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液，石油资源的战略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以及整个国家的战略安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6年，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已经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23%，其中石油类消费占全部能源消费的18.96%，我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目前已经上升到了65.8%。
1.1 研究背景
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液，石油资源的战略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以及整个国家的战略安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6年，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已经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23%，其中石油类消费占全部能源消费的18.96%，我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目前已经上升到了65.8%。
目前对于石油资源的掌控，已经成为国际地区局部战争和冲突的诱发因素之一。而我国的石油企业开发海外石油资源起步较晚，相较于国际的石油巨头有着显著的差距，目前只能参与一些开采难度大，外部政治动荡的油田项目。在石油行业中，油田建设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经济性范畴，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企业在伊拉克的油田建设项目，将面对与国内的单一环境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多种的文化并存现象。项目中各相关方及企业内部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迥异的生活风俗习惯，进而引发多种风险因素，造成项目的实施困难[1]和成本增长，因此中国企业进入伊拉克，当地的风俗习惯等文化风险对于中资企业在当地的立足以及工程项目的进度、成本有着很大的影响。石油工程项目周期比较长，项目从获取区块权益之后，经历了勘探、油田基础设施建设、油田开发、油田生产及原油外输等一系列阶段，而整个项目运营过程中，都会受到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的影响。图1-1阐明了文化风俗对于国际石油项目工程的影响周期。
文化风险较为隐形，项目的整个周期都会受到文化风险的影响，它常常与其他风险源共生或者隐藏在其他的风险之中，因此，文化风险也极易被人们所忽略[2]。因而对于国家文化风险管理的疏忽则带来了企业管理成本的大幅增长。但是专门针对阿拉伯文化特别是伊拉克这个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交汇区域的国家文化风险对石油项目的研究则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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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1.2.1 研究目标
本文以中资企业在伊拉克M油田建设项目中所遇到的多元和复杂的伊拉克国家文化背景，如何实现对伊拉克国家文化风险的有效管控，进而降低中资企业项目运营成本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
（1）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参与伊拉克石油项目的中国企业所遇到的文化风险，对伊拉克国家文化风险影响因素进行有效的辨识。
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通过识别并分析在伊拉克的中资企业由于遇到的国家文化风险造成成本增加的原因，建立前因框架，补充并完善了文化风险的理论研究，为深入研究国家文化风险丰富了理论基础。
其次，在实践应用方面，通过识别中资企业遇到的国家文化风险造成项目成本增长的关键风险事件，有助于更好的了解国家文化风险的成因，尊重中伊文化差异，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去管控国家文化风险带来的成本增长.
再次，中资企业在伊拉克油田的建设开发涉及地域广泛、多种文化和宗教派别冲突，地区安全风险高，进行有效的国家文化风险因素识别，可以有效提升中资企业的国家文化风险的管理意识，使中资企业对国家文化风险的管理更有针对性，提高国家文化风险管理效率，降低无效管理费用的支出。
最后，本文的研究可以为今后中资企业进入伊拉克石油项目市场乃至其他阿拉伯地区市场的项目决策提供参考信息，帮助中资企业实现自身国际化发展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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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 17文化风险较为隐形，项目的整个周期都会受到文化风险的影响，它常常与其他风险源共生或者隐藏在其他的风险之中，因此，文化风险也极易被人们所忽略[2]。因而对于国家文化风险管理的疏忽则带来了企业管理成本的大幅增长。但是专门针对阿拉伯文化特别是伊拉克这个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交汇区域的国家文化风险对石油项目的研究则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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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1.2.1 研究目标
本文以中资企业在伊拉克M油田建设项目中所遇到的多元和复杂的伊拉克国家文化背景，如何实现对伊拉克国家文化风险的有效管控，进而降低中资企业项目运营成本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
（1）有针对性的系统研究参与伊拉克石油项目的中国企业所遇到的文化风险，对伊拉克国家文化风险影响因素进行有效的辨识。
（2）对辨识的国家文化风险进行评估，探究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找出国家文化风险对中资企业在伊的工程项目的成本影响程度和中资企业对伊拉克国家文化风险的可接受程度。
（3）结合中国海油伊拉克M油田项目，研究国家文化风险对中国企业在伊拉克项目的成本影响，提出应对策略，协助在伊的中资企业降低项目成本。
1.2.2 研究意义
石油作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能源，拥有很大战略意义。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业务的开展，为我国的能源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中资企业踏出国门，进入伊拉克市场，面临着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风险。而对国家文化风险管控较少，重视不足则给中资企业带来更大的成本压力。因此，伊拉克的油田建设开发项目中的国家文化风险管理则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1.2.2 研究意义
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通过识别并分析在伊拉克的中资企业由于遇到的国家文化风险造成成本增加的原因，建立前因框架，补充并完善了文化风险的理论研究，为深入研究国家文化风险丰富了理论基础。
其次，在实践应用方面，通过识别中资企业遇到的国家文化风险造成项目成本增长的关键风险事件，有助于更好的了解国家文化风险的成因，尊重中伊文化差异，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去管控国家文化风险带来的成本增长.
再次，中资企业在伊拉克油田的建设开发涉及地域广泛、多种文化和宗教派别冲突，地区安全风险高，进行有效的国家文化风险因素识别，可以有效提升中资企业的国家文化风险的管理意识，使中资企业对国家文化风险的管理更有针对性，提高国家文化风险管理效率，降低无效管理费用的支出。
最后，本文的研究可以为今后中资企业进入伊拉克石油项目市场乃至其他阿拉伯地区市场的项目决策提供参考信息，帮助中资企业实现自身国际化发展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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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2.1 跨文化管理理论
文化是某一时期可以作为特定人群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行动指南[32]：包括特定的价值观、道德标准、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跨文化（Cross-Culture）源自文化差异，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之间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33]。国际工程项目由于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影响，项目面临着跨文化管理的风险，其跨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人员层级、工作环节以及项目实施三个层级维度的文化风险[34]。国际工程项目遇到的国家文化风险具有客观存在性、针对性、管理的复杂性、风险的多样性以及可控性等特征[35]。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其目的在于，克服企业所遇到的企业外部环境以及企业内部的文化差异，并进行合理资源配置，施行有效的管理手段，提高企业的综合效益。
2.1 跨文化管理理论
文化是某一时期可以作为特定人群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行动指南[32]：包括特定的价值观、道德标准、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跨文化（Cross-Culture）源自文化差异，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之间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33]。国际工程项目由于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影响，项目面临着跨文化管理的风险，其跨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人员层级、工作环节以及项目实施三个层级维度的文化风险[34]。国际工程项目遇到的国家文化风险具有客观存在性、针对性、管理的复杂性、风险的多样性以及可控性等特征[35]。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其目的在于，克服企业所遇到的企业外部环境以及企业内部的文化差异，并进行合理资源配置，施行有效的管理手段，提高企业的综合效益。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形成了多个研究理论：
（1）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理论。Hofstede被认为是最早研究文化差异来源的分解维度，他通过多IBM多国员工调查，提出五个维度的文化模型以区分不同文化的差异。包括权利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inity）、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ong- Versus Short-term Orientation）[36]。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理论为人们识别文化现象和企业进行跨文化管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2）Kluckhohn & Strodtbeck价值双向模型理论。Kluckhohn & Strodtbeck于1961年提出了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行为导向、时间观念、空间观念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双向模型理论[37]。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影响下的人们对工作、生活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但是该理论在研究过程中，将人的价值观分为对立的两元化，在实践研究中只能做取向性判断。
文化融合主要是以企业的行为为主体，与两个以上的不同的文化群体持续发生直接的文化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多方的原有文化模式产生变迁的现象[46]。Stephen M. Croucher等[47]为文化融合理论提出了理论框架，通过提出边界条件、假设、公理定义了文化融合理论。文化融合在经历了接触、撞击和筛选与整合的三个过程之后[48]，并经过文化行为理解、文化共生两个阶段[49]，以文化的相互感应或者同化为标志[50]，最终实现文化融合。
通常认为文化融合理论有两种基本模式——单向模式和多项模式。单项模式反映的是原有文化影响向主流文化因素在时间上发生转变的行为过程[51]，而多项模式是多种文化的交融与发展。文化融合包括了企业物质、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融合，同时文化融合使得企业具有更多优势，表现出智力互补、知识互补、思想互补[52]。Berry基于前人的研究结果，提出四种不同的文化融合的策略[53]，如图2-1所示：
（1）整合策略：主流文化与原有文化均增强，表现出导向性；
（2）主流策略：主流文化有所增强，原有文化有向主流文化转变的趋势；
（3）传统策略：原有文化增强，主流文化依附于原有文化；
（4）边缘策略：主流文化和原有文化同时都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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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程项目的传统市场常常是在多民族与多文化背景交汇以及宗教影响力较强的地区。促进企业中中外员工间的文化融合，是建设的企业文化的关键。通常情况下，文化背景相似度越高的国家和民族，其文化融合度也就越高，越能实现企业与项目所在国文化的融合；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文化隔阂相对也就越小，员工工作中开始之时的磨合期也就越短，员工之间实现文化融合之后，实现了良好的企业内部融合，可以很快的进入工作状态，能够提升项目整体绩效[54]。而本文立足与文化融合理论，为中资企业应对影响其项目成本的国家文化风险因素，提出国家文化风险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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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理论。Hofstede被认为是最早研究文化差异来源的分解维度，他通过多IBM多国员工调查，提出五个维度的文化模型以区分不同文化的差异。包括权利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inity）、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ong- Versus Short-term Orientation）[36]。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理论为人们识别文化现象和企业进行跨文化管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2）Kluckhohn & Strodtbeck价值双向模型理论。Kluckhohn & Strodtbeck于1961年提出了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行为导向、时间观念、空间观念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双向模型理论[37]。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影响下的人们对工作、生活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但是该理论在研究过程中，将人的价值观分为对立的两元化，在实践研究中只能做取向性判断。
（ 3 ） Trompenaars & Hampen-Turner 文 化 维 度 理 论 。 Trompenaars & Hampen-Turner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Universalism VS. Particularism），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VS. Individualism），中性与情绪化（Neutral VS. Emotional），扩散与聚集（Diffuse VS. Specific），成就与归属（Achievement VS. Ascription）以及对时间态度与对自然的态度等文化的七个维度[38]，Trompenaars文化维度理论填补了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理论未提及的层面，是对Hofstede理论的有效补充。但是，略有不足的是，该理论研究中只注重于文化差异的消除，而缺乏对文化融合的关注，同时也没有把不同的文化当作资源来共享[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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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化融合理论文化融合主要是以企业的行为为主体，与两个以上的不同的文化群体持续发生直接的文化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多方的原有文化模式产生变迁的现象[46]。Stephen M. Croucher等[47]为文化融合理论提出了理论框架，通过提出边界条件、假设、公理定义了文化融合理论。文化融合在经历了接触、撞击和筛选与整合的三个过程之后[48]，并经过文化行为理解、文化共生两个阶段[49]，以文化的相互感应或者同化为标志[50]，最终实现文化融合。
通常认为文化融合理论有两种基本模式——单向模式和多项模式。单项模式反映的是原有文化影响向主流文化因素在时间上发生转变的行为过程[51]，而多项模式是多种文化的交融与发展。文化融合包括了企业物质、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融合，同时文化融合使得企业具有更多优势，表现出智力互补、知识互补、思想互补[52]。Berry基于前人的研究结果，提出四种不同的文化融合的策略[53]，如图2-1所示：
（1）整合策略：主流文化与原有文化均增强，表现出导向性；
（2）主流策略：主流文化有所增强，原有文化有向主流文化转变的趋势；
（3）传统策略：原有文化增强，主流文化依附于原有文化；
（4）边缘策略：主流文化和原有文化同时都被削弱。
#p#分页标题#e#国际工程项目的传统市场常常是在多民族与多文化背景交汇以及宗教影响力较强的地区。促进企业中中外员工间的文化融合，是建设的企业文化的关键。通常情况下，文化背景相似度越高的国家和民族，其文化融合度也就越高，越能实现企业与项目所在国文化的融合；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文化隔阂相对也就越小，员工工作中开始之时的磨合期也就越短，员工之间实现文化融合之后，实现了良好的企业内部融合，可以很快的进入工作状态，能够提升项目整体绩效[54]。而本文立足与文化融合理论，为中资企业应对影响其项目成本的国家文化风险因素，提出国家文化风险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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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设计 ...................... 17
3.1.1 文化风险因素识别 ........................ 17
3.1.2 调查问卷设计与发放 ........................... 18
第 4 章 案例分析 ............................... 27
4.1 中国海油伊拉克 M 石油项目案例 .................... 27
4.1.1 中国海油 M 项目概况 ................................. 27
4.1.2 M 油田案例普适性分析 ...................... 28
第 5 章 结论与展望 ......................... 43
5.1 研究结论 ........................ 43
5.2 不足与展望 ......................... 43
第4章 案例分析
4.1 中国海油伊拉克M石油项目案例
4.1.1 中国海油M项目概况
中国海油M油田（M Oilfield）位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靠近两伊边境。M油田群包括Buzurgan, Abu Ghrab, Fauqi 3个油田，其中Abu Ghrab 和Fauqi油田与伊朗交界，其中Abu Ghrab油田区块是两伊战争的主战场，也是世界上主要的地雷区之一。油田区域自然环境恶劣，为热带沙漠气候，夏季干旱少雨最高气温在55℃以上，冬雨多雨湿润，最低温度约0℃。
2010年5月17日，中国海油（CNOOC）会同土耳其国家石油公司（TPAO）联手，与伊拉克米桑石油公司（MOC）签订了M油田的技术服务（TSC）合同，合同周期20+5年。中国海油为M油田群的主合同方，并拥有整个项目63.75%的权益。
合同签订约定，中国海油（CNOOC）和土耳其国家石油公司（TPAO）为项目出资方，与伊拉克的米桑石油公司（MOC）、伊拉克国家石油钻井公司（IDC）共同组建联管会（JMC）负责M油田群项目投资的最终决议，并负责项目2000万美元至1亿美元区间的最终合同审核。
4.1.1 中国海油M项目概况
中国海油M油田（M Oilfield）位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靠近两伊边境。M油田群包括Buzurgan, Abu Ghrab, Fauqi 3个油田，其中Abu Ghrab 和Fauqi油田与伊朗交界，其中Abu Ghrab油田区块是两伊战争的主战场，也是世界上主要的地雷区之一。油田区域自然环境恶劣，为热带沙漠气候，夏季干旱少雨最高气温在55℃以上，冬雨多雨湿润，最低温度约0℃。
2010年5月17日，中国海油（CNOOC）会同土耳其国家石油公司（TPAO）联手，与伊拉克米桑石油公司（MOC）签订了M油田的技术服务（TSC）合同，合同周期20+5年。中国海油为M油田群的主合同方，并拥有整个项目63.75%的权益。
合同签订约定，中国海油（CNOOC）和土耳其国家石油公司（TPAO）为项目出资方，与伊拉克的米桑石油公司（MOC）、伊拉克国家石油钻井公司（IDC）共同组建联管会（JMC）负责M油田群项目投资的最终决议，并负责项目2000万美元至1亿美元区间的最终合同审核。
根据合同约定，中国海油要实现老油田复产和提高产量并在稳定期实现平稳高产两个目标。中国海油与伊拉克石油部签订的合同为风险服务合同，即在油田进行增产服务，石油所有权归伊拉克国家所有，伊拉克石油部及米桑石油公司（MOC）对石油作业有较强的控制权，合同者通过回收和服务费机制回收投资和获得报酬，合同者的投资回收和服务费机制回收投资和获得报酬，勘探结果对合同期无影响。M油田群的技术服务合同（TSC）包括了技术服务协议、联合作业协议、FOD协议以及出口原油销售协议和管输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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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中资企业参与伊拉克的石油工程项目，伊拉克国家文化风险对项目成本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贯穿于项目的全过程。中伊两国文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就给企业的国家文化风险的管理带来很大难度。在伊拉克项目的国家文化风险管理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进行。
伊拉克文化风险对项目成本有很大的影响，通过探索因子分析获得“宗教部落冲突”、“契约（合同）意识差”、“腐败文化”、“当地懒人文化”、“过于强烈的民族保护意识”等五项风险文化因素对中资企业在伊拉克项目成本影响最为严重；所识别出的国家文化风险因素来自于商业惯例、宗教与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的差异、本族保护与沟通风险等。因此在项目开始之前，特别是项目开始前的投标阶段，中资企业就必须要认识到中伊两国文化差异，并做好国家文化风险的识别工作。如果企业不将文化风险带来的项目成本增长考虑在内，后期可能将会造成项目亏损或者失败。
同时，本研究针对伊拉克国家文化特点，有针对性的给出了在伊拉克的中资企业管理国家文化风险的具体管理建议，有助于提高我国驻伊企业对于国家文化风险应对能力，降低企业项目成本支出，提高企业项目管理绩效，和提升项目的管理水平。
从本研究中得到以下管理建议：（1）中资企业应当在项目开始之前将对于国家文化风险纳入到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风险库中。在项目投标之前，应当提前考虑国家文化风险会带来相应成本增加。（2）有针对性的选择国家文化风险的防范措施。选择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并付诸实施是对中资企业在伊拉克项目的文化风险有效控制的保障，使得中资企业降低由于文化风险带来的成本增加。（3）加强项目的合同管理，当项目运行中，出现因已经识别出的文化风险因素造成合同争议，并导致项目成本的大幅增长时，能够据理力争，并进行索赔，保证企业利益不受损害。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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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中资企业参与伊拉克的石油工程项目，伊拉克国家文化风险对项目成本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贯穿于项目的全过程。中伊两国文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就给企业的国家文化风险的管理带来很大难度。在伊拉克项目的国家文化风险管理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进行。
伊拉克文化风险对项目成本有很大的影响，通过探索因子分析获得“宗教部落冲突”、“契约（合同）意识差”、“腐败文化”、“当地懒人文化”、“过于强烈的民族保护意识”等五项风险文化因素对中资企业在伊拉克项目成本影响最为严重；所识别出的国家文化风险因素来自于商业惯例、宗教与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的差异、本族保护与沟通风险等。因此在项目开始之前，特别是项目开始前的投标阶段，中资企业就必须要认识到中伊两国文化差异，并做好国家文化风险的识别工作。如果企业不将文化风险带来的项目成本增长考虑在内，后期可能将会造成项目亏损或者失败。
同时，本研究针对伊拉克国家文化特点，有针对性的给出了在伊拉克的中资企业管理国家文化风险的具体管理建议，有助于提高我国驻伊企业对于国家文化风险应对能力，降低企业项目成本支出，提高企业项目管理绩效，和提升项目的管理水平。
从本研究中得到以下管理建议：（1）中资企业应当在项目开始之前将对于国家文化风险纳入到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风险库中。在项目投标之前，应当提前考虑国家文化风险会带来相应成本增加。（2）有针对性的选择国家文化风险的防范措施。选择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并付诸实施是对中资企业在伊拉克项目的文化风险有效控制的保障，使得中资企业降低由于文化风险带来的成本增加。（3）加强项目的合同管理，当项目运行中，出现因已经识别出的文化风险因素造成合同争议，并导致项目成本的大幅增长时，能够据理力争，并进行索赔，保证企业利益不受损害。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