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如果说，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那么，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则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赋予了中华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同时，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以《五经》、《四书》为代表的儒学典籍，则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品质，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仁”学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乃是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和合之道。加之，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因此，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不仅能够保持民族文化身份、增强民族凝聚力、弘扬民族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和发展；同时，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汪榕培、王宏 2009, 3) 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构建“和而不同”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的必然要求。然而，涵括了儒学典籍英译的中国典籍英译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年轻分支，尚未建立健全理论体系和该学科独特的发展路线，而要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回到翻译史中去，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活动，并以此为基础，有的放矢地深化研究，完善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论体系。同时，对翻译史的考察，还可以为翻译实践指明方向，帮助译者查漏补缺、总结经验和教训、探寻规律。对翻译较多的典籍，则分析其成功翻译和传播的经验，并借鉴到其它典籍的英译和传播中去；对译本较少的典籍，则分析其原因，并具有针对性的加大翻译力度或改变翻译策略。因此，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对规划该学科的发展路线，构建学科发展体系和翻译实践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同时，以史为鉴，对寻求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不同方式与最佳模式也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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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对象与目标
本论文主要以二十世纪发生在美国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为研究对象1。包括译本、译者及其主要翻译方法。中国儒学典籍的范围涵盖了先秦儒学的元典文本及其之后产生的儒学经典著作，包括《五经》、《四书》、《荀子》以及《十三经》中的《孝经》、朱熹的《近思录》、王阳明的《传习录》等。译本包括全译本、节译本和编译本，重印本和再版本基本不算在内2。有一类对儒家文化的介绍或儒学典籍的研究论文或专著，其中涉及到对原文部分章节的引用，一般多是引用他人的译本，也有少数是自己的翻译，不过，这类著作总体是以介绍或研究儒学典籍为主，不能算作译本，因此，不在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之内3。译者界定在美国本土译者（安乐哲、华兹生、大卫•亨顿等）、旅美华人学者（如陈荣捷、林理彰等），其中包括曾在美国短期求学、讲学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的译者（如林语堂和秦家懿）。此外，有几位对儒学研究颇有见地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如：万百安（Bryn Van Norden）和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由于其译本出版于 21世纪，因此并未列入本文的研究范围，另有同一位译者，有多部译作，则只收录其二十世纪出版的译本，如安乐哲的《切中伦常：中庸的新诠和新译》和《孝经》、华兹生的《论语》（2007）译本都未收录。还有许多致力于中国儒学研究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或汉学家，如：柯雄文、芮沃寿、卜弼德、杜维明等，由于他们没有出版独立的儒学典籍英译本，因此，也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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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翻译史研究现状分析
2.1 国外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儒学典籍的英译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两个层面，翻译史的研究却鲜有人涉足，但越来越多的西方翻译学者已经认识到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Berman(1992)、Delisele and Woodsworth(1995)、Pym(1998)、D’hulst(2001)、Bastin & Bandia(2006)等都强调了翻译史研究在确立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翻译学科要确立它具有连贯性的研究方法，维持学科独特的发展路线，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翻译史中去，通过过去和现在的比较，才能向人们揭示，看似迥然不同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活动，其实是密切相关，一脉相承的，只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及对已有研究模式的回顾中，才能寻求新的观点，谋求新的发展。翻译史研究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但其研究前景一片光明。(Lynne 2007, 75)国外自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二十几部翻译史著作或论文集，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翻译理论史，二是翻译理论史兼顾翻译实践史，但以理论史为主，第三类是元翻译史著作，即有关翻译史研究的方法论、理论框架和书写方法的研究成果4。其中，第一类居多，如斯坦纳的《英国翻译理论史：1650-1800》(Steiner 1975)、韦努蒂的《翻译研究读本》(Venuti 2000)、 罗宾逊的《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Robinson 1997)。第二类的翻译史著作相比第一类较少，比较突出的是凯利的《真正的译者 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史》(Kelly 1979)、德莱尔和伍兹沃斯合著的《历史上的翻译家》(Delisle and Woodsworth 1995; 2012)、维斯伯特(Weissbort)和藤森(Eysteinsson)合著的《翻译史读本 理论与实践》(Weissbort and strá ur Eysteinsson. 2006)。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分为“翻译理论史料”和“翻译实践史料”，兼顾了理论史和实践史，史料编排大致按照文献的写作或出版年代顺序编写，并且每章前都有编者列出的概述性的导言，对相关的学术背景、代表人物、主要翻译活动和译学观点进行简要介绍，并在文末提供相关的注释和阅读材料，有时也会收录现代学者从现代的视角对古典作品进行的评论，做到了“史”和“论”的结合，但仍然以史为主，并且以“理论史”为主。这样的翻译史写作方法给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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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自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中国对外文化输出的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联合国寻求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的提出，中国典籍英译才逐渐被重视起来，在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目前，中国典籍英译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工程，为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大国的地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湖南人民出版社于 1999年启动了《大中华文库》英译和出版工作，选取了 100 多种具有代表性的典籍，其中包括部分中国哲学典籍，如《论语》、《老子》、《孟子》、《墨子》等，已在第一辑和第二辑中以汉英对照的方式出版。 除了“大中华文库”工程之外，国家又投入巨资启动了“经典中国对外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国家社科基金于 2010 年专门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少知名学者如许渊冲、辜正坤、汪榕培、王宏、傅惠生、王宏印、郭尚兴等也加入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构建当中。典籍英译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广度与深度齐头并进”的崭新局面。2001 年，汕头大学建立了“典籍英译研究中心”，“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于 2002 年增设了“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学科委员会，并已成功举办了 8 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出版了 5 辑《典籍英译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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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描述与分析....23
3.1 概貌......... 23
3.2 二十世纪之前的西方儒学典籍英译史略......... 30
3.3 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在美国的起始阶段（1835—1919）......... 31
3.4 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在美国的上升阶段（1920—1949）......... 38
3.5 二战后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在美国的第一个高潮期...... 44
3.6 中美正式建交后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在美国的第二个高潮期... 66
3.7 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的总体特征..... 88
3.8 小结......... 93
第四章 历史文化语境、赞助人、汉学发展......95
4.1 历史文化语境对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影响..... 96
4.2 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的赞助人......... 113
4.3 美国汉学与中国儒学典籍英译..... 121
4.4 小结....... 135
第五章 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两种范式......137
5.1 翻译范式的分类依据及其基本特征......... 137
5.2 “文本中心”范式下的译本和译者.... 139
5.3 “文本相关”范式下的译本和译者.... 162
5.4 小结....... 176
第五章 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的两种范式
描写翻译研究学派认为，翻译都具有不完整性(partiality)，要完全忠实于原文或者达到百分百的对等是不可能的，因为翻译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译者作为文化中人(persons-in-the-culture)总会受到所处文化的语言、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任何翻译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译者的操控(manipulation)。这些影响翻译行为的因素在描述翻译学的框架下被统称为规范(norms)。(Toury 2011) 本文在第四章中主要对影响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的外围规范：历史文化语境、赞助人和汉学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宏观上的分析。这些目的语社会文化等宏观层面的规范对译者的翻译决策有一定的操控作用，但“系统内的专业人士”——译者自身的文化观、翻译观都会影响翻译的策略、原则和方法。本章回到翻译活动的本体：聚焦原文、译本和译者，以皮姆的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研究原则为参照，借助图里的规范概念以及文化研究中的“范式”，采取横向比较和点面结合的方法，从美国二十世纪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译本和译者，对影响翻译活动的主体性因素进行分析，并试图发现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和中国文化传播的理想模式。#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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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美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论》以美国的历史背景为经，以儒学典籍的英译本和译者为纬，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首先对整个二十世纪美国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活动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梳理，回答了“翻译了什么？ 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翻译的效果如何？”的问题。在对二十世纪美国的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的描写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借助描写翻译研究把翻译活动置于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的方法，进而围绕“为什么这些典籍会被翻译？是什么影响了翻译的兴衰？”的问题，从纵向和宏观的层面，分析翻译史背后的历史文化语境和赞助人等种种制约因素。最后，本文回到翻译史研究的本体：聚焦译者和译本。对制约中国儒学典籍英译史的内部因素进行分析。回答了“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结果又有什么不同？我们通过横向的比较，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译者，结合个案研究，以点带面的总结出了美国二十世纪中国儒学典籍英译本的两种范式：“文本中心”和“文本相关”，并对不同范式下的译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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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