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1.1.1 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都非常低，经济发展水平也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为了快速扩大经济规模，提升经济实力，在世界舞台上抢占话语权，我国大量引入了外商直接投资，鼓励外资企业在我国境内设立工厂，以刺激国内经济。同时也大开国门鼓励进出口，依托我国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廉价的劳动力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从 1978 年到 2017 年，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从 355 亿元提高到 27.8 万亿元，增长了 782 倍。在短短四十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也从 4062.6 亿元增长到 82 万亿元，在此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9.6%，一跃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然而，由于技术水平较低，我国前期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也出现了能源消耗过度、污染物排放严重、温室气体排放大量增加等问题。国际能源署 2017 年中国特别报告里指出：自 1990 年以来，中国能源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已经达到了大约 1380 亿吨，占全球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五分之一。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净增长的贡献最多：全球几乎 6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都是来自中国。从 2006 年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而且，从目前来看，我国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仍然会不断增大,物质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也将随之不断增加，如果仅靠国内生产和对外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话，工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是会持续增加。国际能源署指出：预计到 2040 年，在新政策背景下，全球能源领域四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来自中国，绝对历史排放量占比将达到 18%，超过欧盟 （17%），逐步逼近美国（22%）。
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多是导致全球出现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200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强调,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的《第五次报告》表明：“气候变化要比原来认识的更加严重，而且有 95%以上的把握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的行为造成的”。为了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 2005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参与国联合制定了《京都议定书》，这是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该议定书要求：到 2010 年，所有发达国家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 5.2%。该议定书在 2012 年第 18 届气候变化大会上又被延长到 2020 年。在 2008 年的八国峰会（美、日、俄、德、法、英、加、意）上，集团领导人发表声明，宣布就温室气体长期减排目标达成一致。八国将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国共同实现到 2050 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的长期目标。至此，主要发达国家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寻求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欧盟发表声明认为低碳经济是“新的工业革命”，日本将低碳社会作为发展方向，美国也把低碳经济摆在了振兴经济的重要位置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并加入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行列中。
第三章 OFDI 与碳排放相关理论基础及影响机制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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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及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二氧化碳排放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本文回顾并梳理了海内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成果，并整理了相关的经典理论，在总结和分析一国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找出连接 OFDI 与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桥梁，并通过理论分析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其次，分别回顾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碳排放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并通过基础的图形简单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也简单验证了一下前面部分关于这两者之间作用机制的分析是正确的。最后，笔者选取了 2004 年到 2016 年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共 390 个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碳排放影响因素模型，并用这个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本文所考虑的是滞后一期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用的是 2003-2015 的省级面板数据。最后，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技术发展水平以及环境保护政策力度等现状，结合本文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提出相应的碳减排建议，为我国全面制定低碳战略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二氧化碳排放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本文回顾并梳理了海内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成果，并整理了相关的经典理论，在总结和分析一国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找出连接 OFDI 与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桥梁，并通过理论分析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其次，分别回顾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碳排放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并通过基础的图形简单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也简单验证了一下前面部分关于这两者之间作用机制的分析是正确的。最后，笔者选取了 2004 年到 2016 年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共 390 个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碳排放影响因素模型，并用这个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本文所考虑的是滞后一期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用的是 2003-2015 的省级面板数据。最后，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技术发展水平以及环境保护政策力度等现状，结合本文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提出相应的碳减排建议，为我国全面制定低碳战略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文中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为以下两种：
第一，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一方面，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进行整理，在对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以理论机制为基础，在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性的基础上建立了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展开了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此来验证本文所得出的理论机制分析结果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是本文的核心研究方法。
第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本文在对核心研究问题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资料进行定量分析，重点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碳排放的影响。对于滞后一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城镇化率以及绿地面积采用定量分析法，并对所建立模型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此外，考虑到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甚多，并且 2010 年之后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速迅猛，本文还分地区和分时间段地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情况。
第一，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一方面，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进行整理，在对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以理论机制为基础，在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时滞性的基础上建立了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展开了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此来验证本文所得出的理论机制分析结果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是本文的核心研究方法。
第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本文在对核心研究问题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资料进行定量分析，重点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碳排放的影响。对于滞后一期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城镇化率以及绿地面积采用定量分析法，并对所建立模型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此外，考虑到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差甚多，并且 2010 年之后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速迅猛，本文还分地区和分时间段地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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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效应相关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 Grossman 和 Krueger(1991)率先提出“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 EKC），指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呈倒 U 型曲线，并运用“贸易-环境”分析模型，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由此构建起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框架。Coondoo等人（2002）、Hamit-Hagger（2012）和 Ozturk（2013）以及国内学者陈晓峰（2008）等人相继证实了这种倒 U 型曲线的存在。Copeland 和 Taylor(1994)创造性地提出“污染天堂”假说。该假说认为不同的国家对环境管制的要求是存在差异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寻求快速发展会选择降低环境标准来吸引那些污染密集型的产业，而同时，发达国家为了减少本国的环境污染会在世界范围内寻求环境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因此这将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环境日益恶化。该假说提出之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并且，随着全球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三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目前主要有三种研究结论：
第一类是认为“污染天堂”假说成立，即发达国家通过 FDI 转移本国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到发展中国家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Peter Grimes、Jeffrey Kentor (2003)和 Aliyu（2005）均采取了实证分析的方法，分别选取了 1980-1996 年全球 66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和 1990-2000 年 14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 FDI 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均发现，FDI 对东道国的碳排放效应为正，也就是说 FDI 流入会增加东道国的碳排放。Hoffman 和 Lee 等人（2005）另辟蹊径，选择了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 112 个国家的 FDI 流入与碳排放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导致东道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但是，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本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却不存在相关关系。Jorgenson（2007）通过对 39 个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显著地增加了当地的环境污染。Khuda Bakhsh, Sobia Rose 等人（2017）选取了巴基斯坦 1980-2014 年间的年度数据集，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研究通过分析 FDI 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发现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可再生废物具有重大的、负面的影响，污染排放与 FDI 呈正相关关系。该研究支持了巴基斯坦“污染避风港假说”的存在。但也有学者质疑“污染天堂假说”的真实性。Cole（2005）以要素禀赋为切入点，研究了巴西和墨西哥的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对当地工业和环境的影响，结果是“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国内学者对有关对外直接投资（FDI）与碳排放量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在 2000 年后才逐渐形成许多成果。刘华军和闫庆悦 (2011)分别选取了中国 1983-2007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 1995-2007 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对中国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做经验估计,得出中国 FDI 流入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的综合影响来增加本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于丹和赵丽洲等人（2016）以 2000-2012 年作为观察期,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治理投资与本国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分析表明，在长期均衡关系中，每增加 1%的外商直接投资,就会增加 1.9092%的本国碳排放，且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程度。刘海云，龚梦琪（2018）用建立联立方程的方法研究了双向 FDI 对母国碳排放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都会显著增加本国的碳排放，且二者之间还会通过互相的增强作用恶化本国碳排放现状。#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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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外直接投碳排放效应的相关研究
以上所述的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使得“污染光环”假说成为当前国际贸易学界最大的争论之一。但以上对于 FDI 环境效应方面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 FDI 的东道国碳排放效应，很少有学者关注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即 OFDI）对母国的碳排放的影响。随着全球气温的不断上升、碳环境的不断恶化，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许多学者逐渐把目光转向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本国碳排放影响的研究。但在现有研究中，基于 OFDI 影响母国碳排放效应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仅有的一些研究还由于数据选择范围、模型和变量选取的方法不同也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学者们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碳排放的影响的研究结果同样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认为 OFDI 可以减少母国碳排放，另一类持反对意见，最后一类认为 OFDI对母国碳环境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是有区别的。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效应相关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 Grossman 和 Krueger(1991)率先提出“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 EKC），指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呈倒 U 型曲线，并运用“贸易-环境”分析模型，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由此构建起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框架。Coondoo等人（2002）、Hamit-Hagger（2012）和 Ozturk（2013）以及国内学者陈晓峰（2008）等人相继证实了这种倒 U 型曲线的存在。Copeland 和 Taylor(1994)创造性地提出“污染天堂”假说。该假说认为不同的国家对环境管制的要求是存在差异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寻求快速发展会选择降低环境标准来吸引那些污染密集型的产业，而同时，发达国家为了减少本国的环境污染会在世界范围内寻求环境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因此这将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环境日益恶化。该假说提出之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并且，随着全球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三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目前主要有三种研究结论：
第一类是认为“污染天堂”假说成立，即发达国家通过 FDI 转移本国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到发展中国家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Peter Grimes、Jeffrey Kentor (2003)和 Aliyu（2005）均采取了实证分析的方法，分别选取了 1980-1996 年全球 66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和 1990-2000 年 14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 FDI 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均发现，FDI 对东道国的碳排放效应为正，也就是说 FDI 流入会增加东道国的碳排放。Hoffman 和 Lee 等人（2005）另辟蹊径，选择了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 112 个国家的 FDI 流入与碳排放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导致东道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但是，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本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却不存在相关关系。Jorgenson（2007）通过对 39 个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显著地增加了当地的环境污染。Khuda Bakhsh, Sobia Rose 等人（2017）选取了巴基斯坦 1980-2014 年间的年度数据集，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该研究通过分析 FDI 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发现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可再生废物具有重大的、负面的影响，污染排放与 FDI 呈正相关关系。该研究支持了巴基斯坦“污染避风港假说”的存在。但也有学者质疑“污染天堂假说”的真实性。Cole（2005）以要素禀赋为切入点，研究了巴西和墨西哥的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对当地工业和环境的影响，结果是“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国内学者对有关对外直接投资（FDI）与碳排放量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在 2000 年后才逐渐形成许多成果。刘华军和闫庆悦 (2011)分别选取了中国 1983-2007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 1995-2007 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对中国二氧化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做经验估计,得出中国 FDI 流入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的综合影响来增加本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于丹和赵丽洲等人（2016）以 2000-2012 年作为观察期,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治理投资与本国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分析表明，在长期均衡关系中，每增加 1%的外商直接投资,就会增加 1.9092%的本国碳排放，且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程度。刘海云，龚梦琪（2018）用建立联立方程的方法研究了双向 FDI 对母国碳排放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都会显著增加本国的碳排放，且二者之间还会通过互相的增强作用恶化本国碳排放现状。#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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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外直接投碳排放效应的相关研究
以上所述的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使得“污染光环”假说成为当前国际贸易学界最大的争论之一。但以上对于 FDI 环境效应方面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 FDI 的东道国碳排放效应，很少有学者关注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即 OFDI）对母国的碳排放的影响。随着全球气温的不断上升、碳环境的不断恶化，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许多学者逐渐把目光转向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本国碳排放影响的研究。但在现有研究中，基于 OFDI 影响母国碳排放效应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仅有的一些研究还由于数据选择范围、模型和变量选取的方法不同也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学者们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碳排放的影响的研究结果同样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认为 OFDI 可以减少母国碳排放，另一类持反对意见，最后一类认为 OFDI对母国碳环境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是有区别的。
有部分学者仍然支持“污染天堂”假说，认为 ODFI 会减少本国碳排放而恶化东道国碳环境。日本也是经济发展的超级大国。但从 2010 年左右开始，日本的环境管制和规则变得越来越严格，以致越来越多的公司寻求海外直接投资建厂来规避因严格的环境政策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在此背景下，Yang Liguo 和 Liu Yunna（2013）研究了日本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从二人的研究可以发现，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日本本国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其影响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当日本不断地向国外进行投资时，日本的二氧化碳会持续减少，日本的环境状况会好转。该研究从 OFDI 主体的角度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的成立。谢文武、肖文等人（2011）分别采用 2003-2009 分地区和 2004-2009 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的分析也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本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王正明和温桂梅（2013）通过建立动态的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国际投资的碳排放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降低本国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但是存在滞后效应。费能云(2014)选取了我国 2004-2011 年间 29 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生产率来衡量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碳环境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是负的，对我国碳生产率的影响是正的，且影响系数均高度显著，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等渠道促进我国碳排放的减少，对我国低碳效应存在积极影响。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的碳排放的减少不完全是正向的影响，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规模和结构还存在不足及不合理的地方，所以这些不足会通过传导机制间接地削弱 OFDI 的低碳效应。熊彬和陈英（2018）则通过研究我国对湄公河地区的直接投资发现，我国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会显著改善当地的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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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碳排放影响因素......................................... 14
3.1.1 碳排放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模型 ........................ 14
3.1.2 碳排放具体影响因素 ............................... 15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碳排放现状分析 .............................. 22
4.1 我国 OFDI 发展历程及现状 .................................... 22
4.1.1 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现状 .................................. 22
4.1.2 对外直接投资分区域现状分析 ................................ 23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碳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 .............................................. 34
5.1 模型构建................................ 34
5.2 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35
5.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37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碳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模型构建
本文实证分析主要分为三步：首先根据前人的研究和理论建立对外直接投资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实证模型；其次，将全国 30 个省（除西藏外）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分别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最后，以 2009 年为节点，将所研究时间分为两段来分别研究两个时间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文的研究当中，笔者并没有选择该方向研究学者经常采用的能源结构（即煤炭消耗量占总能源消耗量的比重）指标，这是因为，虽然我国已逐渐增加对环境治理、降低碳排放的重视，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可再生能源的数量供应不足（如天然气）或者价格过高或者供应量不稳定（如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我国在长期内仍然会将煤炭作为我国的主要能源。因此，在短期内，能源结构并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量、地区生产总值、技术水平、绿地面积这些绝对量的波动比较大，所以，为了更好地解释回归结果，本文将以上除了产业结构和城镇化率因素均做指数化处理以消除和减弱异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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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总结及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1）全国层面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滞后一期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速度要小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这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非是以向海外转移高耗能、高碳排产业为目的的，所以说“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此外，地区生产总值所代表的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所代表的结构效应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为正，而技术水平所代表的技术效应则会减少我国碳排放，这与本文第三章理论机制分析的结果完全一致。
(2)地区层面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滞后一期对外直接投资于全国水平一样，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作用关系显著为正，但三个地区的影响系数大小各不相同，且显著性水平也各不相同：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最明显，而西部最最不显著。东部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三个地区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仍然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单位技术水平的提升所能带来的二氧化碳的减少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仍然是东部最多，中西部相对较少。这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以及政策扶持力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1）全国层面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滞后一期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速度要小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这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非是以向海外转移高耗能、高碳排产业为目的的，所以说“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此外，地区生产总值所代表的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所代表的结构效应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为正，而技术水平所代表的技术效应则会减少我国碳排放，这与本文第三章理论机制分析的结果完全一致。
(2)地区层面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滞后一期对外直接投资于全国水平一样，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作用关系显著为正，但三个地区的影响系数大小各不相同，且显著性水平也各不相同：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最明显，而西部最最不显著。东部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系数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三个地区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仍然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单位技术水平的提升所能带来的二氧化碳的减少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仍然是东部最多，中西部相对较少。这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以及政策扶持力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3）分时间段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在 2008 年奥运会之前的小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时期，还是之后的大规模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二氧化碳排放效应都是显著的并且是正向的，但大规模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系数要小于小规模时期所对应的系数。这表明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还处于 EKC 曲线的左半边，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会促进本国二氧化碳排放。但这同时也说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加、结构的不断优化，其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会逐渐下降。
参考文献（略）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