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
(一) 研究背景
自 21 世纪以来,我国呈现出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与货物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并存的局面。中国自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遵守 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准则,积极开放国内广阔的服务业市场,服务贸易也已成为我国贸易发展的强力引擎。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货物贸易交易相对低迷,而服务贸易却表现亮眼,在 2008-2015 年,我国的服务贸易总额年均增长 16.97%,远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年均增长 9.50%。但与货物贸易长期保持巨额顺差的情况不同,我国服务业市场的外部依赖程度较高,自 1992 年服务业进口额首次超过出口额,中国服务贸易就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并且逆差的金额呈逐年上升趋势。服务贸易逆差在 2008 年前变化比较平稳,在 2008 年突破 100 亿美元后逆差扩宽速度加快,2015 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已达 1823.56 亿美元。2008-2014 年间除 2010年外,我国服务逆差额年增长率均高于 38%,而此前 1996-2007 年间年均增长率为 10%左右。这一方面反映了,“世界工厂”日益增长的生产性服务业需求以及经济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带来的蓬勃的生活性服务业需求,与相对落后的服务业生产力之间,不匹配;另一方面也反应了我国服务业在国际整体服务业竞争环境中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局面。同时,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我国货物贸易条件长期保持着恶化的态势,2000 年至 2011 年降幅达到 21.99%,在 2014 年至 2017 年随着服务贸易逆差扩增程度的放缓,我国货物贸易条件恶化的局势也到改善,显现出上升与改善,但相比上世纪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国内诸多学者也已经关注到我国货物贸易条件的发展境况,赵玉敏等(2002)[1]发现我国无论从整体的货物贸易条件还是制成品与初成品贸易条件都发生了恶化;张海波和刘洪钟(2008)[2]更发现我国贸易条件以每年 4.6%的速度下降。但也有些学者从不同产品的贸易条件(王文治和陆建明,2012)[3]、除价格贸易条件其他衡量贸易条件指标如收入贸易条件(林丽和张素芳,2005)[4]等其他角度展开研究认为我国的贸易条件并不存在恶化。总体来说,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贸易条件处于不断的恶化的状态,这也与我们从实际数据中观测得到的情况一致。《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将“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强化服务贸易合作”作为“十三五”时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在“十三五”期间鼓励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而如何在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实现中国货物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政策制定者研讨的重要议题,探讨服务贸易差额变动对货物贸易条件趋势有无作用有助于政府在制定服务贸易政策时思虑全面、权衡多方,争取更多的贸易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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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Burgess 推论概述与研究设计.....................................14...........................
(二)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理论方面,本文对 Burgess 推论的有效验证厘清服务贸易对于货物贸易条件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补充完善服务与货物两种国际贸易形式的互联互动关系,扩展、充实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理解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的内涵,深入了解服务贸易背后蕴含生产要素国际间转移的意义,并探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服务产品国际转移的差异化影响。同时,我们将对理论模型的假说进行验证,考察理论在实际情况是否成立,如果实际与理论有所偏离,讨论其背后可能的原因。
2、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
理论方面,本文对 Burgess 推论的有效验证厘清服务贸易对于货物贸易条件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补充完善服务与货物两种国际贸易形式的互联互动关系,扩展、充实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理解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的内涵,深入了解服务贸易背后蕴含生产要素国际间转移的意义,并探究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服务产品国际转移的差异化影响。同时,我们将对理论模型的假说进行验证,考察理论在实际情况是否成立,如果实际与理论有所偏离,讨论其背后可能的原因。
2、实践意义
实践方面,研究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条件的影响有助于解析我国长期贸易条件恶化与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并存的现状。尤其在世界贸易冲突争端频发、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大背景下,而服务又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愈发重要的位置,服务贸易早已置身于贸易冲突的前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制定怎样的服务贸易政策、如何在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同时维护乃至争取贸易福利、如何协调与货物贸易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亟待思考。目前,我国正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攻坚克难期,服务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粘合剂”,是产业之间相互配合、相互融合的关键因素。在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与对外依存度均趋高的背景下,研究服务贸易有助于在“十三五”期间更好地落实服务业对外开放,在提升开放水平的同时更提高开放质量。同时,贸易条件作为一国贸易利益的重要衡量,研究其影响因素可以给执政者以导向清晰的启发,探讨服务贸易对其的影响更有助于政府在制定服务贸易政策时思虑全面、权衡多方,争取更多的贸易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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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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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一)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相互作用
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是国际贸易两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往往相生相伴(Nord?s,2010)[8],众多学者普遍认可二者之间存在总量互补、差额替代的关系。认识、了解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关系对于一国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政策的实施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随着货物贸易发展规模的逐渐扩大,大大促进了与此相关的国际运输、国际金融与保险、国际商务旅行、售后服务、技术咨询、法律、会计等服务业的发展,并带动了此类服务产品的出口;而服务贸易反过来也不断提升货物贸易的质量并优化货物贸易结构,很多服务贸易部门已经成为货物贸易的支撑产业,而货物贸易也已经成为体现服务贸易的重要载体。
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是国际贸易两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往往相生相伴(Nord?s,2010)[8],众多学者普遍认可二者之间存在总量互补、差额替代的关系。认识、了解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关系对于一国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政策的实施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随着货物贸易发展规模的逐渐扩大,大大促进了与此相关的国际运输、国际金融与保险、国际商务旅行、售后服务、技术咨询、法律、会计等服务业的发展,并带动了此类服务产品的出口;而服务贸易反过来也不断提升货物贸易的质量并优化货物贸易结构,很多服务贸易部门已经成为货物贸易的支撑产业,而货物贸易也已经成为体现服务贸易的重要载体。
1、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总量互补
一部分学者认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有相互依存作用,呈现出互补关系,尤其表现在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促进方面,以及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拉动方面。
一方面,服务贸易由货物贸易派生而来(程大中和陈宪,2000;Karmali 和 Sudarsan,2008)[9-10]。Egger 等(2012)[11]认为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交易量计算难度更大也面临更加严苛的贸易壁垒,但由于二者在实际中往往难以分割,货物跨境贸易自由化效应会对服务产生连带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受阻也应该导致货物贸易量减少。Feenstra和 Hanson(2005)[12]通过对中国的加工贸易的服务外包选择的分析,发现在出口量较大的省份中,将贸易中涉及的服务需求外包给境外方是成本最低的选择,货物贸易本质上需要跨境服务的助力。Beverelli 等(2017)[13]研究了处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的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降低服务贸易限制性对使用服务作为生产中间投入的制造业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服务进口国在发挥这种影响上发挥关键作用,同时调整贸易双方的货物贸易局面。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在企业层面的联系。Breinlich 和 Criscuolo(2010)[14]对 2000-2005 年间英国出口和进口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服务贸易也拥有强烈的企业级异质性,且与商品贸易有惊人的相似性,必须将公司现有的服务贸易异质性纳入对货物贸易的分析考察中,以捕捉出口和进口的关键信息。Ariu 等(2017)[15]研究了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如何在公司层面进行互动,基于 1995-2005 年期间比利时公司数据集建立了商品和服务进口源的离散选择模型,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对货物贸易产生相当直接和可观的影响,反之亦然,
一方面,服务贸易由货物贸易派生而来(程大中和陈宪,2000;Karmali 和 Sudarsan,2008)[9-10]。Egger 等(2012)[11]认为相比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交易量计算难度更大也面临更加严苛的贸易壁垒,但由于二者在实际中往往难以分割,货物跨境贸易自由化效应会对服务产生连带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受阻也应该导致货物贸易量减少。Feenstra和 Hanson(2005)[12]通过对中国的加工贸易的服务外包选择的分析,发现在出口量较大的省份中,将贸易中涉及的服务需求外包给境外方是成本最低的选择,货物贸易本质上需要跨境服务的助力。Beverelli 等(2017)[13]研究了处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的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降低服务贸易限制性对使用服务作为生产中间投入的制造业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服务进口国在发挥这种影响上发挥关键作用,同时调整贸易双方的货物贸易局面。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在企业层面的联系。Breinlich 和 Criscuolo(2010)[14]对 2000-2005 年间英国出口和进口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服务贸易也拥有强烈的企业级异质性,且与商品贸易有惊人的相似性,必须将公司现有的服务贸易异质性纳入对货物贸易的分析考察中,以捕捉出口和进口的关键信息。Ariu 等(2017)[15]研究了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如何在公司层面进行互动,基于 1995-2005 年期间比利时公司数据集建立了商品和服务进口源的离散选择模型,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对货物贸易产生相当直接和可观的影响,反之亦然,
共同开放商品和服务贸易带来了实质性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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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货物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
在货物贸易的研究中,“货物贸易条件”一直备受中外学者青睐。“贸易条件”一词最先由美国经济学家 Taussig 于 1927 年提出,但关于它的研究可追溯到 19 世纪中前期,被普遍认为一国出口盈利能力与贸易利益的重要考量(Bhagwati,1958;Otto,2013;Erauskin 和 Gardeazabal,2017)[30-32]。近百年来,“贸易条件”始终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尤其是上世纪 50 年代“普雷维什-辛格假设(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的提出,推动了一大批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贸易条件进行研究。众多学者研究发现贸易条件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来自方方面面。Grimes(2006)[33]发现高贸易条件水平与低贸易条件波动于经济发展有益。Eicher 和 Schubert(2006)[34]认为相对价格,即贸易条件的变化对产出有直接影响,并进一步在长期对资本与产出有所作用。Dungey(2004)[35]对南亚与东南亚的六国的汇率数据分析发现,汇率波动的 24%能由贸易条件的波动来解释。Chowdhury(2015)[36]对 45 个发展中国家实证发现,贸易条件的永久变动对一国的私人储蓄有着正向作用,其短暂变动也对私人储蓄表现出正面影响,而且其影响程度大过永久变动带来的。
在货物贸易的研究中,“货物贸易条件”一直备受中外学者青睐。“贸易条件”一词最先由美国经济学家 Taussig 于 1927 年提出,但关于它的研究可追溯到 19 世纪中前期,被普遍认为一国出口盈利能力与贸易利益的重要考量(Bhagwati,1958;Otto,2013;Erauskin 和 Gardeazabal,2017)[30-32]。近百年来,“贸易条件”始终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尤其是上世纪 50 年代“普雷维什-辛格假设(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的提出,推动了一大批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贸易条件进行研究。众多学者研究发现贸易条件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来自方方面面。Grimes(2006)[33]发现高贸易条件水平与低贸易条件波动于经济发展有益。Eicher 和 Schubert(2006)[34]认为相对价格,即贸易条件的变化对产出有直接影响,并进一步在长期对资本与产出有所作用。Dungey(2004)[35]对南亚与东南亚的六国的汇率数据分析发现,汇率波动的 24%能由贸易条件的波动来解释。Chowdhury(2015)[36]对 45 个发展中国家实证发现,贸易条件的永久变动对一国的私人储蓄有着正向作用,其短暂变动也对私人储蓄表现出正面影响,而且其影响程度大过永久变动带来的。
贸易条件恶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国贸易盈利能力的下降,从国际贸易中获益下降,现有研究从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对影响货物贸易条件的因素进行了深层次透析。#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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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Burgess 推论概述......................................14
1、 基于 H-O-S 模型对服务贸易的分析...............................14
2、 Burgess 推论提出.................................15
四四、 实证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25
(一) 实证结果分析.......................................25
1、 初步回归结果.....................................26
2、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27
四、 实证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一) 实证结果分析
我们使用 STATA 软件对整理的数据进行分析,将得到的估计结果整理列式在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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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如何在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实现中国货物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是“十三五”期间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而服务贸易研究领域著名的 Burgess 推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Burgess 推论指出:一方面,当服务作为货物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时,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引起的技术转移将削弱货物贸易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恶化彼此的货物贸易条件;另一方面,服务出口国通过控制服务技术输出的产业能够有效缓解货物贸易条件恶化,甚至实现货物贸易条件的改善。
囿于内生性问题等因素的困扰,对 Burgess 推论尚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而我国长期存在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与货物贸易条件恶化并存的局面,因此,对 Burgess 推论从学术层面与实践指导层面均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为此,本文设计一阶段计量方法对服务净出口国与服务净进口国的非对称效应予以考量,并采用新颖的工具变量克服服务贸易差额作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货物贸易条件之间的内生性问题,采用 103 个国家 2000-2014 年的跨国数据首次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服务贸易差额扩大会同时恶化净进口国和净出口国的货物贸易条件,但服务贸易净出口国的恶化程度要显著弱于净进口国,因此 Burgess 推论基本成立。对于服务贸易净出口国,通过控制技术输出产业并未有效改善本国的货物贸易条件,因此 Burgess 推论关于净出口国的福利判断可能过于乐观。进一步从使用内部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极端值影响与考虑入世因素四个方面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其结果仍然支持上述结论,同时研究发现,Burgess 推论的适用性受制于入世因素,在加入 WTO 的成员国中,Burgess 推论的解释力有所下降。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