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论文哪里有？本文测算的 50 个“一带一路”样本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大多属于一般便利或不便利，便利化程度整体不高且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显著特征，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也可以得到空间集聚的特点，即高值与高值集聚，低值与低值集聚。另外，贸易便利化与出口流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正向关系，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贵州对其出口贸易量也较多。同时，根据空间集聚的特征，贸易便利化水平相近的国家地理位置临近或接壤，贵州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出口量也相当接近。
1 绪论
1.2 文献综述
1.2.1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度技术
Kaufuaun、Kraay、Zoido-Lobaton（1999）分别从港口效率、海关环境、国内规章制度、服务部门基础设施建设四个方面对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Wilson等（2003、2005）在 Kaufuaun、Kraay 和 Zoido-Lobaton 的指标体系构建基础上将国内规章制度和服务部门基础设施建设替换为监管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并采用《世界竞争力报告》的感性数据通过算术加权法进行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测算。Perez、Wilson（2012）则选取包括硬基础设施和软基础设施的有形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港口运输效率、商业和规制环境改善等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度。曾铮、周茜（2008）借鉴 Wilson 贸易便利化指标构建体系，将海关环境替换为征税环境，并增加商务人员流动这一指标，同样主观的选取《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世界竞争力年鉴》中的指标数据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测算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李斌、段娅妮、彭星（2014）在上述指标选取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准入这一指标，与前人不同的是，以客观数据替代感性数据采用熵权法赋权测算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数。彭羽、陈争辉（2014）首先选取市场准入、商贸环境、基础设施和政府效率作为一级指标，然后根据每个一级指标特征细化到更为具体的三级指标，同样采用 AHP 构建上海自贸区投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
3 “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与评价
3.1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
3.1.1 贸易便利化指标选取
本文借鉴 Wilson 等（2003）的思路，以物流基础设施、海关环境、电子商务与互联网、政府规制环境和金融服务五大方面作为一级指标，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并将这五大一级指标细化为 17 个二级指标，具体构成如表 3.2 所示。五个一级指标具体说明如下：
（1）物流基础设施。物流基础设施是衡量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贸易发展的硬件条件，从陆路、航空和港口等不同方面影响进出口的效率。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会支撑和带动贸易的便利程度，否则将成为制约贸易发展的瓶颈。
（2）海关环境。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海关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海关效率与效能的高低对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具有重大影响。海关环境的透明度，降低通关程序与手续的繁琐程度进而减少相关成本，能够直接或间接促进贸易的便利化。
（3）电子商务与互联网。互联网与新技术的应用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滞后问题。电子信息网络的应用将会降低交易成本，加速信息传递，提高贸易效率，促进贸易便利化。
（4）政府规制环境。一国的政府和政策法规对贸易的监管程度和透明度将决定是否能为贸易活动营造一个安全高效、稳定合理的规制环境。良好的内部环境将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发展，同时，政府的清廉程度也会为贸易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5）金融服务。金融服务的支撑将为贸易的便利性提供可靠地资金支持，降低贸易交易的风险，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进而增加贸易便利化程度。
5“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对贵州出口贸易效应实证分析
5.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4 年-2018 年贵州对“一带一路”50 个样本国家五年的出口贸易数据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于部分“一带一路”国家数据的不可得而导致的贸易便利化指数的缺失，以下实证分析将不予考虑。而对于个别国家如摩尔多瓦、黑山、阿尔巴尼亚等部分解释变量数据缺失的情况，本文采取求平均值法进行合理添加。除了贸易便利化指数由作者测算所得，其余变量的数据均来自权威数据库和官方网站。
5.2 计量模型的设定
对于双边贸易流量的研究，贸易引力模型已是学术界解释力较强具有权威性的模型。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引力模型被引入双边贸易流量研究，便一直被广泛运用且不断发展延伸。这里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加入本文研究的核心变量贸易便利化进行量化分析。在进行空间分析之前，首先进行最小二乘法（OLS）对该模型进行估计，根据得到的结果结合前面的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判断回归效果如何，进而引入空间因素形成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SDM）三类空间引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在研究“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贵州出口贸易的空间效应的实证分析中，关于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择是以数据的可获得性为基础，同时借鉴了相关学者的研究经验，重点选取了本文研究的核心即“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TWTFI）（由第三章测算所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人口总量（POP）、地理距离（DIS）、关税水平（TAR）和相关组织协议等变量对贵州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额进行考察分析。既往研究中，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总量、参加国际组织情况这些变量已经被广泛应用，且研究成果较为成熟具有权威性。
6 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结论
基于第三章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测度以及第四章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和贵州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自相关性分析，第五章借助空间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便利化总体和结构性贸易便利化对贵州出口贸易流量产生的空间效应。贸易便利化是对外贸易发展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发展是贵州进一步推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大好机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也相对较高，良好的经济水平会带动基础设施，信息技术、营商环境等快速发展，进而为贸易便利化提供高效有利的内外部条件，最终由贸易便利化促进出口贸易更好的发展。
（1）本文测算的 50 个“一带一路”样本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大多属于一般便利或不便利，便利化程度整体不高且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显著特征，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也可以得到空间集聚的特点，即高值与高值集聚，低值与低值集聚。另外，贸易便利化与出口流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正向关系，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贵州对其出口贸易量也较多。同时，根据空间集聚的特征，贸易便利化水平相近的国家地理位置临近或接壤，贵州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出口量也相当接近。
（2） 通过引入空间权重矩阵的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具体分析核心变量贸易便利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关税水平等其他经济变量以及虚拟变量是否为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这些解释变量对贵州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量的影响程度和空间效应，贸易便利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等与贵州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出口量呈正相关，地理距离和出口贸易量呈负相关。其中，贸易便利化是出口贸易发展的有利抓手，也是整个“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一环，由于周边国营商环境改善带来的竞争压力，促进了贵州对中心国出口贸易的增加。同时考虑结构性贸易便利化如何在空间上影响出口贸易。物流基础设施、政府规制环境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贵州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出口，尤其是政府规制环境对其促进作用最大。同时，周边国与中心国的贸易便利化协同效应从不同方面推进了“一带一路”国家区域性联动，带动了离岸贸易与转口贸易的发展，保障了国际贸易安全、高效开展。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