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 GDP 总额达到 82.71 万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6.9%；同时，2017 年国内消费商品零售额达到 32.66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2%。良好的经济运行不仅刺激国内消费大幅攀升，也促进对外贸易持续发展。2017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 27.7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4.2%，对外贸易增速创 6年来新高，贸易总额连续 9 年排名世界第一。
第一节 选题背景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 GDP 总额达到 82.71 万亿元，比 2016 年增长 6.9%；同时，2017 年国内消费商品零售额达到 32.66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2%。良好的经济运行不仅刺激国内消费大幅攀升，也促进对外贸易持续发展。2017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 27.7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4.2%，对外贸易增速创 6年来新高，贸易总额连续 9 年排名世界第一。
虽然增速较快的原因之一是 2016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为近年低点，但中国自2009 年以来连续保持货物贸易世界排名出口国第一和进口国第二的佳绩有目共睹。然而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在世界范围的排名无法与出口产品的金额及数量相匹配，很多中国产品成为质量低下的代名词，仅以价格低廉作为市场主要竞争力，这无疑不利于中国产品出口贸易的长远发展。而随着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国际竞争力将更多体现在产品质量上。能够提供更高质量产品能力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以较低成本提供同质产品或者新产品的能力（Grossman 和 Helpman，1991）。因此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促进贸易发展水平，国家在“十三五规划”及十九大报告中都提到要将提升发展中国产品质量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这不仅是对发展贸易硬实力的外部要求，也是对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者需求的内在需要。
而从企业角度出发，随着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程度日益加深，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不仅让企业的生产活动受到上下游企业的制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产品质量。随着美国与中国贸易战不断升级，日趋增多的贸易壁垒不仅影响企业的贸易行为，对企业原材料获得的生产行为也会有较大影响。在此环境下，以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对象的中国不仅要警惕因贸易类型而导致的“低端锁定”，也要注意因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导致的生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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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随着以 Melitz（2003）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企业异质性成为国际贸易学科目前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异质性不仅表现在企业生产率不同，企业产品质量也有较大差异。为此国内外学者针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测算进行了各种研究，由最初的产品单价作为质量指标发展到目前较为流行的产品需求反推法。目前从企业层面测量产品质量已有较大发展，但是国内学者测量的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由于其样本量、测量方法和标准化程序的不同仍有一定差别。
目前关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率、技术等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或产品质量提升对工资、企业加成等方面的影响。而产品质量提升主要可以通过内源型和外源型两种路径实现。内源型产品质量提升主要指企业自身通过提高生产率、加大研发力度来提升产品质量。外源型产品质量提升主要指在全球生产过程中通过购买国外先进技术直接提高产品质量或依靠贸易和对外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来间接提高产品质量。随着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断加深，嵌入全球价值链也将成为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目前尚不明确。
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随着以 Melitz（2003）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企业异质性成为国际贸易学科目前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异质性不仅表现在企业生产率不同，企业产品质量也有较大差异。为此国内外学者针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测算进行了各种研究，由最初的产品单价作为质量指标发展到目前较为流行的产品需求反推法。目前从企业层面测量产品质量已有较大发展，但是国内学者测量的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由于其样本量、测量方法和标准化程序的不同仍有一定差别。
目前关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率、技术等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或产品质量提升对工资、企业加成等方面的影响。而产品质量提升主要可以通过内源型和外源型两种路径实现。内源型产品质量提升主要指企业自身通过提高生产率、加大研发力度来提升产品质量。外源型产品质量提升主要指在全球生产过程中通过购买国外先进技术直接提高产品质量或依靠贸易和对外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来间接提高产品质量。随着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断加深，嵌入全球价值链也将成为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目前尚不明确。
鉴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测算已经由宏观层面的行业和国家上游度的测算发展到微观层面的企业嵌入程度的测算，并且出口产品质量在企业层面进行测算的方法也逐渐成熟，通过使用较新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测量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对其产品质量的影响能够进一步完善全球价值链嵌入作用影响的相关研究，也能为企业产品质量升级找寻新的路径。
二、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年均6.5%以上，强有力的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并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比重也不断增大。众多中国企业纷纷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以谋求在全球市场上获取更多的商机和更大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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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测算方法的相关研究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自提出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测算方法体系。各国学者从国家层面到行业层面乃至企业层面针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提出了各种指标和测算方式，总的来说分为宏观测算方式（国家/行业层面）和微观测算方式（企业层面）两种。
一、国家层面
（一）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
当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年均6.5%以上，强有力的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并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比重也不断增大。众多中国企业纷纷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以谋求在全球市场上获取更多的商机和更大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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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测算方法的相关研究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自提出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测算方法体系。各国学者从国家层面到行业层面乃至企业层面针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提出了各种指标和测算方式，总的来说分为宏观测算方式（国家/行业层面）和微观测算方式（企业层面）两种。
一、国家层面
（一）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
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出者认为出口技术水平可以用来衡量贸易的专业化水平，因此可以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衡量一国出口商品的技术结构并以此判断该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Lall，2006；Rodrik，2006；Hausman 等，2007）。理论上由于发达国家具有生产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能力，从而能获取更高的附加值并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上端，；反之，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复杂度相对较低，就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端。该方法得到了赵增耀和沈能（2014）、邱斌等（2012）、唐海燕和张会请（2009）的使用，并且姚洋和张晔（2008）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产品国内技术含量质量指标。该方法虽然易于使用，但是由于其以贸易额为统计口径，不利于计算含有他国中间投入品的出口商品，因此在计算如中国之类加工贸易较多的国家时容易高估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二）出口产品价格法
该理论认为出口高价格产品的发达国家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上端，出口低价格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端（Schott，
2008；Mulder 等，2009）。胡昭玲和宋佳（2013）、施展炳（2010）、蒲华林和张婕（2010）等学者使用了此方法。但是该方法同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一样具有相同的缺陷，而且出口产品价格受汇率、贸易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不能准确衡量一国在价值链上的准确地位。
（三）HIY 方法
Hummels 等（2001）提出了垂直专业化指数 VS （Vertical Specification indexes），认为一国出口产品中包含了直接和间接的进口中间品，通过测算一国的 VS 指数可以衡量该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程度。虽然后来众多学者均以此方法为基础来改进发展全球价值链的测算方式，但是该理论确实存在假设过强的缺陷：1.该理论假设所有进口的中间品必须是 100%国外生产的，忽略了第三方国家间接增加值贸易的影响；2. 不论是用于出口还是用于国内最终消费，都假设使用了相同密度的中间投入品，这对于对加工贸易较多的国家（如中国）并不适用（Koopman200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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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产品质量测算方法的相关研究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产品质量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如何合理的测度产品质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近二十年来该领域以取得长足的发展，包括单位价格法、出口质量指数（嵌套 Logit 方法）、出口复杂度指数法（PRODY 法）和事实反推法四大类。
一、单位价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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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产品质量测算方法的相关研究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产品质量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如何合理的测度产品质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近二十年来该领域以取得长足的发展，包括单位价格法、出口质量指数（嵌套 Logit 方法）、出口复杂度指数法（PRODY 法）和事实反推法四大类。
一、单位价格法
单位价格法认为消费者会为具有高质量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因此产品价格可以作为产品质量的衡量标准。其计算方法为用出口产品的货币总价值除以出口的总数量；因此该方法具有操作性强、数据获取容易及测度方法简单等优点。自Hummels 和 Skiba（2004）、Hallak（2006）提出用单位价格法衡量产品质量以来，诸如 Bas 和 Strauss-Kahn(2015)、 M.Eshraghi 等(2013)、Harding 和 Javorcik（2012）、Manova 和 Zhang(2012)、Baldwin 和 Harrigan（2011）、Hummel 和 Klenow（2005）、李坤望和王有鑫（2013）、殷德生（2011）等众多学者采用此方法对产品质量进行测度。
虽然使用者众多，但是该方法存在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产品价格除了包含产品质量因素之外还受供求关系、成本、贸易政策及消费者偏好等众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 Chenavaz（2017）发现，由于销售效应的存在，价格不能完全反映企业在产品质量提高上所做出的投入，因为高质量产品的销售量增加足以弥补其成本，所以单用价格来衡量产品质量存在一定的问题。
二、出口质量指数
由于单位价格不能完全作为衡量产品质量的唯一指标，将质量因素单独考虑成为新的改进方向。Hallak 和 Schott(2011)将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行了分解，认为产品价格一部分与产品质量相关，另一部分则由汇率、贸易成本等与质量无关的因素决定；因此通过分解可以较好的估计产品质量。该方法克服了单位价值法以偏概全的缺点，具有一定合理性，被 Amit（2011）、王涛生（2013）等学者使用。由于该方法假定出口产品质量随时间呈线性变化趋势，与现实偏离较大，王明益（2014）在此基础上放松该假设条件，使用含数链神经网络方法对出口质量指数进行非线性自校正，提高了出口质量指数测度的精确度。虽然经过改进，但由于该方法只能衡量行业层面的产品质量，同时还需要大量的跨国数据，对数据要求较高，因此目前使用学者并不多。#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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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单位价格不能完全作为衡量产品质量的唯一指标，将质量因素单独考虑成为新的改进方向。Hallak 和 Schott(2011)将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行了分解，认为产品价格一部分与产品质量相关，另一部分则由汇率、贸易成本等与质量无关的因素决定；因此通过分解可以较好的估计产品质量。该方法克服了单位价值法以偏概全的缺点，具有一定合理性，被 Amit（2011）、王涛生（2013）等学者使用。由于该方法假定出口产品质量随时间呈线性变化趋势，与现实偏离较大，王明益（2014）在此基础上放松该假设条件，使用含数链神经网络方法对出口质量指数进行非线性自校正，提高了出口质量指数测度的精确度。虽然经过改进，但由于该方法只能衡量行业层面的产品质量，同时还需要大量的跨国数据，对数据要求较高，因此目前使用学者并不多。#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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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及结果分析 ............................. 15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及分工地位的测算及现状分析 ............. 23
第四章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30
第一节 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分析 ............... 30
第二节 模型构建 .................... 30
第三节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31
第五章 加入 WTO 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及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 38
第一节 加入 WTO 对中国出口产品总体质量的影响 ..................... 38
第二节 加入 WTO 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平均嵌入程度的影响 ........... 39
第六章 嵌入 GVC 与引入 FDI 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分析
第一节 理论基础
在当前全球生产网络的背景下，若跨国公司选择用进出口的方式采购上下游产品，对受托企业而言即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活动；若跨国公司选择在海外建厂获取其在生产链上下游所需要的产品，工厂建立国即为 FDI 接受国。根据 Antras（2003）的不完全契约产权模型，这正是企业是否一体化的两种选择。若从接受国企业角度出发，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引入 FDI 即为跨国公司的不同选择结果。因此本文将进一步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引入 FDI 两种路径对出口国产品质量升级的不同影响。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研究了 FDI 对于产品质量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虽然 FDI能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并且能帮助 FDI 的接受国更接近产品质量前沿，但是 FDI的促进作用受到行业、地区、资本密集程度的影响（Harding 和 Javorcik，2012；王翔宇，2016）。李坤望和王有鑫（2013）进一步研究发现只有资本密集行业和高外商投资行业中的 FDI 才能促进产品质量升级，FDI 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并无显著促进作用。从影响路径看，FDI 对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途经主要为行业间的后向垂直溢出效应，前向溢出效应仅对高技术和高质量产品有所体现（徐美娜和彭羽，2016）。另一部分学者在研究 FDI 对中国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时发现，FDI 不利于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虽然 FDI 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并促进最终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但是通过生产效率、研发效率和竞争效应等渠道，FDI 不仅抑制中间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还降低本土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因此，综合来看 FDI 并不利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施炳展，2015；王丽萍，2017）。
虽然目前 FDI 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具体影响效果尚存在争议，但是 FDI 可以提高生产率并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已经得到证实（Javorcik，2004；Hale 和 Long，2011；Anwar 和 Sun，2014 等）。由于生产率和研发是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本文认为 FDI 可能会通过以下两种途经影响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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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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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