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论文哪里有？笔者认为不同的合作方式在影响价值链的路径方向大小上存在较大差异。以关税减让为代表的贸易合作显著提升了各国价值链参与度水平及价值链地位，并且由于关税减让直接影响了两国间贸易成本，因此其对价值链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且直接。投资合作显著推动了双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但不一定能推动双方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关系的集中体现。最后金融合作仅对价值链参与度提升有显著作用，而不影响各国的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第一章 导论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最早进入该领域研究的是Gereffi(1999)，他根据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增值环节的不同，提出地方产业集群可以通过四种方式进入全球化生产网络：代工生产(OEM)、代工组装(DEA)、设计生产加工(ODM) 和自主品牌生产(OBM)。Hummels 等(2001)是第一个建立垂直专业化指数的人，该指数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增值贸易规模，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参与程度。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与 GVC 测量方法有关的实证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Kaplinsky 等(2001)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依据嵌入 GVC 中的位置不同，可以划分两种嵌入模式：低端道路和高端道路。这些研究构成了 GVC 的基础，形成了 GVC 嵌入模型研究的基本框架，后续研究人员的探讨基本上都基于此。
（2）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位置测度研究
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位置的测度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出发。宏观层面主要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对国家或部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GVC Position）进行研究，Koopman 等(2010)基于出口增加值构建了分解框架，第一次对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的概念和测度方法做出了界定和阐述。在单个国家或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框架下，Fally(2012)、Antàs 和 Chor(2013)基于生产工序分别独立地对上游度做出开创性研究，以此来衡量一个国家（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特定产业的上游度值越大，则越处于上游的位置。之后 Miller 和 Temurshoev(2017)将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的上游度的测度由单个国家或区域拓展到了全球多国，并阐明了投入下游度的测度方法。
微观层面主要在宏观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利用微观企业匹配数据对相关企业进行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嵌入的研究。Chor 等(2014)首先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和 Antàs 等(2012)的测度方法计算得出各行业得上游度值，再将企业内不同贸易品的分布作为权重，在行业与贸易品之间形成对应的映射关系，最后再将行业层面的上游度加权到企业层面。
第三章 中国与东盟参与全球价值链与经贸合作现状
3.1 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
3.1.1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历程
上个世纪 80 年代，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份额约为 40%1。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较低，劳动分工的地位很低。二战后的日本借助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使其经济实现了飞跃。1980 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逐步走向世界制造中心，日本工业的升级和专业化也形成了东亚地区的“雁行模式”区域分工的主要动力。彼时，日本为“领头雁”，主要提供研发技术和核心部件。而“亚洲四小龙”是雁身，主要参与重要零件的制造；作为雁尾的东盟其他国家也进行加工和产品的终端组装。在此期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逐步开放其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通过融入东亚分工体系，进而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去。
1990 年代，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持续增加。美国加工业开始向东亚转移，相关国家对美出口大幅增加。全球范围制造业分工不断细化，产业进入壁垒明显降低，越来越多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开始向中国扩散，使得中国获得了更多参与全球分工的机遇。这一时期，中国外贸规模快速扩大，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占世界商品贸易的比重从 1979 年 1.8%增至 1991 年的 3.7%。通过承接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加工组装环节，中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大幅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显著上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以及参与度有所提高。
21 世纪初，中国加入 WTO 后，中国经济更加加速融入世界经济金融圈，中国经济与外贸总额高速增长，同时通过关税的降低和进一步深化改革，主要通过从事低端生产环节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获得制度红利的同时也导致 GVC 分工地位大幅下降，陷入“低端分工锁定”的困境。
第五章 中国-东盟合作对中国与东盟价值链地位影响分析
5.1 模型构建
实证研究目的主要为探究中国-东盟国家间的贸易、投资以及金融合作对各自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及地位的影响。
变量选择上，本文将从价值链参与度和价值链地位两方面考量中国-东盟合作的价值链影响，指数用 、 表示；以双边关税水平（Tariff）,双边投资（FDI）、人民币国际化指数（Fin）分别代表贸易、投资、金融合作；最后本文参考了余海燕（2020）、吕越（2020）、张亚斌（2017）等国内学者的研究，选择单位劳动产出（TI）、全球治理指数（WGI）、劳动力素质（Labor）、行业产出（Output）、行业人均工资（Wage.ave）、研发强度（Research）以及信贷规模（Credit）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回归。
由于价值链参与度和价值链地位指数分别代表了衡量价值链的两个不同维度。二者各自主要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过度的引入控制变量易导致模型估计不显著或产生有偏估计，因此需要根据价值链指数和自变量的差异选择不同的控制变量，以提升模型的稳健性。
首先反映价值链参与度与价值链地位除了受如行业产出、国家治理等共同因素的影响，还受变量特有因素的影响。因此将单位劳动产出（TI）、全球治理指数（WGI）、行业产出（Output）作为共同的控制变量。其次，对中国和东盟国家而言，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往往与行业开放，吸收外商投资相一致，而其中劳动力素质以及工资水平是决定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将行业人均工资（Wage.ave）和劳动力素质（Labor）纳入价值链参与度回归模型之中。再次，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则更多依赖于内生性研发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因此需要在价值链地位的回归中加入研发强度（Research）。最后，在研究金融合作对价值链的影响时，需要排除东道国信贷规模对价值链指数的影响，因此需要在研究金融合作的回归中添加信贷规模（Credit）作为控制变量。
5.2 数据来源及处理
5.2.1 被解释变量
中国和东盟国家分行业的价值链指数，主要依据前述理论模型构建。主要基于Koopman(2014)和 Wang(2017)在总体层面价值链的分解，以及相关 GVC 指数的构建。本文使用国外增加值与间接国内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例表示一国某产业的价值链参与度，用前向联系的产业链长度与后向联系产业链长度的比值代表价值链地位。
在数据选择上，本文使用了亚洲开放银行构建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计算相应指数。亚洲开发银行（ADB）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IOD)的基础上，对亚洲经济体进行扩充，编制了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MRIO)。最新数据库以 2016 年为基期，包含全球 60 个经济体、35 个行业，涵盖了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亚洲大部分国家。价值链分解数据来源于对外经贸大学 UIBE GVC Index 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2010 年至 2017 年。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选择了 ADB-MRIO 数据库所包含的 9 个东盟国家以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国，并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选择细分的 15 个产业进行研究。
5.2.2 解释变量
中国-东盟双边关税水平（Tariff）:双边贸易合作通常与贸易自由化密切相关，通过签署贸易协议，建立自由贸易区，逐步减免双边关税，消除贸易壁垒，并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中国与东盟各国各产品进出口关税水平反映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合作开展情况，进而研究贸易合作如何影响双方价值链参与度与地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 WITS 数据库，由于行业分类的差异，本文在中国与东盟国家 HS 编码下各产品进出口关税水平的基础上，以贸易量为权重将 HS编码的产品按照 ADB 的行业分类归并，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到中国与东盟国家 ADB 行业分类下各制造业的平均关税水平。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主要结论
本文研究了从价值链合作出发，在中国与东盟价值链发展历程与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价值链参与度以及地位指数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并通过实证模型，研究了中国东盟在贸易、投资、金融领域合作对各自价值链参与度及地位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6.1.1 中国与东盟不同程度地成功融入到全球生产分工体系
中国与东盟均通过参与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成功融入到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并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开放以及经济的腾飞。外资的进入弥补了发展中国家资本匮乏的发展初期，中国和东盟的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发展并形成产业集群，进而推动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支撑了中国与东盟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相比于东盟，中国依托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消费潜力以及优秀的劳动力素质，吸引了大量外资涌入，因此价值链的参与程度高于东盟各国。而东盟各国在价值链中参与的时间以及程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是最早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家，近年来，越南也借助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契机，通过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企业进入，迅速融入到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之中。
6.1.2 中国与东盟在价值链的地位上表现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格局
从价值链分工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处于东亚生产网络体系，是世界的制造中心。中国和大部分东盟国家一样都承接了加工制造环节的分工，产业内分工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东盟间产业内贸易联系，双方在产业链上下游相互合作，相互共存。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中国与东盟相关产业发展也存在交叉，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可替代性较强，各国间在吸引外资方面存在竞争。从价值链升级来看，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层次性特点有利于中国与东盟各国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