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问题研究《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关键词]　亚洲金融危机　外汇储备　资本流动　收入不平等　

1997年的金融风暴将生机盎然的亚洲带向了一个万户萧疏的时代,亚洲少有国家未受影响,其波及之广、速度之快和破坏之深,至今都令全球为之震惊。然而,当目睹这个仍带有些许伤痕的巨人顽强站起的时候,人们已懂得并逐渐学会从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这场灾难深重的危机。亚洲经济为何能以蓬勃的生机再次闪耀于世界经济舞台,并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Engine)”?亚洲又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与思考。亚洲金融危机回顾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最初源于泰国中央银行开放自由汇率。

[1]1997年夏天的这一举措导致的结果是泰铢对美元的汇率迅速下跌了20多个百分点。在短短几周的时间内,这场危机扩大到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1997年11月韩国也被卷入其中。国际投资者惊慌失措的反应以及大量资金撤离东亚和东南亚各国致使这场危机迅速扩散。由于资金的撤离,各国政府不得不继续贬值本国的货币,这又导致更多的投资者撤回投资。以印度尼西亚卢比为例,1997年7月到1998年3月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卢比贬值大约85%。

交易所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使被危机波及的国家更加外债累累。首先是许多银行失去支付能力。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数据显示,1997和1998年受危机波及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减少了8•5%。1996年泰国经济还增长了近6%,而1997年却减少了2%,1998年甚至下降了10%以上。印度尼西亚经济受到的影响更严重,1998年下降了13%还多。在这一系列微观经济数据的背后是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中工作岗位的大量减少,生活费用增加的同时收入减少,以及大面积的贫困化。危机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实际收入减少了20%以上,印度尼西亚的贫困率上升了80%。最终,这场危机还波及到全球各地,1998年8月席卷了俄罗斯,1999年初又殃及巴西。毋庸置疑,金融危机发生国的银行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金。[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评估,1997年以来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每年耗费超过3%的国民生产总值来充实银行资本。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由于银行倒闭,金融业崩溃,导致经济瘫痪。经济衰退,激化了国内的矛盾。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社会动荡,人心涣散,秩序混乱,在印度尼西亚甚至还导致了苏哈托政权的结束。但幸运的是,当私人投资者惊惶失措地退出时,包括IMF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了外部金融支持。[3]与此同时,十年来,亚洲各国都采取了很多措施以解决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如银行冲销了坏账,重组了资本结构,强化了审慎控制。企业对资产负债状况进行了重组,金融危机前的过度投资被清理。更为审慎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亚洲各国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外汇储备日益上升,取代了以往严重依赖国外短期资金流入的局面。[4]

总之,经过上述综合举措终于扭转了颓势,信心得以恢复,资本开始回流。随着金融业和不动产问题的解决,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产出也开始回升。到2003年,所有危机发生国的GDP总值都已超出了危机发生前的水平。危机后的亚洲经济发展现状亚洲如今是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耀眼明星,该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功地将危机变成了转机。20世纪90年代后期,危机发生国的共患难使该地区的认同感油然而生。亚洲地区的交流论坛日益重要,政策协调与合作已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首先,在清迈启动的亚洲中央银行间双边互换协议正转换成储备资产池。2000年5月,随着中国正式加入“10+3”机制下的双边互换安排(Bilateral Swap Arrangement),标志着亚洲达成了第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性金融安排,使各国对付破坏性资本流动,维持汇率稳定性的能力大大提高。在此机制下,原来的双边货币互换变成了多边货币互换,并形成了网络状的双边互换结构。

目前,各国还拟提拨外汇建立外汇储备库(资产池),以避免十年前悲剧的重演。其次,亚洲债券市场的启动也成为了一个以自保、共有为目的的受欢迎之举。自从1998年提出亚洲债券市场倡议,到2003年6月创建第一只亚洲债券基金,整个过程都得到了亚洲各国(地区)当局的大力支持和推动,成为继“清迈倡议”之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中心议题。它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亚洲各当局的这样一个基本信念:债券市场会在银行发生危机时发挥“备用轮胎”的作用,为企业融资提供新的选择。再次,区域内贸易———以中国为中心的复杂供应链也在高速增长。2000—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60%;2005年,中国对亚洲各国贸易额高达8 08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对美国贸易的3•8倍,对欧盟贸易的3•7倍,占中国贸易总量的57%:2005年中国6 600多亿美元的进口中,有4 400多亿是亚洲国家的货物出口。2004年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其中来自亚洲的占60%。

随着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广泛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积极开辟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在此过程中必将继续加强多边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目前,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印度、泰国和菲律宾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第四大出口市场。2000—2005年,中国对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累计达到2 350亿美元。据预测,未来5年中国的进口总额将累计达5万亿美元,其中3万亿美元的进口会来自亚洲。随着经济全球化日趋深入,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东亚的生产要素市场也将在中国的带动下更为活跃。最后,危机后的亚洲并没有闭关锁国,而是以积极姿态重返世界经济舞台。目前,区域内商业的发展对全球贸易而言是补充而不是替代。随着亚洲内部金融与贸易联系的日益深化,危机发生10年后,亚洲的经济活力又脱颖而出。那些曾经饱受危机之苦的国家在持续增长方面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中长期来看,它们有着十分光明的前景。但在这些成功的背后,亚洲今日经济充满活力的关键在于金融领域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和综合改革。具体而言,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缓解了外来冲击,并建立起了巨额的官方储备;通货膨胀目标制在许多场合都提供了一种货币政策“锚”(Anchor);从中长期来看,财政政策在债务可持续性上也功不可没。

结构改革则在促进金融机构重组方面正当其时,不仅监督与审慎框架已升级,而且公司治理(coporate governance)也得到强化。从总体而言,虽然道路依然崎岖,但危机发生国的金融机构与企业已重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见图1和图2)。此外,当遭受危机沉重打击的国家在忙于清理危机留下的沉疴时,亚洲的其他国家也并没有裹步不前。中国和印度作为亚洲地区的“发动机”已经迈出了很大一步,菲律宾在经受了几番动荡之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反弹力,越南也在全球经济舞台崭露头角,而日本终于使自己告别了“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顶住了通货紧缩的压力。亚洲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面临的挑战亚洲经济能否延续目前的这种发展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处理在中长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尽管各国的中心有所差异,但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如何应对全球化并妥善利用其巨大的上升力。#p#分页标题#e#

例如,中国和印度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就为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但潜在的收益并不是没有任何风险,全球资本流动的日益增加也是如此。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由结构变革(structural change)导致的脆弱性和社会压力以及外在冲击(external shocks)必定会走上前台,因此,亚洲国家惟有联手共同面对机遇。换言之,亚洲地区的政府应合理利用缓冲手段去抵消负面影响的冲击,并在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中采取措施以获取收益。虽然亚洲地区面临的挑战很多,但以下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日益恶化的收入不平等和不稳定的资本流动。1•收入不平等现象正在日益恶化在过去的十年,收入不平等现象正日益在该地区蔓延。不仅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拉大,而且连日本这个曾经收入比较均等的国家相比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现在收入也日益悬殊。

事实上,无论是用衡量收入不均等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还是显示中产阶层比重的指标都同样显示亚洲社会收入分配日趋不平等(包括城乡差别),而且两极分化严重。亚洲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原因很复杂。[5]概括起来,多种因素都在共同起作用,但技术进步相对于较为发达的经济体,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似乎是导致该地区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当然,全球化也为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不同的工资和行业发展水平提供了更为宏大的背景。出于亚洲各国民族和社会状况的考虑,日益恶化的收入不平等引起了决策者的焦虑。虽然全球化潜在收益可观,但若任由发展,日益加大的不平等将不利于社会凝聚力的形成,也不利于亚洲国家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更进一步而言,社会结构的分裂将会导致恶劣的经济后果——长期的经济低增长、宏观经济失衡以及当负面冲击来临时回旋余地缩小。不过,亚洲各国决策者也正在寻找对策防止这种趋势蔓延。[6]虽然每个国家由于国情不同,采取的方法也许各异,但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有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而这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十分必要。因为增长不仅意味着解贫脱困的希望更大,而且还能为赤贫人群提供机会。解决不平等较为直接的政策选择包括对教育基础设施进行更大规模和更有效的投入以培育人力资本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劳动力市场改革同样有利于改善劳资关系,提高非正式工人的就业状况;给贫困者以公平进入市场的机会、提高经济效率和加强监管以改善投资环境等。

2•不稳定的资本流动仍是最大威胁亚洲国家面临的其他挑战与资本市场在本地区与全球范围内日益融为一体有关。该地区大量的经常账户余额已成为国际收支账户持续顺差的主要原因。亚洲新兴体的资本净流入相对于其GDP总值虽然已接近其长期平均水平,但其资本总流入与总流出都已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见图3)。资本流入可以归因于全球资本的充分流动和全球投资范围的扩大,而且,它正在被日益改善的经济基本面(fundamentals)、对本国资产有利的利率优惠(interest rate preferentials)(尤其是日元)以及更为广泛和更为深入的地区金融市场一体化所影响。此外,该地区还面临前所未有的资本流出,有些情况虽说是由于积极的官方储备管理所致,但对居民在其他国家投资限制的松动以及整个地区日益融入全球金融市场都为总资本流出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近年来,亚洲的资本流动波动非常大。虽然日益重要的投资组合(portfolios)以及其他投资(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银行借贷和衍生产品交易)能解释这种趋势,但也表明它有可能对金融体系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资本流动的风起云涌已经成为亚洲各国政策关注的焦点。

1997—1998年的危机已经表明,迅速的资本流入不仅会出现本币突发贬值的危险、资产价格泡沫和非谨慎的国内借贷,而且如果出现资本突然大进大出造成恐慌性资本外逃的话,还有可能导致经济金融的混乱。虽然没有理想的现存政策工具能处理潜在不稳定的金融资本流动,但彼此强化和持续的政策还是能带来希望。在合适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汇率波动的较大自由度和通过合适的“逆经济风向”(leaning against the wind)使汇率平滑波动也许是应付资本流动冲击最经济的政策选择。

亚洲各国的互补性战略将会推动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其中就包括区域内金融一体化。因为目前除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东京外,该地区的金融市场规模都很小,尤其是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与成熟的经济体相比流动性也要小得多。而较高深度和广度的资本市场将是防止不可预见性资本流动的第一道屏障,同时,或许还能将储蓄吸引在该地区而增加稳定性。区域内金融市场一体化还能通过进一步的举措,如强化市场基础、公司治理、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协调一致的努力实现和谐的金融监管和税收优惠。亚洲各国政府的首倡精神将对建立以市场为主导、自下而上的进程提供有益的支持。此外,资本外流管制的和缓化也能有助于金融市场的融合并成为资本内流潜在的缓冲。事实上,除上述两大主要的挑战外,亚洲各国当局面对的问题还有很多。大多数国家都需要采取措施鼓励家庭消费和私人投资以强化本国经济增长的支柱和减少该地区对外部需求(externaldemand)的依赖。强大的国内需求将与坚挺的亚洲各国货币相互支撑,将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重趋平衡并解决该地区经常账户的不平衡。[7]同时,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也是开放本国市场的外部压力。互惠贸易协定在该地区的扩散将对避免贸易扭曲至关重要。此外,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改革也将以产业转移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其比较优势。

最后,许多国家都需要建立适宜的福利体系以疏导而不是阻碍结构变革,与此同时,还要留下相当的政策空间来处理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结　　语亚洲金融危机过去已有十年,如今的亚洲正满怀信心地憧憬未来。因为“危机”一词在中文里本来就包含“危险”与“转机”两方面意思,所以,抓住了发展机遇的亚洲理所当然地又成为了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这场给亚洲甚至整个世界带来深刻创伤的危机表明:国家安全并非简单地表现为以军事和外交为主的领土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它还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的关键又在于金融安全。同时,历史经验与教训还进一步表明,一国若发生金融振荡或危机,则极有可能会迅速蔓延至政治、军事领域,导致政局动乱,危害国家安全。在经济、金融实力较强的危机发生国,也许仅表现为银行倒闭和巨额不良资产,但在经济金融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会普遍出现政局持续动荡、政府频繁更迭、金融资源劣化、流失以及经济衰落等惨痛后果。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还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人民币资本账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就非常安全。

事实上,我国在渐进式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并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等问题。由于金融对外开放的“双刃剑”效应,因此,尤其值得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金融正逐步走向全面开放并日益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中国高度关注与警惕。注释:[1]除了通常从贸易收支、国际债务、国际资本流动、金融体系和监管等方面解释亚洲金融危机的起因外,权丽平、张彦伟(2005)从行为金融学,张德明(2000)从东西文明融合的角度也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不同的解释。[2]据统计,亚洲金融危机仅在1997年给世界投资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7 000亿美元,此数字是一战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两倍多,其中亚洲损失5 160亿美元。[3]不过,由于IMF的援助条件非常苛刻,它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激烈批评,主要表现在:第一,IMF的“药方”千篇一律,无视各国经济和政治的特殊性;第二,忽视了过度紧缩对经济的危害性,第三,基金组织的“药方”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变相掠夺。[4]截至2007年3月,全球外汇储备排名前十的国家(地区),亚洲地区占了七个。其中,中国内地10 663亿美元,日本9 090亿美元,俄罗斯3 388亿美元,中国台湾2 675亿美元,韩国2 439亿美元,印度1 992亿美元,新加坡1 375亿美元,中国香港1 354亿美元,德国1 162亿美元,巴西1 095亿美元。#p#分页标题#e#

若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合法收入则应该鼓励,但部分高收入的获得是通过分配体制中的不合理因素而获得的,如亚洲一些国家普遍存在的裙带主义(Cronism)就造就了许多高收入者。这种收入差距不仅没有体现效率原则,而且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它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不利于社会稳定。[6]根据经济学中的倒充理论,增长跟收入分配是倒U形的,当经济快速增长时,难免会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只有到了较高收入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才可能逐渐减少,从欧洲、美国的历史来看,的确很多国家都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汤敏2007年4月15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反思亚洲金融危机时认为要避免陷入收入分配陷阱,就需要找到一种共享式经济增长模式,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只有收入分配的情况在不断地改善,经济增长才是长期可持续的,如21世纪前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大体就是这种模式。[7]全球经济失衡是IMF近期提出的新概念。2005年2月23日,IMF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正式使用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一词。拉托在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拉托还进一步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