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国际贸易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有国际贸易，以及作为一个国家应当如何对待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典、新古典、新贸易理论以及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四大阶段。（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国际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进一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中，加强了与各国的经济联系，并且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快速增长，并于 2010 年超越日本 GDP，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高达 60052.5 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 9.27%。2015 年，中国 GDP总量高达 109828.29 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15%1，仍保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其中，货物贸易的发展尤其显著。中国进出口总额自 2001 年的 5096.51 亿美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39635.27 亿美元，年均增长 16.82%。在此期间，中国的出口额从 2660.98 亿美元增长到 22818.56 亿美元，年均增长 18%2。近几年，我国出口结构不断优化，质量效益不断提升，2015年，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从 11.2%逐年上升至 13.8%，连续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3。随着中国经贸的不断发展，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除了外商投资、汇率、通货膨胀率、贸易政策等常见因素以外，对于政治因素以及制度的研究也开始逐渐兴起。目前，国际市场的竞争已经不仅仅取决于传统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国家的制度比较优势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高效的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2][3]，从而形成竞争优势。在现有研究中，更多地是注重一国的政治制度、政府治理水平对本国贸易的影响，或者区域贸易协定对于本区域贸易的影响，而极少提及一国的政府行为对其他国家贸易产生的影响。但是，事实证明，一国的政府效率、规管质量和法制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国的制度质量以及制度的运行，因而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高效的政府能够准确掌握经济的发展动向，对国内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和国际市场中的变动迅速做出反应，针对国内外市场的情况，制定并颁布相应的政策、法律、法规等，确立起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从而推动本国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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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题意义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侧重于生产成本的研究，强调资源禀赋差异对国家和产业间贸易模式的影响，倡导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但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产业内贸易和禀赋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于是，新贸易理论诞生，它基于古典贸易理论，吸收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加入了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从而有力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4]。随着全球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所呈现出的一些新的、重要的变化是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难以解释的。国际贸易理论开始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动机结合，逐步形成了基于制度质量的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应用，并能够合理地解释如今国际贸易所呈现出的新现象[5]，为研究当代国际贸易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国内不少文献在研究贸易影响因素时，更多地聚焦于经济制度对贸易发展的贡献程度，而较少讨论政府治理与制度建设的作用。本文将从政府治理情况这一视角出发，着重探讨贸易伙伴的政府治理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以及中国在贸易伙伴的选择方面更重视哪些因素并分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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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深刻地渗透着政府的行为与治理，一国政府为了国家利益的实现，或多或少地干预着国际贸易，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发展[6]。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阐述——政府治理与一国的交易成本，政府治理与贸易规模和结构，以及政府治理水平趋同与国际贸易。
2.1 政府治理与一国的交易成本
一国政府的治理水平往往集中体现在其制度建设方面，制度的优良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在 20 世纪末，政府的腐败程度与法制建设对贸易成本的影响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Ades 和 Di Tella(1999)在研究腐败原因时指出，市场结构、租金水平以及法律系统都会影响一国的腐败程度。腐败程度高的国家会在国内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制定保护政策，建立贸易壁垒，使一些反垄断法规不能充分生效，导致部分企业控制国内经济命脉，市场竞争不自由。同时，他们也指出，控制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定使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7]。除了像关税那样的贸易壁垒外，还有其他对贸易产生阻碍的因素，例如法院的不公正等，它们随国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对双边贸易、多边贸易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腐败程度高，司法体系极不健全会增加贸易成本和风险，对对外贸易产生严重阻碍[8]。Anderson 和Marcouiller(2002)发现，国际贸易流量的变化已经不能仅仅用要素禀赋来解释，而且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也不单单是关税、配额，一些隐性的交易成本也会对国际贸易的安全性带来威胁。他们将政府腐败的因素代入到贸易引力模型中，并得出结论，政府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会使贸易过程增加额外的成本，相当于关税带来的效果。法律对合约执行的约束力度差、经济政策和监管的不透明以及不公正也会使交易成本有所增加[9]。而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充分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从而降低交易风险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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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治理与贸易规模和结构
在政府治理方面，国与国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其改进速度对于全球经济是有影响的。那些为了更好的管理而适度调整政府规模、提高政府效率的国家或地区更有可能改善他们的贸易结构，促进贸易额的增长[17]。而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下，生产者和贸易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这很可能影响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降低贸易者的贸易可能性，导致国际贸易量减少[18]。由此可见，政府干预以及制度水平等因素会对国际贸易流量产生一定的影响[19]。在研究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因素时，政府治理的因素也被逐渐纳入其中。Sekkat 和 Varoudakis(2002)构建了精确的政策变量和评估方式来评估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对促进北非加工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显示，这两种政策均产生影响，汇率变动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而贸易自由度会产生积极作用。因此，进一步提高贸易自由度并且加强汇率管理可能会显著提高北非地区加工出口贸易的发展水平。除此之外，合理的税收制度也是促进未来贸易改革的重要因素，北非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贸易相关的税收，而这类税收将逐渐减少[20]。。随后，Achy 和 Sekkat（2003）采用 1970 年至 1997 年间中东和北非地区 11 个出口部门的数据，研究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汇率政策对于向欧洲出口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汇率管理对于促进其向欧洲大陆的加工出口贸易有着重要影响，但对于不同的出口部门，影响程度有所差异[21]。Meon 和 Sekkat(2004)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涵盖了更多的政治风险指标，特别是政府治理方面的指标，例如腐败，政府效率和法制。其实证结果显示，中东和北非地区制度运行对加工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大于对 FDI 的影响，而制度质量的改善能够显著增加 FDI 的流入并促进加工出口贸易的发展。他们还得出结论：制度质量的恶化往往与加工出口水平低和 FDI 吸引力弱有所关联[22]。吴丹(2008)将政府干预质量和司法体系引入贸易引力模型来研究东亚双边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干预质量会给东亚国家的贸易带来显著的影响，公正廉洁的司法体系则能够使市场制度稳定运行，减少违法违约的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提高政府关于质量，建立完善高效的司法体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23]。陈超(2015)在研究欠发达国家的资本所有者对本国贸易影响时，将腐败作为资本所有者影响政府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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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11)
3.1 出口额与出口结构........ (11)
3.2 出口竞争力指数分析.... (14)
3.3 出口区域选择..... (16)
3.4 总结 ......... (18)
4 政府治理对贸易的影响分析.......... (20)
4.1 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20)
4.2 对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影响........ (25)
4.3 政府治理水平趋同的影响........ (27)
5 政府治理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29)#p#分页标题#e#
5.1 模型的选择 ........ (29)
5.2 固定效应向量分解模型(FEVD)......... (31)
5.3 变量的选取与模型的构建....... (33)
5.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5)
5.5 稳健性检验 ........ (36)
5 政府治理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5.1 模型的选择
本文将参考Anderson 和Marcouiller(2002)以及Anderson和Young(2002)的研究思路，结合相关文献，整理并呈现引力模型的扩展过程。进口国的消费者会面临一个两阶段预算方程，通过上述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可以看出，贸易伙伴的贸易自由度和政府治理水平对中国向其出口有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果，本文采用替代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用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的贸易自由度指标(itTF )来替代关税壁垒(itTARIFF )和非关税壁垒(itNTB )，用 EconomicFreedom of the World 的腐败控制指标(itFC )来替代政府效率(itGEF )，用 The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的法律系统指标(itRL )和监管水平指标 (itRE )来替代法制指标(itLAW )和规管质量(itREG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5-3，替代变量贸易自由度指标(itTF )、法律系统指标(itRL )和监管水平指标 (itRE )的弹性系数与原模型中被替代的变量的弹性系数均为正，且分别 5%、10%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而腐败控制指标(itFC )的弹性系数虽与原模型中被替代的政府效率(itGEF )的弹性系数符号一致，但是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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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在对政府治理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对政府治理影响国际贸易的机制进行了阐述。通过参考以往研究中使用的贸易引力模型，将与政府治理相关的变量引入模型，采用固定效应向量分解的方法来研究中国 155 个贸易伙伴的政府治理情况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1)从整体上来说，贸易伙伴的政府治理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中国对其出口。本文用政府效率、法制和规管质量三个变量来衡量政府治理水平，从实证结果上来看，这三个变量对于中国的出口均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较高的政府效率、法制水平和规管质量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合理有效的制度构建以及制度的有序运行。完善的法律制度能够充分保障市场中交易主体的合法权益，并对违法、违规、犯罪等行为进行惩处，从而规范各个交易主体的行为，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较高的规管质量意味着政府能够适度地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维护市场的自由、公平竞争，推动产业升级与转型，对经贸发展能够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较高的政府效率是实现制度构建和制度运行的保障，这意味着政府的公职人员有着较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政府机构清廉务实，能够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及时做出反应，制定和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等，并充分地予以落实。
(2)为了进一步探索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贸易伙伴的政府治理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效果，本文将中国的贸易伙伴分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并进行研究。从实证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较高的政府效率和法制水平对于中国的出口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欠发达国家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和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效率较低，法制也相对不完善，政府治理水平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发达国家的政府较为高效，法制也比较健全，所以欠发达国家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可能对中国向其出口有着更强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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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