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技术进步是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2014 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提出中国经济要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进一步的将技术创新确定为实现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一国技术创新的发展，除了通过本国对技术研发的直接投入之外，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往来活动，例如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往来、人口迁移、学习交流等，也是推动本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方式。
1.1 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技术进步是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2014 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提出中国经济要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进一步的将技术创新确定为实现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一国技术创新的发展，除了通过本国对技术研发的直接投入之外，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往来活动，例如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往来、人口迁移、学习交流等，也是推动本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方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日益繁荣，货物进出口总额由 1978年的 206.4 亿美元增长到 2016 年 36855.57 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腾飞，伴随而来的是国民经济总值的增长，同时也带来了我国技术创新的高速发展，在全球国家创新能力的排名中，中国由 2012 年第 20 位上升至 2016 年第 18 位，全国高速铁路里程占全球总里程 60%以上，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装机量位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等的产销量和保有量高达全世界 50%以上。大量文献证明，贸易发展，尤其是进口贸易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导致的外国资本技术溢出对进口国技术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然而，由于各省市政策导向的差异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等因素，各省市进口贸易对当地技术创新的作用各有偏差，例如 2016 年安徽省的进口总额为 158.961 亿美元，湖北省的进口总额为 133.247 亿美元，从数据上看两省的进口贸易水平相当，而以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的技术创新水平，安徽省为2318.73，湖北省为 4940.17，湖北省的技术创新水平高出安徽省两倍多，这说明其中必然存在一些差异因素使得作用于安徽省的溢出效应大大削弱，导致了两省在技术创新水平上的较大差异。那么，只有弄清楚这些穿插在进口贸易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作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才能够真正通过进口贸易的发展，推动我国整体技术创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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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综述
1.2.1 研究方法
1. 国外文献
Coe 和 Helpman 最早对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在 R&D资本投入中存在可贸易和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因而在对一国 R&D 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进一步从获取积累途径的角度将 R&D资本存量区分为国内存量与国外存量，构建 C-H 模型[1]，采用东道国从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份额，即进口密度，对贸易伙伴国的国内 R&D 资本存量进行加权的方式计算东道国的国外 R&D 资本存量。C-H 模型的建立为后续研究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模型借鉴，成为众多学者在进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时所普遍采用的模型之一。
但 C-H 模型中对国外 R&D 资本存量的加权方式存在较大争议，不同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需求对国外 R&D 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进行调整，加权选取的指标各有不同。Lichtenberg 与 Potterie（1998）[2]选取与 Coe 和 Helpman(1995)[1]相同的数据，对修正后的 C-H 模型进行再检验，指出 Coe 和 Helpman 对国外 R&D资本存量的加权计算存在“总量偏差”，东道国对贸易的开放度会影响该国国外 R&D 资本存量的弹性系数，而当两个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份额相同时，则进口密度无法进一步对两者的 R&D 资本存量进行区别，因而不能真实反映贸易伙伴国的国内 R&D 资本存量的流出，检验结果或可能高估进口贸易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促进作用。为了减小这种偏差，他们对 C-H 模型进行修正，进一步建立 L-P 模型，用贸易伙伴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额占该贸易伙伴国 GDP 的比重代替东道国对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份额，对贸易伙伴国国内 R&D 资本存量进行加权计算。Jakob(2005)[3]基于 13 个 OECD 国家的经济面板数据，对 OECD 国家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以人均水平为切入点，通过对东道国国内人口数量对国外 R&D 资本存量进行标准化，用东道国人均进口量作为权重对贸易伙伴国的国内 R&D 资本存量进行加权计算该国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通过实证分析 Jakob 认为 OECD 国家可以通过开展进口贸易来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红利从而推动本国技术的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翻一番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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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综述
1.2.1 研究方法
1. 国外文献
Coe 和 Helpman 最早对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在 R&D资本投入中存在可贸易和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因而在对一国 R&D 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进一步从获取积累途径的角度将 R&D资本存量区分为国内存量与国外存量，构建 C-H 模型[1]，采用东道国从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份额，即进口密度，对贸易伙伴国的国内 R&D 资本存量进行加权的方式计算东道国的国外 R&D 资本存量。C-H 模型的建立为后续研究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模型借鉴，成为众多学者在进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时所普遍采用的模型之一。
但 C-H 模型中对国外 R&D 资本存量的加权方式存在较大争议，不同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需求对国外 R&D 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进行调整，加权选取的指标各有不同。Lichtenberg 与 Potterie（1998）[2]选取与 Coe 和 Helpman(1995)[1]相同的数据，对修正后的 C-H 模型进行再检验，指出 Coe 和 Helpman 对国外 R&D资本存量的加权计算存在“总量偏差”，东道国对贸易的开放度会影响该国国外 R&D 资本存量的弹性系数，而当两个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份额相同时，则进口密度无法进一步对两者的 R&D 资本存量进行区别，因而不能真实反映贸易伙伴国的国内 R&D 资本存量的流出，检验结果或可能高估进口贸易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促进作用。为了减小这种偏差，他们对 C-H 模型进行修正，进一步建立 L-P 模型，用贸易伙伴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额占该贸易伙伴国 GDP 的比重代替东道国对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份额，对贸易伙伴国国内 R&D 资本存量进行加权计算。Jakob(2005)[3]基于 13 个 OECD 国家的经济面板数据，对 OECD 国家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以人均水平为切入点，通过对东道国国内人口数量对国外 R&D 资本存量进行标准化，用东道国人均进口量作为权重对贸易伙伴国的国内 R&D 资本存量进行加权计算该国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通过实证分析 Jakob 认为 OECD 国家可以通过开展进口贸易来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红利从而推动本国技术的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翻一番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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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2.1 相关概念
2.1.1 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是指国与国之间、或国家与地区之间进行的技术转让等经济活动所给东道国带来的外部经济利益。这种利益既不是从经济活动内部获得，也不是使该项活动的产品的使用者直接受益，而是区别于经济活动本身，表现为对社会的一种外部性和广泛性。
2.1 相关概念
2.1.1 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是指国与国之间、或国家与地区之间进行的技术转让等经济活动所给东道国带来的外部经济利益。这种利益既不是从经济活动内部获得，也不是使该项活动的产品的使用者直接受益，而是区别于经济活动本身，表现为对社会的一种外部性和广泛性。
由于跨国企业是世界先进科技的主要发明者，也是世界先进技术的重要供应来源，因而在技术溢出效应过程中扮演着主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他们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人才流动等途径实现技术转移。其中国际贸易，尤其是进口贸易通过进口国外高技术水平的产品和机器设备，间接刺激东道国对产品和机器设备中的技术进行模仿、吸收和创新，实现本国的技术发展，已越来越成为促进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方式之一。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作用机制表现为[53]：第一，中间产品的进口可以直接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水平；第二，丰富多样的贸易产品可以促进优化东道国国内资源配置；第三，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干中学”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较低成本引进、模仿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实现自身技术进步；第四，国际贸易可能会刺激一些新的适宜的技术产生，从而促进东道国产出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2.1.2 吸收能力
吸收能力，又称知识吸收能力，最早由 Cohen 和 Levinthal 在对企业研发的分析和研究中提出，是指企业获取外部信息，认识其价值进而吸收和应用于自身商业发展的能力，主要包括获取、吸收、转化和开发应用四个阶段。从企业层面上看，影响企业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有四点：第一，企业知识基础，包括企业累计经验和内部员工知识储备；第二，企业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方法。无论是员工个人还是企业整体，短期内对新知识的吸收效率取决于原有知识基础，而要实现长期的知识吸收和技术发展，则要求企业需要有高度的学习主动性和获取知识的欲望；第三，企业研发投入，研发投入不仅可以刺激企业技术创新，还可以增强企业对外来知识的吸收能力，一般来说，研发投入的规模与企业吸收能力呈正相关关系，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会积极的开展研发活动，扩大研发投入规模，从而提升自身的吸收能力；第四，组织的学习机制，包括外部的学习（技术模仿、吸收）和内部的学习（员工交流合作），这一要素侧重于通过组织学习的方式，为适宜的外来知识技术提供畅通的流通渠道和交流平台，而不符合企业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外来知识技术则很难进入企业并被企业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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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理论
2.2.1 内生增长的经济理论
内生增长的经济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的 80 年代，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创新，基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和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在不依靠外力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是由内生因素导致的。一方面，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通过接受学习、教育、职业培训等转化为人力资本，另一方面，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研发活动、技术创新等推动技术进步。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有罗默模型、克鲁格曼-赫普曼模型和卢卡斯模型，侧重不同增长方面的模型有罗伯森和金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杨的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等。
2.2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理论
2.2.1 内生增长的经济理论
内生增长的经济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的 80 年代，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创新，基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和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在不依靠外力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是由内生因素导致的。一方面，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通过接受学习、教育、职业培训等转化为人力资本，另一方面，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研发活动、技术创新等推动技术进步。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有罗默模型、克鲁格曼-赫普曼模型和卢卡斯模型，侧重不同增长方面的模型有罗伯森和金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杨的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等。
虽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舒尔茨、熊彼特、贝克尔，但是他们都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Arrow（1962）[54]提出知识是导致技术进步的重要内生因素，并作出知识是不为人的意志所改变的商品，是其他生产活动的副产品的假设。Lucas（1988）[55]则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Romer （1986）[56]指出，技术进步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是由各种内生因素决定的，是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p#分页标题#e#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本质因素是内生的，即技术进步，具体的作用机制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获得新知识；第二步，刺激新知识的学习、吸收和投入生产；第三步，提升运用新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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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本质因素是内生的，即技术进步，具体的作用机制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获得新知识；第二步，刺激新知识的学习、吸收和投入生产；第三步，提升运用新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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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国各省进口贸易的现状分析 ........................... 20
3.1.1 中国各省进口贸易的现状分析 .................... 20
3.1.2 中国各省主要贸易国家的进口贸易的现状分析 ............................. 26
第四章 基于吸收能力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34
4.1 实证模型 ............................ 34
4.1.1 L-P 模型 ................................ 34
4.1.2 门槛模型 .............................. 35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政策建议 ...................................... 50
5.1 实证结果 ................................... 50
5.1.1 人力资本 ............................. 50
5.1.2 研发投入 ................................... 51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政策建议
5.1 实证结果
上文基于 2000 年至 2016 年中国 30 个省市的经济面板数据，从吸收能力的角度出发，选取人力资本和 R&D 研发投入强度两个门槛变量，结合 L-P 模型和Hansen 门槛回归模型对进口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机制进行分析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总结如下：
5.1.1 人力资本
1.人力资本对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为11.148，门槛水平相对较高。2000 年至 2016 年期间中国大部分省市的人力资本水平未跨过门槛值，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不足以实现当地技术的独立发展，仍然需要以学习外来先进技术和本地自主研发相结合的模式来推动技术进步。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等方式提高人口资本水平，有利于促进地区对外来知识的吸收和学习，从而刺激当地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效应作用明显。北京、天津和上海率先跨过了人力资本门槛值，说明当地已经具备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此时继续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反而会抑制当地对外来先进技术的吸收。技术发展的模式转向独立发展，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储备为当地摆脱对国外知识的依赖提供了契机，为实现独立研发提供了人才支持。
2.未跨过人力资本门槛值的省市整体人力资本发展势头良好，部分省份已逐渐具备跨过门槛值的条件。受地区主导产业、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提高重视和教育观念的深入等因素影响，到 2014 年，大部分省市的人力资本水平达到了全国年平均水平 9.05，相对接近门槛值 11.148，虽然没有跨过人力资本门槛值，但是整体水平良好，部分省市如广东，人力资本已处于较高水平，有条件实现在短期内跨越人力资本门槛值的可能。不断提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为这些省市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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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取决于本国国内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政策措施的调整，还受到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活动和伙伴国的发展水平的影响。一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国际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活动的影响，表现出对外来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