势，2005年达到波峰1715亿美元，但随后又跌落至1201亿美元，此阶段的水产品贸易额均值为1264亿美元，增长率高达40.51%。
第三阶段为2006—2011年，在此阶段水产品贸易额波动幅度较大，2008年为2006年的2倍之多，此间水产品贸易额均值为2012亿美元，增长率达到了阶段性最高的103.49%，比上一阶段增长率还要高出一倍之多。
第四阶段为2011—2016年，全球水产品贸易在此阶段呈现出较为强势的增长势头，实现了“双峰增长”，在2014年水产品迎来该周期第一个峰值3726亿美元，2016年达到第二个峰值4148亿美元，水产品贸易额均值为2824亿美元，增长幅度虽然较上一阶段有所回落，但依旧保持这69.72%的高速增长。
五、全球水产品贸易网络演化影响因素
（一）全球水产品贸易影响因子筛选
1.经济因素
经济规模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不通过国家的贸易规模与贸易结构。一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GDP）能够全面的的反映该国家的经济发展实力，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107]。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由生产能力的提高（即生产要素的增长）和技术进步引起。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也意味着具有较高的居民收入水平，因此商品贸易的数量与结构也会受到经济和收入的驱动而增长。
而对于水产品贸易而言，亟需要水产行业的蓬勃发展才能更好促进本国的水产品“走出去”。因此，在国别尺度上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建造大型码头、港口等相关的基础设施，才能促进水产养殖、捕捞、加工、运输、出口等多个环节形成产业链条。目前，发展水产产业所需要的的设备价格高昂，一条拖网加工船就需要配备装探鱼器、航海设备、捕捞设施、加工冷藏设备等诸多设备，投资至少达到上千万美元[108]。因此，诸多国家的中小企业掣肘于发展产业所需的巨额资金的限制，加之国家经济实力难以给予更多的资金政策支持，导致水产产业发展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这种影响也会自动传导至水产品贸易中，使得经济实力强、水产产业大、产业链完善、产量高的国家更倾向于出口，而经济实力较弱、水产规模较小同时国民膳食需求较大的国家更倾向于进口。
基于此，本文也将验证经济因素对水产品贸易的驱动机制，并提出假设：
假设1：国别或地区的经济规模会进一步促进水产品贸易。
（二）全球水产品贸易演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1.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是一种空间变系数的回归分析工具，与OLS回归方法相比，GWR模型将空间位置因素纳入到回归之中，通过参数估计值随地理位置的变化来探索空间关系的平稳性，因此更有利于探究影响因素的空间变异特征[128]。
2.全球水产品贸易演化实证分析
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虽然具有全局性及平稳性，但世界各国的贸易联系具备空间异质性，因此OLS方法的假设条件难以满足。本文使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方法，探究经济因素、人口因素、价格因素以及科技因素全球水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分别选取各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人口数量、出口价格指数以及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反应上述因素。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
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方法进行全局回归，1996年和2018年的R2分别为0.249和0.174，且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表明各因素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具备回归条件。从回归系数来看，1996年，GDP、人口、价格因素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并且这些因素会促进水产品贸易，而科技因素的P值并不显著。而2018年，经济因素和价格因素的P值不显著，人口因素和科技因素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对水产品贸易起到正向驱动作用。
六、结论与展望
（三）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收集的水产品贸易数据，建立了全球—区域—国别尺度的分析框架。在全球尺度上，探究了水产品贸易网络演化规律，在区域尺度上，探究了不同区域以及网络组团的演化特征，在国别尺度上，探究了网络中的节点属性，并且作为中国的本土研究，文章也加大笔墨对中国的水产品贸易特征进行了深刻探讨，以期为中国进一步优化水产品贸易结构，调整贸易策略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在影响机制的剖析上还有待加强。首先，水产品贸易网络错综复杂，背后的原因不仅涉及到经济、人口、价格和科技等方面，还涉及到制度邻近、贸易便利化水平、宗教信仰、区位优势、外交关系、饮食偏好等多个维度，但鉴于上述因素难以收集数据，量化处理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导致本文影响机制方面的研究深度有待提升。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参考其他学者对类似因素和指标的处理，并可尝试引入定性比较分析（QCA）等创新性方法深入挖掘贸易网络的影响机理。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