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博士论文，博士论文是由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所撰写的学术论文。它要求作者在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下，选择自己能够把握和驾驭的潜在的研究方向，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由此可见，这就对作者提出了较高要求，它要求作者必须在本学科的专业领域具备大量的理论知识，并对所学专业的理论知识有相当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同时还要具有相当水平的独立科学研究能力，能够为在学科领域提出独创性的见解和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
绪论
0.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韩少功是少见的以思辨性和学理性著称的作家之一。韩少功以社会政治色彩强烈的问题小说创作进入文坛，伴随着思想的日益成熟与创作理念的变革，他的作品越来越散发出浓厚的思辨气息，所思考的问题更是紧紧围绕当今中国最现实的社会问题与知识界最为关注的论题，努力探寻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之道。由于这种关注社会、介入社会的自觉意识，韩少功的作品紧紧跟随着时代的脉搏，反映着时代的精神面貌。单正平先生说，韩少功是“考察当代文学的标尺性作家”①，他的作品“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②，对韩少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肯定。现代性的问题几乎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贯穿西方乃至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最根本、最具整体意义的重大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怀疑、希冀与想象关乎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发展，也关乎中国在当今世界中所处的位置。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中。作为中国当代最具思想深度和现实关切的作家之一，韩少功从未停止对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问题的思考。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八十年代由西方文化强势入侵所引起的寻根文化热潮中，在九十年代前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在九十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中，乃至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韩少功或是扮演着重要倡导者的角色，或是作为活跃其中的一分子，这一系列的思想与创作活动中都寄寓了他对包容国家、民族、革命、自由、平等、正义等诸多理念在内的“现代性”这一宏观命题的反思。本文以韩少功的现代性反思为主题，研究韩少功在其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现代性问题（或曰现代性中的中国）所表达的深邃思想。之所以称之为“现代性反思”，一是因为韩少功所身处的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其作品所表现的中国现实具有现代性特征，他所思考的对象——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均是现代性的，与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二是因为韩少功本人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他接受过高程度的现代教育，崇尚理性、民主、公正等原则，有着对自我人生和国家命运发问的强烈主体意识，他既以现代性的启蒙、理性态度来审视中国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属于旧时代的痼疾，也以超越性的眼光来反思当代社会层出不穷的由现代性引发的新的问题，因此，“现代性反思”一词有着双重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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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研究现状
韩少功研究始于七十年代末，并伴随着韩少功几十年的创作历程持续深入，这种研究热度与他本人的创作实绩是密切相关的。纵观几十年来韩少功研究的相关资料，所取得的成果颇为丰厚，对韩少功的作品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价值与地位也有恰如其分的评价。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系统地研究韩少功的现代性反思的成果，只有一些研究涉及韩少功的现代性反思中的部分内容。以下从三个方面来概括韩少功研究的基本情况。有关韩少功的政治反思的研究涉及的大多是韩少功的“文革”题材小说，着重强调韩少功对极左政治路线造成的悲剧、政治集权和封建遗毒下的人性异化的揭露和批判,如许志国的《韩少功文学世界的人性探析》、王菊花的《政治反思 文化批判 语言探询》、张爱华的《韩少功：文化寻根的独行者》等。还有少部分研究者以《马桥词典》、《暗示》等小说为研究对象，指出韩少功对“文革”历史的反思更加深化，揭示了“文革”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郑练淳的《论韩少功小说的“文革”书写》、张景兰的《民间视野下的“文革”》等。其中，对韩少功的革命反思、“文革”反思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的是杨建新的《韩少功：“后革命”语境中的“文革”反思》，该文对韩少功反思革命的原因、韩少功“文革”反思的表现与变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后革命”时代，韩少功对革命思想的当代价值有所肯定。韩少功直接分析“文革”历史、探讨平等、公正问题的长篇随笔散文《革命后记》在评论界的反响十分冷清，已有的廖廖数篇评论不是纠结于一些意义不大的常识性问题（李有智《<革命后记>的常识性问题》）就是仅仅罗列细节作出简单的否定结论而对《革命后记》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避而不谈（韩亮《韩少功<革命后记>读札》），对《革命后记》的研究并无深化。韩少功在《马桥词典》、《日夜书》、《革命后记》以及《超越民族主义》、《国境的这边和那边》等一些思想性随笔中对革命、自由、民主、民族的政治思考大多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仅有少数论文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如南帆的《诗意之源——以韩少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散文为中心》、刘复生的《想象一个新世界———韩少功随笔中的政治智慧》较为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韩少功对“文革”历史、革命理想、民族主义、民主制度、人性重建等问题的观点。但他们所分析的只是韩少功的散文随笔，并不包括韩少功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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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反思
政治意识形态指的是关于社会秩序及其实现方式的一套价值思想系统，一个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一般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本章所讨论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指的是现代性话语框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涉及革命、民主、平等、民族主义等关键词，都是韩少功在文学作品中有过深刻的描写或论述的主题。首先是“革命再认识”，主要阐述了韩少功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的典型事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行为的分析、对社会平等问题的看法和对“文革”的评价，其次是“民主的反思与新秩序的想象”，主要涉及韩少功对现有的民主形式及其有效范围的看法和对优化民主效果的建议，最后是“‘超越民族主义’的民族观念”，论述韩少功对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的种族、国家利益纷争的警惕、对更为包容和开放的民族观念的呼唤。
1.1 “革命”再认识
“革命”这个概念与现代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革命作为一种有明确目的、有理性规划的社会行动，指向一种更美好、更合理的社会形态和社会体制，其背后蕴涵着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念和历史进步论，是启蒙现代性在社会政治层面的重要表现之一。不论最终结果的好坏，革命的初衷和原动力是对现存秩序进行革新、进行强有力的改造与颠覆。王一川曾在《审美现代性的革命颜面——革命主义简论》一文中阐述现代性范畴中的革命主义的三层含义，其中谈到现代革命主义最基本的含义是“特有的依赖大众媒介和新的语言实施有组织的社会动员”①，尤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文化大革命既是由政党发动、以政治命令的形式推行的革命，同时又利用大众媒介、文学艺术的宣传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动员，并且其革命思想同样是建立在理性主导的历史进步论上，属于现代革命的范畴。在韩少功的写作中，对革命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上。文化大革命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想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重大事件，围绕这一事件的矛盾、疑问和争论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实质上不只对“文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如“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市场经济改革，乃至更早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革命”运动也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中国的思想者、学者和一些有较强现实关怀的作家都在做着这份历史清理的工作，伴随着“文革”成长起来的韩少功更不例外。韩少功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七十年代方进入文坛，在人生的青少年时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青阶段，并亲身参与和见证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席卷全国的重大事件，这些经历可以说是为他的文学生涯奠基的一段人生记忆，他此后的文学创作始终或远或近地与之相关联：韩少功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最多的便是知青岁月和“文革”。“文革”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面貌，而且对“文革”后中国的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文革”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可惜的是，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文革”研究一方面受限于国内政治环境而难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另一方面受制于研究者的学识与眼界而停留在粗浅的层面上。对此，韩少功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对“文革”期间社会生活进行了更立体、更深入的表现，并对“文革”研究现状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性意见。#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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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民主”的反思与新秩序的想象
民主，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人民主权”。“更准确地说，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平等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这是民主最原始、最简单的含义。”①民主体现了对人的自主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的确认，其内蕴的理性和自主性与现代性的价值内涵相一致，因此成为现代国家普遍的政治追求。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是构建公正、平等的社会的制度保证。作为一名对国家和政治体制极其热心的思想型作家，韩少功对“民主”问题也有相当多的思考。这不仅体现在韩少功对“文革”时期的官僚作风违背民主原则的严厉批判，也体现在韩少功对民主建设的应有态度、民主的有效范围、民主的当代危机、民主的形式等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讨中。韩少功曾在《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一文中指出，中国在体制建设上“既受过专制僵化症之祸，又吃过民主幼稚病的亏”②，这句话十分精辟地概括了中国民主实践的坎坷历程。在小说中，韩少功展现了“文革”时期国内的官僚主义是如何地背离民主，给普通百姓造成了深重灾难。《月兰》中，农村干部“我”不顾农民经济窘迫的实际情况，更不听农民的诉苦，强行实施政策命令，终于迫使一个善良的农妇走上了绝路；《西望茅草地》中的张种田就像“茅草地王国的酋长”，做事雷厉风行、独断专制，听不进别人的劝告，甚至以家长权威干涉“我”和小雨的爱情……这些故事表明，中国的民主实践面临着官僚专制的阻碍。与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最了解各地实际的基层干部（如《月兰》中的“我”）完全服从政治教条，有的甚至仗着干部身份行使权威，凌驾于人民主权之上，使百姓不敢发出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有的百姓即使发出不同的声音，也难以进入官方视野）。韩少功曾经对自己写作《西望茅草地》的动机有过一段论述：“揭示封建意识是如何在贫穷、愚味的土壤上得以生长并毒害人民的,揭示封建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如何对立又如何统一的,追溯它们的社会根源。”①这段话表明韩少功在那一时期将“文革”中的官僚主义视作封建主义的，而忽视了其与现代性的深刻联系。“文革”建立在启蒙现代性以理性精神改造世界、求得进步的信仰之上，是现代性在中国环境中的特殊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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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文化现代性反思.............34
3.1 现代性语境下传统文化的批判与重建.............34
3.1.1 “寻根”时期：启蒙话语与传统认同的缠绕.....35
3.1.2 九十年代以来：现代文明视野中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确认.......37
3.1.3 以传统文学为资源的“创旧”实践..........39
3.2 全球化视野下的现代文化批判..............41
3.2.1 文化品格的蜕化：文化媚俗化.......41
3.2.2 文化多元性的萎缩：文化同质化..............43
3.2.3 民族文化信心的重铸............46
第 3 章 文化现代性反思
在当下中国，对传统文化或曰本土文化的观照不能不忽视外来文化这一参照系。近代以来，中国出现过两次引进外来文化的高潮，一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二是改革开放以后。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者们为了打破旧文学的束缚而急切地与传统决裂，大力引介西方文学和思想著作，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摒弃虽是特殊境况中的权宜之举，但这股文化上的激进思想却并未退烧；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上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文化上的开放自然也相应展开，西方文化借资本之力强势入侵中国，加之不少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充满了美好的想象，由经济上的自卑导致文化上的自卑，一味地崇拜西方，从而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形成了“西方中心论”。在文化层面上，中国/西方这一二元对立的范畴之间构成了紧张的关系，也正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压制和渗透促使中国人萌生了文化上的自我意识，一群作家、理论家们开始在以西方为参照的框架里思考自己的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位置。自“寻根”文学以来，韩少功将关注的重点放到文化批判上，一方面审视和清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对市场化机制中形成的现代文化形态的弊端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3.1 现代性语境下传统文化的批判与重建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知识、思想、风俗习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总和，它既表现为这个历史过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的文化成果，又体现为一种隐秘的力量，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得这个民族的群体在性格、气质、情感倾向和思维模式上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在现代性的线性时间框架中，已经成为“过去”的传统是必须坚定地与之诀别的东西，应当为时代所淘汰。在人人高呼现代性的八十年代，韩少功和“寻根”文学却走向了反面,立意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内核，以此创造出具备民族风格、民族特点（而非一味模仿西方）的中国文学。这一做法彰显了一种非线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将传统文化重新纳入现代性的轨道中，予以理智的辨析。在《文学的根》中，韩少功写道：“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而“寻根”则“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①“寻根”文学的这篇宣言昭示了韩少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第一，传统文化是当今中国文学赖以生存的根本，扩大而言，传统文化是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文化的根本；第二，传统文化因子的加入能使文学呈现出具有历史感的审美风格。这篇宣言中所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崇仰和神往，但从韩少功实际的创作中可以看出来，韩少功对传统文化所秉承的是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态度，他既批判传统文化中的陈腐阴暗的成分，又肯定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正面的成分，并以亲身创作实践参与传统文化的改造——将传统文化（主要是楚文化）中崇尚直觉、神秘主义的思想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形成聚散随性、似真似幻、诡谲深幽的独特审美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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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韩少功以小说家名世，却又不只是一个小说家，自踏入文坛以来，他不断地探索着更适宜表达思想的书写方式，将小说、散文、理论等多种文体形式运用自如，抒发他对人、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这个时代的思考，因为他的作品紧扣时代脉搏、及时反映中国社会的文化动态和对现实的严峻拷问，其思想愈发显得深刻有力。现代性是中国近百年来的执著追求，寄寓着一个民族求富求强的目标。政治动乱结束后的八十年代，人们的现代化想象无不笼罩着玫瑰色的光晕——现代化的那一头，应当是享不尽的物质财富，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在人们急切地宣布和传统断绝联系时，韩少功是最早超越简单的线性思维来看待现代性与传统性的作家之一，在“寻根”文学中，韩少功对现代性的诉求中蕴藏着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他试图回溯到传统的源头来寻找能够为现代性所用的资源，这一思路本身就是对一路向前、进化发展的现代性思维的扬弃。事实上，韩少功的辩证思维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显露，早在写作《西望茅草地》这一时期，韩少功便走出了单一的政治控诉思路，拒绝全盘否定的简单化思维，而是深入到具体历史情境中去表现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幽深：在被人们视作灾难的“文革”中，并不完全是“恶”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也有着人性的闪光点，有着一些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和发掘的精神遗产。韩少功努力探讨的是，这些“善”的因素和好的社会理想是怎样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恶”所利用和扭曲，最终导致了灾难的发生。因此，在后革命时代的纷乱无名中，韩少功依然崇尚革命中所蕴含的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依然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将多数人的幸福作为首要的价值追求，韩少功对民主问题、民族主义的探讨，也是基于对普遍的公正秩序的期待，他所主张的是“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也是世界的人民的现代化。如果说以上所述只能说明韩少功初步展露了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那么，九十年代以来，韩少功的思想立场更为凸显，其反思现代性的批判锋芒也更为犀利了。以中国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基点，韩少功着力批判了中国现代化过程所产生的负面后果——人的欲望化、物化，道德滑坡，信仰匮乏，社会生活的符号化和日渐激烈的贫富分化。与此同时，韩少功在作品中对乡村美好善良、健康活泼的人性进行了深情的赞美。在目睹现代都市环境和都市生活对人性的禁锢和异化后，韩少功质疑现代性所推崇的进步论、质疑以经济和技术指标来衡量“现代化”的思维方式，他坚信“‘进步’仍然只是国家强盛和个人幸福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条件”①,因此他“扑进画框”，回到乡村过上了他心目中理想的生活方式——“自然与文明相平衡的生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生活”，在韩少功看来，“这不是远离现代文明,恰好是追求更健康的现代文明”②。韩少功的这一看法彰显了一种独特的思路——不将工业化、都市化看作现代化的唯一标准，而认为现代化的生活应当是自然、健康的生活，呼吸新鲜空气、吃干净蔬果，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事实上，韩少功所推崇的这种“现代化”才是真正体现了发展的本质的“现代化”——以人的幸福和自由为终极意义。在文化层面，韩少功并不将“传统”等同于“落后”，而以包容的、开放的眼光将传统文化中不符合现代理性价值规范的文化重新纳入作品中，对其作用和地位给予肯定，甚至作出合理性解读。自“寻根”文学以来，韩少功对“旧”文化如民风民俗、神秘主义的青睐更属于有意之举，他将其视为突破现代理性“牢笼”的一种方式，以此来丰富文学世界，丰富人的想象力与感知力。而对现代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媚俗化、技术化和同质化倾向，韩少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他赞赏民间文化的生命活力，呼唤人文领域内的“灵魂的声音”，坚守为人为文的崇高理想。#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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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