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底，中国将有望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入世，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评论。更多的舆论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我们看来，这种“入世的机遇与挑战”，与其说是中国加入WTO将对中国产业带来影响，不如认为加入WTO对中国企业的冲击和影响更大。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及其在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国有企业的份额大大下降，目前只有1000家左右的大型国有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民营和私营企业、股份公司、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合作经济和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主要是以社区所有制为特征的乡镇企业和集团）等。据有关统计，截至1997年，这些“非国有经济”的产出，大致占到中国工业总产值的70％、占到中国GDP的60%；“非国有经济”带来了95％以上的新增就业和80％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在80－90年代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过程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是“非国有经济”，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强大的支撑作用；而中国的许多国营企业，由于国家或各级政府以各种形式提供保护和政策优惠，其经营效益和产出，与非国有经济相比仍然是比较低的。目前，中国这样一种企业构成表明，非国有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成长和壮大，而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相对较弱。
中国人世后，企业将直接面临国际竞争压力。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国有企业中的许多问题将会显露。一些评论认为，站在中国企业的立场看，“入世”等于迎接挑战，因此是一个培养企业自信、磨练企业实力的机会。但是，我国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
有的看法认为，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盲目引进外资，使中国市场受到外资和进口商品的极大冲击，因而需要慎重对待。本文强调，中国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步骤。中国入世，将促进国有企业和部门加大改革力度，也有助于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和壮大，从而打破垄断，促进竞争，加快发展。在这个进程中，促使我国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彻底转换经营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这对于中国企业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入世对各个行业的企业所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而各个行业企业又由于所有制和经营机制的不同，其入世后所面临的压力和冲击也不尽相同。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及其在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国有企业的份额大大下降，目前只有1000家左右的大型国有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民营和私营企业、股份公司、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合作经济和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主要是以社区所有制为特征的乡镇企业和集团）等。据有关统计，截至1997年，这些“非国有经济”的产出，大致占到中国工业总产值的70％、占到中国GDP的60%；“非国有经济”带来了95％以上的新增就业和80％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出，在80－90年代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过程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是“非国有经济”，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强大的支撑作用；而中国的许多国营企业，由于国家或各级政府以各种形式提供保护和政策优惠，其经营效益和产出，与非国有经济相比仍然是比较低的。目前，中国这样一种企业构成表明，非国有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成长和壮大，而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相对较弱。
中国人世后，企业将直接面临国际竞争压力。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国有企业中的许多问题将会显露。一些评论认为，站在中国企业的立场看，“入世”等于迎接挑战，因此是一个培养企业自信、磨练企业实力的机会。但是，我国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
有的看法认为，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盲目引进外资，使中国市场受到外资和进口商品的极大冲击，因而需要慎重对待。本文强调，中国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步骤。中国入世，将促进国有企业和部门加大改革力度，也有助于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和壮大，从而打破垄断，促进竞争，加快发展。在这个进程中，促使我国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彻底转换经营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这对于中国企业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入世对各个行业的企业所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而各个行业企业又由于所有制和经营机制的不同，其入世后所面临的压力和冲击也不尽相同。
一．中国入世将给政府垄断、保护和政策优惠的行业与企业带来冲击
目前，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有报道认为；如果综合中国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市场化程度，中国生产的市场化程度大致为55％。在“十五”计划未将达到75％，由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后期走向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但目前，国有企业的规模仍然偏大，是制约中国市场化程度提高的一个因素。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工业化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约为5％一10％，发展中国家大约在10－15％之间。在中国，由于国家的财力已经无法支撑覆盖面过于宽大的国有经济，换言之，受到政府保护和政策优惠的企业仍然偏多，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尽管中国政府要求国有经济在增量和存量上从部分产业、行业退出，但是，目前的成效并不显见。
1．在垄断性行业和部门中，国有经济或者国营企业的垄断仍然严重，各级政府机构对工业品仍有很强的干预能力。主要表现在：能源生产的一半以上仍为国家垄断，铁路和航空、邮电部门和电信企业、钢铁企业、金融和保险部门、公共事业部门、电力、管道运输、船舶、医药、图书、汽车甚至卷烟等等，基本为国家控制。例如电信业，众所周知，中国的电信费用过高。以国际长途费来说，美国的国际长途费每分钟大约为0．58美分，而中国的国际长途费（欧美国家）大约每分钟20元人民币。中国比美国高出大约4—5倍。在这样的企业中，多数厂长和经理仍然由国家任免、生产企业负赢不负亏。目前，40％以上的国营企业亏损，但是依旧在政府的扶持下生存。国营企业的库存积压严重，有关报道显示，全社会的库存积压已经达到3万亿元。公用事业部门基本上是按照非市场原则经营，国营企业事实上仍然有行政级别，企业办社会的现象依然严重，国家有相当一部分财力被用于福利性或者政府性活动。
2．在一些行业中，国营企业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和优惠更多。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仍然对重要商品与劳务享有定价权或价格控制权。例如，粮食定购价、棉花收购价或者指导价、铁路与航空运输价、原油价和成品油价、各种公用事业的收费、药品、图书和学费等的费用标准，由国家统一颁布。二是，中国城市的土地归国家独家垄断，房地产流通主要依赖行政手段。应按照市场经营的土地，只有少数以拍卖招标方式出让，多数采取了协议这种非市场方式出让。房地产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可以相差l—10倍。大部分公房没有成为商品房，房租仅占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3％－5％左右。而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房租支出一般占到消费支出的1／3或者1/4。因此，有人称，中国的城市房地产是最为腐败的领域，是计划经济最为浓厚的行业。三是，中国的医疗市场还没有形成。目前，主要还是政府和单位办医院，民间和社区医院的比重极低，职工就医仍然没有自主权。四是，中国的外汇比价仍然为政府（国家外汇管理局）垄断；中国的股票市场价格，仅放开了少量的法人股和公众股；中国的债券价格基本上由政府控制。
3．在一些行业中，至今不存在非国有经济和民营企业。据说，中国有一个不允许私人经营的“行业表”，包括银行、铁路、电信、批发网、高速公路等30个行业；据说，中国还有一个限制私人经营的“行业表”，包括汽车制造、化纤、旅游业等20多个行业。中国的银行法明令禁止民间经营银行和证券业务。按照市场原则组建的非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目前主要有：中国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以及企业的财务公司和农村信用社等，其从业人数仅占银行信贷从业人员的25％。一些股份化的银行和企业，仍然是国家股占主导地位，因而是国家股具有对其它股权的垄断权。例如，中国民生银行的私人股东要用股权投票选掉政府任命的董事长是不可行的。中国早就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据说，反垄断法的条款只针对私营企业，政府在电讯、汽车制造、银行业的垄断都不在反对之列。在电信行业，原邮电部（现为信息产业部）既是行业法规的制定者，又是最大的经营者。因而，中国有学者提出，这样的做法和规则与WTO要求司法独立、仲裁纠纷要由独立的第三方执行的游戏规则是不相容的。
垄断性行业和受到政府保护企业，恰恰正是中国的弱势行业。对这些弱势行业来说，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家对这些行业的许多保护或者优惠措施、各种补贴都将被取消。正是如此，国有企业的人士对于中国入世，有着更多的担心和忧虑。如果这些行业的企业不能在近期内抓紧时间壮大自己，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一旦锐不可挡的跨国企业汹涌走进中国市场，很可能给中国国营企业造成灾难。
第二．中国人世将推动非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中国入世，也必然对目前庞大的非国有经济群体产生影响。有的看法认为，在中美达成入世协议的过程中，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利益没有被双方协议所提及。而已经签署的这一协议与中国的现行制度相吻合。由于中国在许多行业中限制私营企业进入，所以，该协议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它表现在：1．游戏规则制定人、司法执行者以及参加游戏的人都是国家机构；2．英国或西欧主要国家在15世纪以来形成的统治者的财、政分离的制度，一直没有能够在中国出现，所以中国没有形成类似WTO游戏规则要求的制度架构。因此，中国人世将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种可能是国内私营企业家趁此机会，要求对外国私人企业适用的游戏规则，也应适用于中国私营经济。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入世将真正成为中国改革的动力；另一种可能是，中国对本国和外国的私营企业奉行双重标准，因此WTO的游戏规则将与中国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发生冲突，使中国经济受损和走上一种畸形道路。
从非国有经济的现状看，2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各种形式的非国有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它们在一些领域和部门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如果从产业部门看，中国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和轻工业，现在已经成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部门。据中国轻工业局局长透露，中国轻工业的对外依存度和外商投资额都已经占到相当的比例，轻工业部门的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趋势在加快，轻工业已经发展形成一定的产业规
模和基础，不少产品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在城镇和农村地区，中国的乡镇企业与集团也基本由非国有经济所支撑。这说明，中国的非国有经济比国有企业更能适应市场经济。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第一，中国的非国有经济是在从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太短，从事市场化经营的经历和经验不足等原因，这类企业在经营方式和机制方面都不规范，这使得非国有经济市场准入的行业和经营范围受到限制。第二，中国入世将极大地推动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个发展，一方
面是扩大非国有经济的经营范畴和准入行业，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使企业经营向国际化标准、也就是向WTO的游戏规则靠拢，使其经营符合国际惯例和标准。第三，面对入世，非国有经济的国民待遇问题亟待落实。在加人WTO的过程中，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国，它必须遵循WTO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这两个基本原则。许多意见认为，凡是竞争性行业，其他所有制经济可以进入的，民营经济也可以进入；给外国企业的国民待遇，也应该给中国企业以相应的待遇，特别是平等的融资条件。这包括：在上市公司方面，应给国有和民营企业以同样的政策；民营企业也可以作为投资基金的发起人，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应予以发行债券，等等。
对于中国入世，非国有经济和民营企业的态度比较积极，对于入世后的前景也更加乐观。中国的一份调查显示：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私营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对中国入世比较乐观。它们认为，加入WTO对本企业“利大于弊”，比认为“弊大于利”的国有企业分别多 39．0和31．7个百分点；而国有企业则感觉压力相对较大，认为“利大于弊”的比认为“弊大于利”的只多9．8个百分点。具体来说，服装、纺织、金属制品、有色冶金、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医药制造等行业的企业经营者，多认为加入WTO“利大”这些企业多是非国有企业承包的经营者；而判断“弊大’的，则更多是橡胶、化纤、汽车、化工和造纸等行业的企业经营者，也就是国有企业。可见，中国的非国有经济的企业家们，不仅对于中国人世的期望值是良好的，而且相信，中国入世将使他们受益。从国际比较的经验分析，中国入世后，非国有经济延伸和拓展的产业重点是服务产业。因为，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向国内外企业家全面开放服务业，包括金融、证券、保险、外贸、信息等产业。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总产值已经占到整个GDP的60％，而中国服务业总量只占世界的1％，与国际水平相差甚远。
总之，中国加入WTO，一方面为广大非国有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同时，也有助于使这些企业的经营在转向市场经营过程中，走向规范化。
第三，中国人世将使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中国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争的必然要求。加入WTO，就是要使中国的企业与国际经营规则接轨。但是，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国际跨国公司相比较，中国的企业在企业产权制度、经营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加入WTO，迫使中国加快制度变革，在规则和制度上与国际惯例接轨，否则，中国的企业很难与国际大企业展开竞争。那么，中国人世首先要求深化企业改革。
1．中国企业的产权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间，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现在，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需要加快开放以注入新的动力。加入WTO，不仅是中国加大开放的重要步伐，而且，它要求建立能适应国际经济运行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正如清华大学教授魏杰所指出，目前，中国只把加入WTO作为一个产业概念进行研究。而实际上，WTO更是一个体制概念，它要求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WTO所要求的企业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的清晰性、产权结构的多元化、产权的可流通性和可交易性。至于国企改革，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国有制企业与市场竞争究竟能不能相融？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无论公有还是私营企业，无论是公用事业部门还是竞争性产业和部门，在市场竞争面前，只能是优胜劣汰，是优者胜，劣者汰。至今，在西方国家，政府管辖的公用事业部门和企业的比重已越来越低，其中一些采取了股份制的经营形式。中国入世要求我国适时地完善企业产权制度。这是因为，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急待改进，制度上的一些缺陷和问题，仍然约束着企业的竞争力和自我发展机制。
2．中国企业的经营机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经营机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毕竟，中国现在还不是成熟市场化的经济。在这次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美国人追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企业是如何运作的”，是政府说了算还是企业家说了算。可以认为，与成熟市场经济相比，尽管中国非国有经济的经营和运作也不是很规范，但已经基本实现了“企业家说了算”，即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很多的国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依靠当地政府扶持或者国家的优惠政策生存。从中国企业的整体情况看，普遍的问题在于：一般企业的规模过小，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新产品的开发程度较低；资金不足和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因而竞争力不强和创新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业的经营机制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追根溯源，中国经济尚处在转型过程之中，计划经济的痕迹还没有彻底消除。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在相当的程度上依然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在各个地区，地方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使政企（政府与企业）很难真正脱钩。
3．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目前，中国的企业管理正处于一个探索时期。有人认为，中国的企业管理模式中包括了日本的、美国的、韩国的企业管理模式，但是多数企业的管理模式，仍然没有摆脱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即：企业管理层高高在上，设置了一级一级的主管部门。由于部门管理过多，非常不利于市场信息的反馈，也不适应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快速调整。在这样一种信息平台基础上，企业运作正常与否的预警系统处于停顿状态，对资源（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的有效配置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也使得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难以改变。面对入世，企业应该从决策体系、动力结构和信息等方面进行再调整，彻底转变计划经济所遗留的传统管理方式。即使现阶段，在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传统的企业管理因素和方式仍然随处可见。例如，传统管理模式中的决策方式是上级领导“拍板式”的权威决策，其结果常常是因为错误的判断，导致整个企业经营处于困境；传统的动力结构或者这里所称的“报酬体系”，一般由工资、奖金、福利所构成，对于企业职工工作业绩的奖罚，更多地采用的是提高薪金和职务升迁的做法。一些人由于对这种办法不满或者对管理不能胜任，造成人力及其它资源的浪费，正如厉以宁所说，中国企业靠大幅度提高工资是不可能的，现实的选择是采取股权奖励的办法；由于传统管理是一种封闭式的，它不适应信息时代快速变换的市场需求，信息失灵和迟缓是导致我国国企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上几个方面，可能是中国完善企业管理的着眼点。
基本结论：
1．中国人世必须使企业行为的规范化，加快企业根本转换经营机制。中国国内企业的致命伤在于经营管理机制。出路之一是，正如一些评论文章所指出，对许多国内企业来说，现在的关键是转变思路、研究市场、尽快适应新的形势。无论如何，国家的保护政策不可能长远不变，给国营企业“吃偏锅饭”的做法，不但不能搞好国营企业，反而会妨碍国企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增强自我发展、学会游泳的能力。国家对国企的各种保护和优惠政策，限制了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而限制竞争的实质，就是不想给企业以转换机制、增强竞争的压力。这样的企业即使目前“很胖”，但是“虚胖”。面对国际竞争，“虚胖”的国内企业本身必须设法迅速“强壮”。这就需要用市场行为规范企业经营和运作，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和提高企业产出效率。加快企业改革，将使中国在加入WTO的进程中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2．中国人世要求政府行为最小化，加强制度约束的作用。中国人世，对于政府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意味着政府行为也要遵循WTO的游戏规则。迄今为止，政府控制的资源仍然过多，由政府审批的项目仍然过多，仍有许多企业在人事任免、经营决策等方面是政府说了算；而一些项目的投资决策之所以失误，也不仅仅是企业的责任，政府实际上也负有一定的审批责任。中国许多企业之所以优秀，其“出色”并不在于它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而体现在该企业的公关能力方面，这样的“优秀”企业，往往善于从政府那里获取廉价的稀缺资源。中国加入WTO后，企业和产品能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行为。政府的职责在于，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和环境。例如，需要制定公平竞争的政策，即对国企和非国企采取公平竞争的政策，包括内部组织、激励机制和各项政策等。这是因为，在有些企业特别是国企和非国有经济里，实现公平而有效的竞争并非易事。以电信业为例，在法律条文上规定开放电信市场是一会事，而在实际竞争中，则是另一样。面对入世和企业改革，政府应减少管理机构和审批机构，实行廉政建设，提高效率，减少由各级政府直接行政分配的资源数额等。这些举措对中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都会起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3．中国人世将必须扩大对内经济开放，打破垄断，进一步发展各种经营主体。国际市场上各个行业的竞争与市场压力，主要表现为各国（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压力。中国在全面开放市场之前，应该首先扩大对内经济开放，开放垄断性行业的限制，允许社会和民间资本进入更多行业和领域，进入投资、生产和服务等领域，诸如金融、保险、电信、交通部门等。即使在当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已经比较高，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指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达到30％－40％；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达到20％（指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站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然而，外资进入的只是集中在若干大城市和一些高科技领域，中国仍然有广大的市场空间，有着多层次的消费市场。但是，中国尚未形成一支可与外国企业竞争的企业群体。所以，中国的各类企业，包括国企、非公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等，仍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日前在京透露，刚刚结束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表明，65．7％的在华企业家认为，加入WTO对我国宏观经济将是“利大于弊’，但也有8．l％的人持与此相反的看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面对国际上强大的竞争对手，“机遇要靠争取，压力也是现实的”（厉以宁语），这应该是中国企业面对入世的现实状况。中国入世对于企业来说，它意味着中国企业将走向一个更加广阔、更负有竞争力的世界大市场。同时，中国企业只有进行改革、调整与重组，才能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在进一步的改革中求得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壮大。
目前，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有报道认为；如果综合中国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市场化程度，中国生产的市场化程度大致为55％。在“十五”计划未将达到75％，由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后期走向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但目前，国有企业的规模仍然偏大，是制约中国市场化程度提高的一个因素。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工业化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约为5％一10％，发展中国家大约在10－15％之间。在中国，由于国家的财力已经无法支撑覆盖面过于宽大的国有经济，换言之，受到政府保护和政策优惠的企业仍然偏多，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尽管中国政府要求国有经济在增量和存量上从部分产业、行业退出，但是，目前的成效并不显见。
1．在垄断性行业和部门中，国有经济或者国营企业的垄断仍然严重，各级政府机构对工业品仍有很强的干预能力。主要表现在：能源生产的一半以上仍为国家垄断，铁路和航空、邮电部门和电信企业、钢铁企业、金融和保险部门、公共事业部门、电力、管道运输、船舶、医药、图书、汽车甚至卷烟等等，基本为国家控制。例如电信业，众所周知，中国的电信费用过高。以国际长途费来说，美国的国际长途费每分钟大约为0．58美分，而中国的国际长途费（欧美国家）大约每分钟20元人民币。中国比美国高出大约4—5倍。在这样的企业中，多数厂长和经理仍然由国家任免、生产企业负赢不负亏。目前，40％以上的国营企业亏损，但是依旧在政府的扶持下生存。国营企业的库存积压严重，有关报道显示，全社会的库存积压已经达到3万亿元。公用事业部门基本上是按照非市场原则经营，国营企业事实上仍然有行政级别，企业办社会的现象依然严重，国家有相当一部分财力被用于福利性或者政府性活动。
2．在一些行业中，国营企业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和优惠更多。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仍然对重要商品与劳务享有定价权或价格控制权。例如，粮食定购价、棉花收购价或者指导价、铁路与航空运输价、原油价和成品油价、各种公用事业的收费、药品、图书和学费等的费用标准，由国家统一颁布。二是，中国城市的土地归国家独家垄断，房地产流通主要依赖行政手段。应按照市场经营的土地，只有少数以拍卖招标方式出让，多数采取了协议这种非市场方式出让。房地产的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可以相差l—10倍。大部分公房没有成为商品房，房租仅占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3％－5％左右。而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房租支出一般占到消费支出的1／3或者1/4。因此，有人称，中国的城市房地产是最为腐败的领域，是计划经济最为浓厚的行业。三是，中国的医疗市场还没有形成。目前，主要还是政府和单位办医院，民间和社区医院的比重极低，职工就医仍然没有自主权。四是，中国的外汇比价仍然为政府（国家外汇管理局）垄断；中国的股票市场价格，仅放开了少量的法人股和公众股；中国的债券价格基本上由政府控制。
3．在一些行业中，至今不存在非国有经济和民营企业。据说，中国有一个不允许私人经营的“行业表”，包括银行、铁路、电信、批发网、高速公路等30个行业；据说，中国还有一个限制私人经营的“行业表”，包括汽车制造、化纤、旅游业等20多个行业。中国的银行法明令禁止民间经营银行和证券业务。按照市场原则组建的非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目前主要有：中国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以及企业的财务公司和农村信用社等，其从业人数仅占银行信贷从业人员的25％。一些股份化的银行和企业，仍然是国家股占主导地位，因而是国家股具有对其它股权的垄断权。例如，中国民生银行的私人股东要用股权投票选掉政府任命的董事长是不可行的。中国早就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据说，反垄断法的条款只针对私营企业，政府在电讯、汽车制造、银行业的垄断都不在反对之列。在电信行业，原邮电部（现为信息产业部）既是行业法规的制定者，又是最大的经营者。因而，中国有学者提出，这样的做法和规则与WTO要求司法独立、仲裁纠纷要由独立的第三方执行的游戏规则是不相容的。
垄断性行业和受到政府保护企业，恰恰正是中国的弱势行业。对这些弱势行业来说，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家对这些行业的许多保护或者优惠措施、各种补贴都将被取消。正是如此，国有企业的人士对于中国入世，有着更多的担心和忧虑。如果这些行业的企业不能在近期内抓紧时间壮大自己，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一旦锐不可挡的跨国企业汹涌走进中国市场，很可能给中国国营企业造成灾难。
第二．中国人世将推动非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中国入世，也必然对目前庞大的非国有经济群体产生影响。有的看法认为，在中美达成入世协议的过程中，中国私营企业家的利益没有被双方协议所提及。而已经签署的这一协议与中国的现行制度相吻合。由于中国在许多行业中限制私营企业进入，所以，该协议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它表现在：1．游戏规则制定人、司法执行者以及参加游戏的人都是国家机构；2．英国或西欧主要国家在15世纪以来形成的统治者的财、政分离的制度，一直没有能够在中国出现，所以中国没有形成类似WTO游戏规则要求的制度架构。因此，中国人世将可能产生两种后果：一种可能是国内私营企业家趁此机会，要求对外国私人企业适用的游戏规则，也应适用于中国私营经济。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入世将真正成为中国改革的动力；另一种可能是，中国对本国和外国的私营企业奉行双重标准，因此WTO的游戏规则将与中国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发生冲突，使中国经济受损和走上一种畸形道路。
从非国有经济的现状看，2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各种形式的非国有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它们在一些领域和部门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如果从产业部门看，中国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和轻工业，现在已经成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部门。据中国轻工业局局长透露，中国轻工业的对外依存度和外商投资额都已经占到相当的比例，轻工业部门的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趋势在加快，轻工业已经发展形成一定的产业规
模和基础，不少产品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在城镇和农村地区，中国的乡镇企业与集团也基本由非国有经济所支撑。这说明，中国的非国有经济比国有企业更能适应市场经济。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第一，中国的非国有经济是在从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太短，从事市场化经营的经历和经验不足等原因，这类企业在经营方式和机制方面都不规范，这使得非国有经济市场准入的行业和经营范围受到限制。第二，中国入世将极大地推动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个发展，一方
面是扩大非国有经济的经营范畴和准入行业，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使企业经营向国际化标准、也就是向WTO的游戏规则靠拢，使其经营符合国际惯例和标准。第三，面对入世，非国有经济的国民待遇问题亟待落实。在加人WTO的过程中，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国，它必须遵循WTO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这两个基本原则。许多意见认为，凡是竞争性行业，其他所有制经济可以进入的，民营经济也可以进入；给外国企业的国民待遇，也应该给中国企业以相应的待遇，特别是平等的融资条件。这包括：在上市公司方面，应给国有和民营企业以同样的政策；民营企业也可以作为投资基金的发起人，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应予以发行债券，等等。
对于中国入世，非国有经济和民营企业的态度比较积极，对于入世后的前景也更加乐观。中国的一份调查显示：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私营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对中国入世比较乐观。它们认为，加入WTO对本企业“利大于弊”，比认为“弊大于利”的国有企业分别多 39．0和31．7个百分点；而国有企业则感觉压力相对较大，认为“利大于弊”的比认为“弊大于利”的只多9．8个百分点。具体来说，服装、纺织、金属制品、有色冶金、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医药制造等行业的企业经营者，多认为加入WTO“利大”这些企业多是非国有企业承包的经营者；而判断“弊大’的，则更多是橡胶、化纤、汽车、化工和造纸等行业的企业经营者，也就是国有企业。可见，中国的非国有经济的企业家们，不仅对于中国人世的期望值是良好的，而且相信，中国入世将使他们受益。从国际比较的经验分析，中国入世后，非国有经济延伸和拓展的产业重点是服务产业。因为，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向国内外企业家全面开放服务业，包括金融、证券、保险、外贸、信息等产业。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总产值已经占到整个GDP的60％，而中国服务业总量只占世界的1％，与国际水平相差甚远。
总之，中国加入WTO，一方面为广大非国有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同时，也有助于使这些企业的经营在转向市场经营过程中，走向规范化。
第三，中国人世将使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中国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争的必然要求。加入WTO，就是要使中国的企业与国际经营规则接轨。但是，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国际跨国公司相比较，中国的企业在企业产权制度、经营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加入WTO，迫使中国加快制度变革，在规则和制度上与国际惯例接轨，否则，中国的企业很难与国际大企业展开竞争。那么，中国人世首先要求深化企业改革。
1．中国企业的产权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间，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现在，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需要加快开放以注入新的动力。加入WTO，不仅是中国加大开放的重要步伐，而且，它要求建立能适应国际经济运行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正如清华大学教授魏杰所指出，目前，中国只把加入WTO作为一个产业概念进行研究。而实际上，WTO更是一个体制概念，它要求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WTO所要求的企业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的清晰性、产权结构的多元化、产权的可流通性和可交易性。至于国企改革，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国有制企业与市场竞争究竟能不能相融？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无论公有还是私营企业，无论是公用事业部门还是竞争性产业和部门，在市场竞争面前，只能是优胜劣汰，是优者胜，劣者汰。至今，在西方国家，政府管辖的公用事业部门和企业的比重已越来越低，其中一些采取了股份制的经营形式。中国入世要求我国适时地完善企业产权制度。这是因为，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急待改进，制度上的一些缺陷和问题，仍然约束着企业的竞争力和自我发展机制。
2．中国企业的经营机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经营机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毕竟，中国现在还不是成熟市场化的经济。在这次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美国人追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企业是如何运作的”，是政府说了算还是企业家说了算。可以认为，与成熟市场经济相比，尽管中国非国有经济的经营和运作也不是很规范，但已经基本实现了“企业家说了算”，即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很多的国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依靠当地政府扶持或者国家的优惠政策生存。从中国企业的整体情况看，普遍的问题在于：一般企业的规模过小，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新产品的开发程度较低；资金不足和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因而竞争力不强和创新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业的经营机制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追根溯源，中国经济尚处在转型过程之中，计划经济的痕迹还没有彻底消除。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在相当的程度上依然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在各个地区，地方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使政企（政府与企业）很难真正脱钩。
3．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目前，中国的企业管理正处于一个探索时期。有人认为，中国的企业管理模式中包括了日本的、美国的、韩国的企业管理模式，但是多数企业的管理模式，仍然没有摆脱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即：企业管理层高高在上，设置了一级一级的主管部门。由于部门管理过多，非常不利于市场信息的反馈，也不适应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快速调整。在这样一种信息平台基础上，企业运作正常与否的预警系统处于停顿状态，对资源（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的有效配置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也使得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难以改变。面对入世，企业应该从决策体系、动力结构和信息等方面进行再调整，彻底转变计划经济所遗留的传统管理方式。即使现阶段，在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传统的企业管理因素和方式仍然随处可见。例如，传统管理模式中的决策方式是上级领导“拍板式”的权威决策，其结果常常是因为错误的判断，导致整个企业经营处于困境；传统的动力结构或者这里所称的“报酬体系”，一般由工资、奖金、福利所构成，对于企业职工工作业绩的奖罚，更多地采用的是提高薪金和职务升迁的做法。一些人由于对这种办法不满或者对管理不能胜任，造成人力及其它资源的浪费，正如厉以宁所说，中国企业靠大幅度提高工资是不可能的，现实的选择是采取股权奖励的办法；由于传统管理是一种封闭式的，它不适应信息时代快速变换的市场需求，信息失灵和迟缓是导致我国国企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上几个方面，可能是中国完善企业管理的着眼点。
基本结论：
1．中国人世必须使企业行为的规范化，加快企业根本转换经营机制。中国国内企业的致命伤在于经营管理机制。出路之一是，正如一些评论文章所指出，对许多国内企业来说，现在的关键是转变思路、研究市场、尽快适应新的形势。无论如何，国家的保护政策不可能长远不变，给国营企业“吃偏锅饭”的做法，不但不能搞好国营企业，反而会妨碍国企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增强自我发展、学会游泳的能力。国家对国企的各种保护和优惠政策，限制了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而限制竞争的实质，就是不想给企业以转换机制、增强竞争的压力。这样的企业即使目前“很胖”，但是“虚胖”。面对国际竞争，“虚胖”的国内企业本身必须设法迅速“强壮”。这就需要用市场行为规范企业经营和运作，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和提高企业产出效率。加快企业改革，将使中国在加入WTO的进程中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2．中国人世要求政府行为最小化，加强制度约束的作用。中国人世，对于政府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意味着政府行为也要遵循WTO的游戏规则。迄今为止，政府控制的资源仍然过多，由政府审批的项目仍然过多，仍有许多企业在人事任免、经营决策等方面是政府说了算；而一些项目的投资决策之所以失误，也不仅仅是企业的责任，政府实际上也负有一定的审批责任。中国许多企业之所以优秀，其“出色”并不在于它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而体现在该企业的公关能力方面，这样的“优秀”企业，往往善于从政府那里获取廉价的稀缺资源。中国加入WTO后，企业和产品能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行为。政府的职责在于，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和环境。例如，需要制定公平竞争的政策，即对国企和非国企采取公平竞争的政策，包括内部组织、激励机制和各项政策等。这是因为，在有些企业特别是国企和非国有经济里，实现公平而有效的竞争并非易事。以电信业为例，在法律条文上规定开放电信市场是一会事，而在实际竞争中，则是另一样。面对入世和企业改革，政府应减少管理机构和审批机构，实行廉政建设，提高效率，减少由各级政府直接行政分配的资源数额等。这些举措对中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都会起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3．中国人世将必须扩大对内经济开放，打破垄断，进一步发展各种经营主体。国际市场上各个行业的竞争与市场压力，主要表现为各国（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压力。中国在全面开放市场之前，应该首先扩大对内经济开放，开放垄断性行业的限制，允许社会和民间资本进入更多行业和领域，进入投资、生产和服务等领域，诸如金融、保险、电信、交通部门等。即使在当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已经比较高，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指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达到30％－40％；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达到20％（指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站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然而，外资进入的只是集中在若干大城市和一些高科技领域，中国仍然有广大的市场空间，有着多层次的消费市场。但是，中国尚未形成一支可与外国企业竞争的企业群体。所以，中国的各类企业，包括国企、非公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等，仍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日前在京透露，刚刚结束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表明，65．7％的在华企业家认为，加入WTO对我国宏观经济将是“利大于弊’，但也有8．l％的人持与此相反的看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面对国际上强大的竞争对手，“机遇要靠争取，压力也是现实的”（厉以宁语），这应该是中国企业面对入世的现实状况。中国入世对于企业来说，它意味着中国企业将走向一个更加广阔、更负有竞争力的世界大市场。同时，中国企业只有进行改革、调整与重组，才能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占有自己的位置，在进一步的改革中求得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