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毕业论文哪里有？本文的创新点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选题新颖。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反贫困治理工作重心已悄然发生变化，在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过渡期内，必须对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进行巩固提升，扶贫视域重点由解决绝对贫困向巩固脱贫摘帽成果的长效机制与治理相对贫困转变。在反贫困治理工作中，保险业主要是发挥对贫困群体的事后救助作用，而在后扶贫时代却是与社会保障等正式制度互相配合发挥对两类群体或者更多群体的兜底保障作用。本文以后扶贫时代里保险业参与扶贫为研究视角，以脱贫脆弱户和边缘贫困户两类群体为研究对象，构建防贫防返贫机制，因而在选题上具有独特性。
第一章 绪论
2.2 国内研究现状
2.2.1 返贫诱因研究
在贫困治理的研究中，返贫是随着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圈落而衍生的，返贫率的高低影响脱贫质量的可持续性。有学者认为返贫是指已脱贫人口由于受到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冲击影响而再次跌落至贫困行列队伍中的现象，其本质还是贫困[28][29]。同时，陈端计、杨莉莎等在广义上认为返贫人群不仅包括已脱贫人口，还涵盖非贫困人口[30]。在随后的研究中，多数学者是从狭义上就返贫因素进行探讨，总结其诱因涉及政策、所处环境、资源、贫困人口素质、意外事件等多方面。贫困群体本身所具有的贫困脆弱性特点，导致对外界风险的抵御能力差，容易因一点风吹草动而出现再生贫困[31]。丁军、陈标平将其归纳为”主体素质-供体扶持-载体循环“三者交互影响下产生的不可持续性，形成多种形式的恶性循环链条[32]。王刚、贺立龙从微观视角为切入点，以户主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及健康状况、子女教育负担、家庭赡养负担、生病就医为指标，实证分析其与返贫概率的相关程度[33]。郑瑞强、曹国庆则选择以”生计空间重塑“为理论基础，从顶层设计、农户自身、外部冲击、其他约束性等角度分析多维贫困并探寻返贫因素[34]。何华征和盛德荣认为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存有断血式、狩猎式、失敏性、转移性和传递性共五种返贫模式，需引起重视并阻断其返贫通道[35]。章文光、吴义熔和宫钰以 2019 年实地调研数据采用逻辑回归方法的贫困风险评估模型，对返贫风险户的概率进行预测，寻找其致贫因素[36]。
对于非贫困人口的返贫，学术界曾以”农村低收入群体“、”农村弱势群体“为关注点，分析此类群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张立冬分析农村收入导向型贫困时，以家庭为单位，定量分析江苏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多维贫困程度，在四个维度衡量下发现贡献度最高的维度是健康[37]。左停侧重研究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可持续问题，市场、就业、政策等导致其生计系统脆弱，易掉入贫困圈落[38]。袁赛认为农村弱势群体具有的劳动力、年龄、文化等特征，加之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保障制度等环境与体制等因素是造成该群体贫困的原因[39]。李毅等对深度贫困区花垣、保靖两县的弱势群体构建相应的自我发展能力评价体系，得出内生动力弱、扶持不精准、环境约束条件是其主要制约因素[40]。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深入推进，前两种表述以”贫困边缘人群“的面貌被替换，李娜、王有强以贫困边缘群体自身和外部两个维度分析其致贫因素[41]。左停、赵梦媛和苏青松从宏观层面在帮扶空间、帮扶政策力度、支出性贫困三个方面分析其存有的难题[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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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险的反贫困机理分析
1 保险业参与扶贫事业的现实逻辑
1.1 贫困内涵演变的现实需求
回顾现有研究，发现学术界在贫困治理特别是关于贫困内涵的研究是一个动态深化的过程。最初学者对于贫困的认识是基于货币层面，从收入和消费的角度去探讨如何治理绝对贫困问题。随之又提出相对贫困，认为贫困不仅仅与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有关，也与周边人拥有的资源密切相关，若其拥有的资源仅能维持日常的生活，但与社会平均水平相差甚远，可将其认定处于贫困状态[69]。到 20 世纪中后期，学者随着研究的深入意识到仅从物质层面研究贫困过于片面化。接着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能力贫困，将贫困研究范围扩展至与贫困群体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因素，如教育、医疗、住房环境等。到 20 世纪末期，学者又将贫困脆弱性、权利、阶层等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中，使贫困的研究领域更加广阔。贫困内涵从单维贫困到多维贫困的变化，是社会进步与认识提升等作用的结果。多维贫困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需针对性的采取措施解决不同因素影响下产生的贫困。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贫困在深层次转向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博弈的局面，是现代化发展道路上资源性和制度性条件共同作用导致的贫困累计。在后扶贫时代，反贫困治理需立足于整合经济与社会目标，优化社会服务供给机制。在社会服务体系与贫困治理结合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发挥不容小觑的作用，其中保险可以根据不同影响因素设立险种，降低或转移农业生产、健康、意外事故等事件带来的市场风险或自然风险，通过对发生贫困的群体给付资金赔偿，缓解风险对家庭造成的短暂性贫困窘境，这符合了多维贫困的治理理念，同时要求保险业积极参与贫困治理工作。
图 3-1 保险的反贫困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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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威县保险参与巩固脱贫成果的实证分析
1 样本概况
1.1 样本分布情况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威县选取的 8 个样本乡镇、10 个样本村，其中 2 个为非贫困村。在样本村选取中主要从威县脱贫攻坚工作中各村庄的特色亮点出发，涉及金鸡、金牛、葡萄、梨等扶贫产业、教育、医疗、保险、乡村振兴等方面，由于威县的贫困村占行政村之比达到 34.67%，且脱贫攻坚的扶持对象主要是贫困村，因而在对样本村的选择上侧重于抽取贫困村。在问卷发放中，由于各村庄总户数不一致，因而根据村庄总户数合理确定发放问卷比例，来保证问卷发放比例均匀。整体来说，调查样本涉及区域面广、涵盖扶贫工作的重点，所抽取样本具有代表性以及合理性。通过对村干部访谈以及对农户随机发放问卷，详细了解防贫防返贫机制构建以来，农户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的满意度。共发放问卷 400 份，通过核查剔除 8 份信息不完全的问卷，有效问卷 392 份，有效率为 98%。
表 5-1 样本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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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路径优化建议
1 研究结论
脱贫摘帽的实现是反贫困治理的新起点，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衔接期内，如何顺利交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接力棒，是基层政府工作的重心。特别是在减贫工作中，由于县域经济基底、资源禀赋、脱贫速度等方面存有差异，各县域的减贫质量呈现出阶梯式的特点，使其在巩固脱贫成果期间的反贫困治理侧重点不同。在贫困治理新阶段，依旧要关注临贫、易贫人群的生活状况，通过建立长效机制避免返贫返困的发生，实现稳定持续减贫。基于此，在相关理论以及扶贫现实的考量下，选择提前摘帽的威县，对其扶贫现实场景系统性的分析基础上，构建防贫防返贫机制，并分析该机制的扶贫效果，主要研究结论总结如下：
第一，在扶贫现实情境中，将扶贫需求和保险的特点相结合，分析保险在贫困治理不同阶段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中，在后扶贫时代里，以保险为代表的市场化机制发挥兜底功能，破解制度碎片化、扶贫主体协同性差等难题，建立立体化风险防控体系。同时与政府主导的正式制度、民间非正式制度等互补，起到巩固现有脱贫成果的作用，并从长远来看，有降低贫困脆弱性发生概率的作用。
第二，在保险反贫困机理分析框架下，选择以提前脱贫摘帽的威县作为具体案例研究。威县基于致贫返贫风险、悬崖效应等扶贫现实问题，及时汲取脱贫经验并满足边缘贫困户和非持续脱贫户这两类群体的有效需求，通过设立适宜险种解决当下的扶贫难题，实现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良性互动，这也符合我国贫困治理的现实情境，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第三，巩固减贫成果的好坏可从扶贫绩效中窥探，满意度的评估也作为政府工作考核标准之一。从保险参与、政府工作两大方面选取指标，构建满意度模型来分析农户对防贫防返贫机制运行的综合评价，且从保险参与、政府工作两个方面了解农户满意度分布区间。结果显示，农户对其综合满意度表示良好，从侧面反映政府对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工作也较好。虽然两个角度的满意度均处于[0.6-0.8)区间内，但是人群分布差异较大。保险参与方面，其中 332 人集中分布在满意度良好以及比较满意区间中，表明保险兼顾两类群体的利益诉求，优化扶贫供给制度；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