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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视角下人力资本与中国城市新工作—理论与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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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文编号:el2019081011451319195
  • 日期:2019-06-23
  • 来源:上海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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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的宗旨,就是从一个较新的新工作的影响因素视野切入,理论和实证探讨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新工作的影响,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关于新工作的文章,学者们多是从新技术、商业周期、企业规模以及集聚的角度进行了研究,鲜有文章直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探讨其与新工作的关系。

1  引言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社会分工欠缺的必要补充以及个人需求的多元化,新职业新工作不断涌现。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表报告预测,以一系列科技进步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例如移动互联网和云技术、大数据、新能源、机器人及人工智能技术),将在今后 5 年改变商业模式和劳动力市场,创造 210 万个新工作岗位,主要领域包括计算机工程、数学。与此同时,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劳动保障发展报告(2016)》(即中国劳动保障蓝皮书)指出,在新经济条件下,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分工不断涌现,传统的劳动资源、组织形态和劳动方式将被开发、改造或重组,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职业会不断产生,同时,也会有部分传统生产及其所形成的就业岗位快速消失。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职业门类和劳动服务的种类与层次日益增多。然而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职业发展、新工作岗位创造速度依然缓慢,职业种类数量有限。因此,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如何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中创造新工作岗位、实现就业规模稳步扩大、进一步提升就业质量无疑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近年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所关注的重要论题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学者对于新职业新工作的研究却刚刚起步,而有关中国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更是鲜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个论题还是一个较新的论题。本文的宗旨,就在于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具体来讲,我们将从人力资本的视野切入,理论研究人力资本对新工作产生的作用机制。然后,通过统计整理 1982 年以来我国出现的新职业,探讨人力资本与中国城市新工作产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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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框架与方法
1.2.1  研究框架
本研究以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从城市层面研究了人力资本对中国城市新工作的影响。下图为本文的主要逻辑框架图,如图 1-1。

本文第一章主要阐述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概述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点明本文研究的重要性和创新之处。第二章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总结和梳理,在此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的缺失。第三章是以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分析人力资本对中国城市新工作的影响机制。第四章是人力资本与中国城市新工作的现状分析。第五章是数据来源说明、变量界定与衡量、以及计量模型构建。第六章是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基于中国现实数据,实证考察人力资本对中国城市新工作的影响;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七章是对论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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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新工作的界定
按照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定义,新工作(new work)是指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存在一定规模的从业人员,具有相对成熟的职业技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暂未收录的职业。事实上,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编制的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大典”)》于1999 年 5 月才颁布。《大典》将我国职业归为 8 个大类,66 个中类,413 个小类,1838个细类(职业)。在此之前,国家统计局、国家标准总局和国家人口普查办公室参照国际标准和方法编制了供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使用的《职业分类标准》,于 1982 年 3 月公布。该标准将全社会职业划分为 8 个大类、64 个中类、301 个小类。这一职业分类对于适应和反映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化,适应和反映社会结构特别是人口、就业结构变化,适应和反映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配置需求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我们通过对比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职业分类,找出新出现的职业。然而,由于历年人口普查资料中没有关于职业小类就业人数的系统统计,所以我们以职业中类作为判断新工作的标准①。例如,金融业务人员是从 1982 年和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经济业务人员这一职业中类下面分离出来,在 2000 年上升为一个新的职业中类。类似的,药品生产人员是从 1982 年和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化学工人职业中类下面分离出来,在 2000 年上升为一个新的职业中类。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新工作是指那些应对新技术、新信息、新的生产方式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工作。虽然新工作伴随着创新,但是与其他衡量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指标不同,新工作体现了新知识的出现与运用,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在生产组织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变革(Lin, 2011)。因此,通过研究新工作,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观测劳动力和企业是如何适应技术变化,更系统地考察技术变化对生产结构的影响,以及揭示出其他研究指标(例如,专利、研发支出、全要素生产率等)所无法体现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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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工作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研究
新工作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较新论题,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关于中国城市新工作的研究更是鲜见。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新工作的因素分析上,研究主要以美国、欧洲为主。从研究视角来看,可以归为如下几个层面:
一是研究新技术对新工作的影响效应上。Berger  and  Frey(2016)将个人电脑的引进和普及视为技术革命,并在文章中展示了不同城市对经济范围内的技术冲击有不同的适应程度,从中可以看出计算机革命改变了美国城市的命运。近几十年来,计算机控制设备取代了广泛的日常工作,包括簿记员的工作、收银员和电话运营商的工作,同时,创造新工作需要诸如计算机程序设计与软件工程这样的认知技能。Berger  and  Frey(2016)最开始的分析是建立在一种简单的认知上:如果新技术能够增加某些城市中工人的现有技能,那么新工作就会出现在这些城市中,而那些仍然停留在旧工作(能够被新技术取代的)层面的城市可能会经历相应的衰落。为了系统地了解对技术适应的程度,他们利用新技术在新职业头衔(可以相应地称之为新工作)出现时,所留下的相应纸质记录来追踪新工作是何时执行的,如何在工业、企业和职业中扩散的。Berger  and  Frey(2016)以 1970–2000 年期间美国 363 个城市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从新技术革命对城市新工作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表明,美国城市对经济技术冲击(20 世纪 80 年代的计算机革命)不同的适应程度已经改变了美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具体来说,计算机技术的扩散已经导致了新职业工作内容的变化:尽管新工作仍然和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日常工作有关联,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增加的新工作已主要出现在需要更多认知的职业和行业里。
过去几十年来,教育回报率的大幅增长引起了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技术的变化促成了这种模式。尽管有这一共识,但关于技术变革影响教育回报的机制仍存在相当大的争议。Beaudry et a1.(2010)提出疑问:引入了个人电脑是否就是激进变革的实例或者就是“技术革命”?特别是,近期在美国大城市地区个人电脑的使用和教育回报的增加是否符合一个内生技术应用模型(该模型用来描述技术革命的)的预测。内生技术应用模型的主要思想是,技术应用的速度和程度是内生的,反映了比较优势的原则。根据这一观点,当一项主要的新技术变得可用时,它不是无处不在或随机地被应用于任何空间或时间。相反,它只在其互补要素便宜且丰富的环境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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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作用机制的人力资本与新工作理论分析 .......................... 11
4 中国人力资本与城市新工作的现状分析 .............................. 15
5 数据和计量模型的构建 ............................................ 19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19#p#分页标题#e#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19
5.3 统计性描述和分析 ........................................... 22

6  实证结果分析

6.1  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
本章首先采用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OLS)估计方法,考察人力资本对城市新工作的影响。表 6-1 报告了 OLS 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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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结论
新职业新工作是国内外研究的一个新论题,也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人力资本的视野切入,通过统计整理 1982 年以来我国出现的新职业,对人力资本与中国城市新工作产生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首先,城市人力资本对城市新工作有显著正向的影响。通过对比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职业分类,我们统计出了中国新出现的职业。在此基础上,引入相关控制变量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回归。无论是 OLS 回归还是工具变量回归,实证检验均显示,城市人力资本是影响新工作产生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是城市发展的引擎,通过促进城市职业就业人数的变化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背后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本不但自身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且也会产生可观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提高其他居民的劳动生产率。这一结论得到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也从新工作新职业产生的角度论证了现有研究所强调的人力资本外部性(Rauch, 1993; Lucas, 1988; Glaeser, 1999)。
其次,人力资本对新工作中包含的职业中类的影响程度不同。根据表 6-4 人力资本与城市新工作分职业回归的稳健性检验显示,人力资本对城市中饭店、旅游及健身、娱乐场所服务人员和仓储人员的促进作用最大,即城市人力资本每增加 1 个百分点,饭店、旅游 及健身、娱乐场所服务人员的就业人数将增加 12.78 个,仓储人员的就业人数将增加 12.36个;人力资本对城市中金融业务人员和运输服务人员的促进作用次之,即城市人力资本每增加 1 个百分点,金融业务人员的就业人数将增加 10.44 个,运输服务人员的就业人数将增加 10.14 个。人力资本对城市中建筑材料生产加工人员、餐饮服务人员和社会服务和居民生活服务人员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即城市人力资本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建筑材料生产加工人员的就业人数将增加 9.63 个,餐饮服务人员的就业人数将增加 9.52 个,社会服务和居民生活服务人员的就业人数将增加 9.34 个。
最后,人力资本不是城市发展的全部,它也离不开低技能劳动力的存在。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性,并且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使得大城市中不仅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也有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通过本文稳健性检验分析可知,进一步对比考察人力资本对高技能新职业和低技能新职业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力资本对高技能新职业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对低技能新职业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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