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选题的来源及理论和实践意义
15 世纪末期以来，随着欧洲文化的世界性扩张，全球几乎都被卷入了欧化风潮，中国自然也被裹挟其中。作为继明末清初之后西学东渐的第二轮冲击波，西方文化在鸦片战争前后又开始渐次进入并影响中国，西方的文学和宗教也构成了这一波西学东渐大潮的一部分。然而，从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接受的整体内容上看，中国对西方技术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自然科学、西方的政治制度及政法经济类社会科学，以及科学理性精神的热情，与它在对待西方的文学与宗教上所表现出的冷漠①与排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一文化现象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但是由于受到主流西方文化观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中国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合理性的选择，因而这种接受内容上的不均衡现象似乎有些“天经地义”。因此，学界对这种接受不均衡现象的讨论并不多见，为数不多的讨论也大多是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其实，对西方文化的实际接受状况与对西方文化的认知是同一问题的两面，二者既互相影响、又互为因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可惜的是，学界在注意到西方文化接受中的不均衡现象的同时，却未能把注意力和研究点引向对传统的主流西方文化观是否存在偏颇的质疑，未能从对西方文化认知史的研究入手，看到这种接受不均衡现象的必然性。目前，学界涉及中国人的西方文化观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当庞杂，但就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仍相对薄弱。主要表现为：一是，目前，学界尚缺乏对中国人西方文化观的发展过程进行纵向和系统梳理的明确的学术意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认知史”尚未“另立门户”，对这一问题的触及，主要是大量地夹杂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而少量的专门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一历史时期的西方文化观，基本还处在零星、分散的初级研究阶段；二是，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主流西方文化观在当前仍以压倒性优势居于主导地位，这种认识在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很多知名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如果缺乏一种新的关于西方文化的不同认识来构成对这一主流观念强有力的挑战，便很难引起学界对中国人的西方文化问题及其所代表的传统认知模式进行深度文化反思。总之，到目前为止，专门地对中国人的西方文化观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刻反思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尚未出现。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从总体上来说，本文的研究范围处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和“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这两大研究领域的交叉地带，主要是通过梳理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方文学与宗教的认知过程，来反思我们在西方文化认识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学术界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但就本人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相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当前学术界对于中国人西方文化观的研究，主要限于对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一历史阶段对于西方文化认识状况的分析与概括，而且这类专门考察文化认知问题的研究成果，数量并不多。但问题的另一面是，涉及西方文化观问题的研究成果似乎又无处不在，分散在西方文学翻译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中西文化比较和中西文化论争，以及对近现代重要历史人物思想的个案研究等多个学科、多种领域的研究中。因此，从总体上看，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和宏观的研究视野以及坚实的理论指导。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西方文化观问题的本质，是要对西方文化到底“是什么”作出客观、准确的回答。如果缺乏对西方文化“自身”的深入研究、缺乏客观参照，那么单单研究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一厢情愿式的主观认识，必然会陷于肤浅和盲目，缺乏明确的指针和衡量标准。因而，这类研究也只能局限于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某些观点，进行就事论事式的无尽阐释与概括，而无法进入更深层面的透视与反思，从而指出其优劣与得失。但对于一般研究者而言，“西方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是一个太过宏大而难以做出准确回答的问题。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文化的主流认识，基本上仍然是停留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达到的高度上，即认为科学、民主等所代表的科学理性精神就是西方文化的精华和核心。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西方文化观稍加审视，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种认识结论主要是基于当时中国求强求富的自我需要，是一种带有强烈的实用和功利目的向外自我投射的结果，而并非是对西方文化进行客观研究基础上所得出的学术性结论。但是对于西方文化的这种认识，在当前中国人的西方文化观中仍居于主导地位，即使是在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也仍然未能摆脱这种主流西方文化观的影响。因此，由于缺乏对西方文化自身的系统研究和深刻把握，缺乏一个对中国人的西方文化观进行深刻反思的参照视角，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面临着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致使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
……..
第一章 主流西方文化观下，西方文学与宗教的“冷遇”
第一节 以“技术”为核心的时代（鸦片战争后～甲午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有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畲等清王朝政治体制内的官僚知识分子，另一类是以如李善兰、王韬、管嗣复、张福僖等人为代表的“民间”知识分子。林则徐等人在鸦片战争中，最先嗅到西方文化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气息。他们几乎都处于当时中西交锋的最前沿，是鸦片战争的亲历者。战争中敌我双方军事力量上的巨大悬殊和战场上的血雨腥风，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新对手已不同于以往任何的边贼海寇，必须要正视现实，老老实实地承认“夷人”在军事方面的确有过我之处，并且要积极加强对西方国家的了解，寻求切实的“制夷”之策。因此才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李善兰、王韬则主要是与一些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了一部分自然科学类书籍。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洋务运动兴起，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①，“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中国文物制度，迥异于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②即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伦理纲常都超过“蛮夷之邦”，只有机器技术方面不如西方。可以看出，那时候除了自然科学和技术之外，他们对于本国的文化还是相当自信的，至于西方的文化，他们十分不屑，文学和宗教，当然也不会进入他们的关注的视野。
……….
第二节 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追捧（甲午战争～辛亥革命）
洋务运动在晚清掀起了一场以制造近代军事装备为龙头，进而学习西方科技，发展近代工商业的社会改革，艰难地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应该说，洋务派求富求强的努力不能说毫无成效，但甲午惨败说明这种努力在应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方面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原有制度框架下通过学习西方技术就可以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信念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中破灭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从引领历史的潮头跌落下来，灰头土脸地退出历史舞台。其实早在洋务运动开始不久，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就开始了对洋务运动的不足提出批评，提出需要进行制度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甲午战败使得孕育已久的制度层面的变革浪潮因势而起，维新派迅速登上历史舞台代替洋务派成为新主角。戊戌变法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亮相于中国的政治舞台。“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不过，严格来讲，单从百日维新提出的改革措施来看，它还谈不上是一次制度变革，虽然变更制度已经作为一种目标被提出来了。如果这次变法没有中断的话，可能它还是能够走到变革制度的层面上去。虽然在今天看来，戊戌维新只是在很浅的层次上开始制度改革，但如果走下去，它的发展趋势仍然还是能够预期的，它的确开始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检讨。”①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统治核心对西方态度的急转直下，这是自近代以来出现的最明显，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大倒退。义和团运动基本上是一次清廷怀着侥幸心理对民间非理性极端排外的纵容和支持，要将以前一抹到底清零逆动，以至于在以慈禧的默许与纵容之下出现了义和拳运动极端排外，要将以前所有学习西方的努力全部“归零”的疯狂大浩劫。但在极度的疯狂与混乱的极端发作之后，不得不以更加老实的态度无奈而又羞答答地重返改革的轨道，这场狂躁症发作以后清政府带着刻骨铭心的伤痛，来了个态度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终于再次回到改革的轨道上，主动宣布实行“新政”，因此，这也成为晚清历史上改革力度最大，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一段历史时期。政治制度的改革是这次改革的一个重要议题。围绕政治制度的问题，逐渐形成了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三股政治力量，立宪派希望通过相对平缓的社会改良方式，实现政治制度的更迭。但是随着立宪进程的深入，宪政制度与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随着慈禧、光绪的去世，立宪努力前功尽弃，最终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总之，在这个阶段，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一直是中国人最关切的一个核心命题。#p#分页标题#e#
………
第三章 “秘索思”概念和西方文化基质结构的提出.........54
第一节 基本术语和 M-L 模式基本框架 ......... 55
第二节 秘索思：西方文学和宗教共同的家园......... 57
一、概念内涵及其能指范围 ......... 57
二、遗失的概念 vs 常在的基质 ......... 60
第三节 “秘索思”在中国对西方文化认知史上的意义......... 67
一、文学与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 67
二、西方文化基质结构，乃至西方“秘密”的发现 ......... 71
第四章 厚“逻”薄“秘”的原因分析 ......... 79
第一节 客观原因 ......... 79
第二节 主观原因之一：实用主义......... 85
第三节 主观原因之二：一元思维方式 ......... 88
第四章 厚“逻”薄“秘”的原因分析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开始大规模接触，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态度是不断升温的，至新文化运动时期甚至提出了要“全盘西化”的口号。但总体而言，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还是相当肤浅和片面的，全盘西化论者对西方文化的把握并不“全”。贺麟就曾就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只求实用而不求甚解的态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体用合一的整体，作为西方文化之“体”的宗教、经典哲学和文学艺术和作为其文化之“用”的政治、法律、科学等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急功近利的态度使他们只从“用”而非“体”，或者说，只从表面而不是本质的方面去谈“全盘西化”，所以，他认为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仍然只是限于“用”的层面，而对于其精神层面的经典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重视还远远不够。而从陈中梅的关于西方文化基质结构的 M-L 模式来看，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与接受是非常有限的，截止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仍主要是局限于经验逻格斯范围之内①，而对于唯理逻格斯（接近于贺麟所说的西方经典哲学）并不重视，而对于西方文化的“另一半”秘索思的认识也很有限，对西方文学的一定程度上的接受主要是将其作为倡导西方经验逻格斯的辅助工具而接受的，而几乎没有认识到西方文学的本体价值以及它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而对于宗教秘索思，则是在基本不了解的情况下，采取了激烈的排斥态度。陈中梅的理论结论无意中与贺麟的观点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呼应。
………
结 语
回顾这段长约一百五十年中国人对西方文学与宗教的认知历史，我们发现，中国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它们的认知状况，其实只是反映当时国人西方文化观的一面镜子。中国人在各个阶段对西方文化的总体认识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那段时期西方的文学与宗教在中国的命运。因此，我们对中国人认知西方文学与宗教过程的反思，本质上即是对中国人认知西方文化过程的反思。梁启超先生曾满怀激情地将西方文化比作“西方美人”，将中西文化交流比作是两种文明的“结婚”。他写道：“今则全球若比邻矣， 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①且不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即使是从鸦片战争起算，中西文化的大规模冲撞与交融到今天为止也已进行了一百七十多年，这一百多年的“耳鬓厮磨”自然是中国人对这位“西方美人”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一个过程，可问题是“美人千面”，自近代以来，这位“西方美人”的长相在不同历史阶段在中国人的眼中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的认知心态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所致。
…………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