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 2013 年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投资目的国。就直接投资流量的情况来看，据 2003年-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2003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 个国家直投资流量仅为 2.02 亿美元，2017 年飙升至 201.7 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例也从 7.1%上升至 12.7%。从直接投资存量的情况来看，2003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刚刚超过 13 亿美元，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总量相比，占约 4 个百分点。2017 年末，这一指标飙升为 1543.98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8.5%。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已经初见成效。
1.1.1 选题背景
自 2013 年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投资目的国。就直接投资流量的情况来看，据 2003年-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2003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 个国家直投资流量仅为 2.02 亿美元，2017 年飙升至 201.7 亿美元，同比增长31.5%，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例也从 7.1%上升至 12.7%。从直接投资存量的情况来看，2003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刚刚超过 13 亿美元，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总量相比，占约 4 个百分点。2017 年末，这一指标飙升为 1543.98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8.5%。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已经初见成效。
“一带一路”倡议从一开始的提出到后续贯彻落实，从亚洲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的相继设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鼎力支持，进而给我国以及沿线国家均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然而，该项倡议在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面临着各种严峻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以中国东部作为出发点，朝着西部不断向前延伸，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中东和西欧地区的 64 个国家，是目前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一带一路”倡议覆盖的国家面非常之广，跨度较大，各国无论在制度体制、发展历史、社会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民族问题等诸多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而言，沿线各国在制度体制上具有高度异质性，沿线既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实行西方政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实行君主政体的阿拉伯国家等，特别是在南亚、南亚、中亚和中东地区，许多国家国内政治形势复杂，政局变化频繁。从文化方面来看，沿线国家的文明丰富多元，上百种语言并存，文化差异较大。既有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国家，也有中东欧等西方传统文化国家；既有俄罗斯、土耳其等“欧亚国家”，还有新加坡等东西文化交融的国家。从宗教信仰来看，“一带一路”沿线途径全球目前各大宗教的诞生及发展地，特别是中东地区，更是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起源圣地，全球排名前四的穆斯林国家以及以老挝、缅甸为代表的小乘佛教的主导地也遍布在“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宗教内部还存在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历史纷争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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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1.2.1 研究内容
本研究主要分六个章节进行阐述：
（1）第一章主要是绪论，具体阐述了文章的研究背景、意义、内容、方法、技术路线、分析框架以及创新和难点之处。
（2）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回顾了理论基础以及已有研究成果，对同本文论述存在着直接关联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并为后续开展实证研究时的变量选择和模型建立提供理论支撑；同时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制度距离对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针对地理概念的 OFDI 第三国效应和制度特征方面的研究。
（3）第三章梳理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理。首先对制度距离进行了定义，接着总结了现有研究中对制度距离维度的划分，最后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阐述制度距离对投资国 OFDI 如何产生影响，并提出了本文需要实证检验的假设。
（4）第四章总结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制度距离现状，具体阐述了我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一系列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具体情况，就对这些国家投资的总体规模、地理位置以及行业的分布情况加以梳理和总结。同时通过计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文化制度距离，来概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制度距离现状。
1.2.1 研究内容
本研究主要分六个章节进行阐述：
（1）第一章主要是绪论，具体阐述了文章的研究背景、意义、内容、方法、技术路线、分析框架以及创新和难点之处。
（2）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回顾了理论基础以及已有研究成果，对同本文论述存在着直接关联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并为后续开展实证研究时的变量选择和模型建立提供理论支撑；同时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制度距离对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针对地理概念的 OFDI 第三国效应和制度特征方面的研究。
（3）第三章梳理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理。首先对制度距离进行了定义，接着总结了现有研究中对制度距离维度的划分，最后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阐述制度距离对投资国 OFDI 如何产生影响，并提出了本文需要实证检验的假设。
（4）第四章总结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制度距离现状，具体阐述了我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一系列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具体情况，就对这些国家投资的总体规模、地理位置以及行业的分布情况加以梳理和总结。同时通过计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文化制度距离，来概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制度距离现状。
（5）第五章为制度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空间权重矩阵原理的介绍，分别采用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三类制度的制度距离对本文的制度空间权重矩阵加以构建；接着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在“制度空间”上的空间相关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空间滞后模型（SAR）以及空间误差模型（SEM）这两大模型；随后立足于有关理论以及文献支持，找出其余对中国 OFDI 产生影响的指标，并利用上述两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6）第六章为结论部分，主要就文章的论点进行归纳，针对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明确文章研究依旧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指明了后续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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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制度距离与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2.1 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2.1.1 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
二战后，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并通过对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推动经济的发展，以此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本以及技术的有效流动。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将研究的关注点投向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研究领域。
（1）产品生产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由 Vernon（1966）[3]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包括四个重要时期：一是导入期；二是成长期；三是成熟期；四是衰退期。当产品处于导入期以及成长期这两个时期时，其尚未在市场中形成竞争。由于竞争的缺乏，导致产品价格相对较高，只有发达国家的公民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买并使用该产品。故而在这两个时期，产品无论是生产还是营销，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到了成熟期，产品的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产品的制造企业在本国生产产品时需要支出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本。在这一阶段，为确保自身运营更加高效，更能在市场中保持住优势，企业只能在母国之外的其他东道国通过建立工厂的方式制造产品，以此有效降低产品制造和销售的成本。不仅如此，当产品已经实现了一定的标准时，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其会改变以往的生产营销策略，将生产基地从本国移出，选择在一些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且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全新的生产基地，通过直接投资生产这一方式有效缩减成本支出。到了衰退期时，产品的技术已不再具有优势，此时，市场中的企业若要取得竞争力，唯有通过降低成本的方式进行。故而此时，产品的生产制造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母国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主要通过在第三国制造并出口至母国的方式得以满足。一个产品从问世到衰退历经不同的生命周期，随着生命周期的不同，生产基地也会有针对性的发生改变，这也就是为何跨国企业会进行对外投资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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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制度距离与国际直接投资文献综述
2.2.1 制度距离对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
（6）第六章为结论部分，主要就文章的论点进行归纳，针对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明确文章研究依旧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指明了后续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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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制度距离与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2.1 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2.1.1 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
二战后，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并通过对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方式推动经济的发展，以此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本以及技术的有效流动。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将研究的关注点投向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研究领域。
（1）产品生产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由 Vernon（1966）[3]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包括四个重要时期：一是导入期；二是成长期；三是成熟期；四是衰退期。当产品处于导入期以及成长期这两个时期时，其尚未在市场中形成竞争。由于竞争的缺乏，导致产品价格相对较高，只有发达国家的公民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买并使用该产品。故而在这两个时期，产品无论是生产还是营销，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到了成熟期，产品的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产品的制造企业在本国生产产品时需要支出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本。在这一阶段，为确保自身运营更加高效，更能在市场中保持住优势，企业只能在母国之外的其他东道国通过建立工厂的方式制造产品，以此有效降低产品制造和销售的成本。不仅如此，当产品已经实现了一定的标准时，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其会改变以往的生产营销策略，将生产基地从本国移出，选择在一些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且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全新的生产基地，通过直接投资生产这一方式有效缩减成本支出。到了衰退期时，产品的技术已不再具有优势，此时，市场中的企业若要取得竞争力，唯有通过降低成本的方式进行。故而此时，产品的生产制造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母国市场对该产品的需求主要通过在第三国制造并出口至母国的方式得以满足。一个产品从问世到衰退历经不同的生命周期，随着生命周期的不同，生产基地也会有针对性的发生改变，这也就是为何跨国企业会进行对外投资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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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制度距离与国际直接投资文献综述
2.2.1 制度距离对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其实施跨国经营所需面临的困难将远远超过本国经营，导致这一情形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实施跨国经营战略时，必然会遭遇来自于文化、语言、市场环境差异等一系列方面所导致的问题，同时由于企业对东道国经营环境不甚了解，进而导致其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些信息，必须耗费更多的资金和人力搜集相关信息。而这些成本支出将会导致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存在着一定幅度的降低，进而导致企业跨国投资的热情及信心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中国企业在对那些同本国制度环境近似的国家进行投资时，往往有着良好的市场优势，由于其采用非正式制度代替正式制度，擅长利用非市场的技巧掌握并理顺各种规则和制度，故而我国企业在作出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往往优先考虑那些制度环境相对较为近似的国家（Kolstad et al.2010）[11]。可见，对外直接投资与制度距离是反向相关的关系。两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越小，中国对其的 OFDI 就越多；两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越大，中国对其的 OFDI 就越少（蒋冠宏，蒋殿春，2012；黄汉民，郭苏文，2010）[12-13]。#p#分页标题#e#
从政治制度距离来看，两国腐败程度的差异对投资国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直接影响。倘若投资国同东道国两者间政府的腐败情况差距较小，那么对于投资国而言，其将会加大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反，倘若投资国同东道国两者间政府的腐败情况相去甚远，那么相应的投资国也会有针对性的减少直接投资的规模。
从经济制度距离来看，两国之间的经济制度距离制约了投资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换而言之，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内需结构越类似，则越有助于跨国企业将直接投资的目光投向与母国经济发展以及内需结构近似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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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理...............................19
3.1 制度距离...........................................19
3.1.1 制度距离的定义.................................19
3.1.2 制度距离产生的交易成本.....................................20
第四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制度距离现状分析................27
4.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27
4.1.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总体规模..........................27
4.1.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地区分布..........................29
第五章 多维制度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41
5.1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相关性............................41
5.1.1 空间权重矩阵设计..................................41
5.1.2 空间相关性分析.......................................42
第五章 多维制度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相关性
5.1.1 空间相关性分析
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需满足相应的前提条件，具体为满足空间相关性存在这个条件。本文对空间相关性是否显著进行检验，常用的空间计量方法是运用范围较广的 Moran 检验。
本文借助空间权重矩阵来进行相应检验，通过 stata 软件分别进行计算，并获得 2005 年至 2017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政治制度空间”、“经济制度空间”和“文化制度空间”的全局莫兰指数、Z 统计量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5.1 所示。
从表 5.1 的结果可以发现，除了在 2006 年在“政治制度空间”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其他年份均体现为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在“政治制度空间”上，从 Z 值来看，除了 2006 年的 Z 值小于 1.5，其余各年的Z 值均大于 1.5。在 2009 年前，Moran I 指数有较大波动，在 2009 年后，MoranI 指数值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状态，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关联性。在“经济制度空间”上，2005 年-2017 年，Z 值均大于 2，莫兰指数在 2006 年后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在“文化制度空间”上，从 Z 值来看，均高于 3，莫兰指数值也较大，在研究期间内有些许波动，但总体上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表现出很强的空间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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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本文在对制度距离、制度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等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制度距离可能对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时产生的影响机理，进而梳理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情况和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制度距离的现状，然后建立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模型，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信息，就因国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不同，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的情况进行不同维度的论证，并根据不同制度质量进行分组，综合研究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制度特征。从制度空间视角来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 在“政治制度空间”、“经济制度空间”和“文化制度空间”均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除前述研究外，站在传统的研究视角，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情况、自然资源的获取情况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等对于中国 OFDI 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同时，由于所涉国家的制度质量差异，也会对直接投资带来不同的影响，为此本文得出了包括以下几点在内的核心结论：
（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制度空间上存在明显的第三国效应，表现为互补效应。
从“一带一路”沿线 43 个国家研究总体来看，根据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知的 OFDI 数据信息，通过空间自相关及模型的回归结果，都能充分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 在“政治制度空间”、“经济制度空间”和“文化制度空间”上均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表现为互补效应。并且这种在“政治制度空间”和“经济制度空间”上的第三国效应无论是在沿线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还是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均存在。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
首先，对于“一带一路”所涉及的沿线国家整体来说，政治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投资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越大，则中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其次，基于不同制度质量国家而言，中国在高制度质量国家的 OFDI 会受到双方政治制度距离显著的负向影响，中国更倾向于投资与本国政治制度距离较小的高制度质量国家；但在经济制度方面则相反，东道国与中国的经济制度距离会促进中国对高制度质量国家的直接投资。而在“一带一路”沿线低制度质量国家，这种作用并不明显。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