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有促进作用。对于中国服务型出口企业来说，一方面要继续开放市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资本管制政策也应当适当放松，为中国服务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应积极寻求和制度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在现代服务行业方面的合作。
1绪论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服务贸易的相关研究
服务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服务贸易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梳理总结了国别间服务贸易比较研究、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三个方面。
（1）服务贸易国别比较研究
程大中等（2017）基于KWW方法测算服务贸易增加值并估算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发现总体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在上升，但中国和发达经济体的相对差距在拉大；从要素分类的角度看，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而知识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要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和印度、巴西[1]。张艳等（2018）通过对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现状和政策进行比较发现，中印双方分别在运输服务行业和电信、计算机、其他商业服务行业拥有比较优势。此外，虽然中国目前在服务贸易开放度方面略低于印度，但是中国正积极通过相关政策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2]。冯根尧等（2018）以“一带一路”沿线中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10的国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分析探讨了其文化创新活动的发展特征，并剖析了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创新效率的制约因素[3]。王拓（2019）根据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政策进行分析，认为世界各国的限制性政策呈现增多趋势，此外由于中国在监管模式上的差异性导致中国的限制性措施比发达国家更多[4]。崔艳新（2019）对比分析中美双方知识产权服务领域，并提出双方在该领域可以深入合作、进而改善中国知识产权环境的相关建议[5]。牛欢、彭说龙（2021）对中美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进行比较，指出与美国相比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发展规模有所提高，结构进一步优化，但是中国的比较优势还是在与货物相关的传统服务，如建筑、ICT等领域，而现代服务方面与美国差距较大[6]。赵若锦、李猛等（2021）从多维度对比中国和爱尔兰服务贸易发展路径发现两国服务贸易具有相似之处，并指出中国可以吸取爱尔兰服务贸易发展经验，结合自身特色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路径[7]。
3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现状分析
3.1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3.1.1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体规模
中国服务贸易虽然基础弱、发展晚，但在短短十几年间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年度变动来看，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方面的国际往来不断加深。如表3-1所示，2005-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624.40亿美元增长到7838.72亿美元，14年间增长了3倍多，服务进出口在世界排名第二。其中服务贸易进口增长额有4167.09亿美元，出口增长额为1929.83亿美元，进口增长额是出口增长额的二倍多。2020年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大幅下降，同比降幅达到了23.9%，而服务出口受疫情的影响不大，只是稍有下降。
从服务贸易增长率来看，我国服务贸易总体态势呈现前高后低的特征。2005-2019年，中国服务进口年均增长率为11.27%，超过全球年均增速5个百分点。中国服务出口年均增速为6.60%，也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如表3-1所示，“十一五”期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率较高，而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服务进出口增速均有所下降，之后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此外，从表3-1中也可以发现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增速波动较大。
从中国服务贸易额在世界总额中的占比看，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在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占比也越来越大。其中，2005到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稳中有升，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中占比达到4%-5%。而服务贸易进口占比增长明显，从2005年的3.2%上升到了2019年的8.43%。中国日益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环节中的重要组部分。
5实证研究设计
5.1模型的建立
在经济贸易流量的实证研究中，引力模型是最合适的工具，其最早是由Tinbergen(1962)提出的，通过地理距离和总产出因素测算贸易流量的模型[48]。随着研究的深入，Linnemann(1966)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汇率、通货膨胀、人口、关税以及其它可能对贸易流量产生影响的变量形成了扩展的引力模型[49]。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扩展基本的贸易引力模型，引入制度变量，将贸易双方的制度距离作为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衡量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5.2变量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5.2.1变量指标的选取及测算
关于制度变量，本文从正式制度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两个方面进行选取。其中，正式制度主要指对国家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技术水平产生激励影响的一系列政策、规则和法律。目前，大多数学者对制度距离的研究是以“正式制度距离”为主。在考虑数据的完整性和全面性以及学者的认可度，本文从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Global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以及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IEF）中选择制度指标，并将其作为构建正式制度距离变量的数据来源。此外，把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tede）在其官网发布的各国文化指数作为衡量国家非正式制度的测度指标。基于此，本文从四个子制度距离层面出发，选取了17个制度变量。
（1）政治制度变量的选取及含义。在政治制度层面，本文从全球治理指标中选取了5个治理维度，分别是：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GE）、话语权和责任（Voice and Accountability，VA）、政治稳定性和不存在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PS）、和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CC）、规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RQ）。各个指标取值的范围在-2.5-2.5之间，数值越大则该国在治理效能方面表现越强，而不同国家间指标数值差距越大，则表明两国制度距离越大。其中，话语权和责任（VC）衡量的是国家公民参政议政、言论自由和享受民主的程度；政治稳定性（PS）衡量的是对国家政局的稳定程度以及反映平息暴乱（包括恐怖主义）的能力。政府效率（GE）反映了政府机构职能履行、政策执行和政策承诺的可信程度。规制质量（RQ）反映的是政府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以及对促进私营部门发展相关政策实施的监管有效程度。腐败控制（CC）是指国家对政府和社会组织通过公共权力进行贪污腐败的控制程度。
7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7.2政策建议
7.2.1针对性开展区域服务贸易合作
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有促进作用。对于中国服务型出口企业来说，一方面要继续开放市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资本管制政策也应当适当放松，为中国服务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应积极寻求和制度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在现代服务行业方面的合作。从制度距离视角来看，中国的制度环境整体处在较低水平，而发达国家拥有较高的制度质量。发达国家市场秩序稳定，法律制度完善，能够给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安全、确定的交易环境，提高服务贸易有效性。此外，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领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对服务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较大，中国通过和发达国家积极开展服务领域的贸易合作，既可以提高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也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中国服务贸易水平，扩大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红利，助力中国经济增长。
7.2.2针对不同行业采取差异化的文化对待
非正式制度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起阻碍作用，但分行业却有所区别。因此，针对不同服务行业，要采取不同的文化对待。文化制度距离能够促进中国旅行服务的出口，旅游行业应立足于传统文化，多挖掘一些自然资源，结合时代潮流和自身特色，创新表现形式，提高服务体验，打造融入中国人文的特色旅游景观，保持中国旅行产品的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使中国旅行服务贸易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制度距离会阻碍运输服务、其他服务和现代服务出口，这就需要企业多和与中国有相似文化认同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服务贸易，如东盟、日本、韩国等。同时，企业也需要重点培养高度国际化的商业人才，提高贸易双方的文化认同感，减少交易和谈判过程中因文化差异出现的摩擦，促进服务贸易的出口。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