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论文哪里有？本文以新媒体赋权理论为出发点，在梳理和分析了如何破解贫困农民的信息贫困问题同时，指出了利川市电商扶贫模式在个人赋权、人际赋权和社区赋权方面所做的有效尝试和存在的困境，并针对困境创新对策，给出了相应的优化路径，总结出“1+2+3（N）”的电商扶贫新信息扶贫模式。
绪论
1.国外研究综述
赋权理论诞生于 19 世纪末期的美国，这与当时受工业革命和移民浪潮带来的种族歧视、社会不公平等大的社会背景有关。1976 年，Barbara Solomon 首次将赋权理论运用到社区工作中，她在《黑人赋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中对黑人的政治能力状况及其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致力于激发黑人潜能，唤醒自我斗争意识，为解决黑人种族歧视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她在书中阐述到，黑人群体普遍缺乏各种资源，导致他们无法清晰的认识自我角色定位，从个体到整个群体都充满了无力感，自我价值无法得到发挥，更无法在社会中扮演好自己的相关角色，由于社会参与的不足和无力，又反过来增强了社会对黑人群体的负面评价和不公正对待，进而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种族歧视，黑人的处境也更加艰辛和恶化。因此，Solomon 认为解放黑人的中心要点在于帮助他们获得本应具有的社会处世能力，扭转失落情绪，提高自我效能。Solomon 将赋权定义为“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人们能够得到发展，并且在人际关系交往和担当对社会有价值的角色中增进技能。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赋权理论得到了快速发展，开始由理论研究走向解决问题的实践运用。如美国学者莱帕波特（Julian Rappaport，1987）①将赋权理论运用到社区管理中，他指出赋权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个体如何真正实现赋权的过程，认为赋权是个体、组织和社区对涉及自身利益相关事件进行控制的过程，通过学习、参与和合作来改变自身所处环境，从而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企业管理中也有赋权理论的实践运用，如 Kanungo（1988）②认为通过对企业员工的赋权，能有效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参与感，使其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有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还有将赋权理论结合女权运动进行研究，如 Holland etal.（1991）③就认为女性通过赋权学习到知识，掌握了技能，从而获得自决能力，成为独立生活的主导者，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女权的增强。不难看出，赋权理论研究均认同一个共识：即赋权的对象是社会生活中处于无权或弱权地位的个人或群体，也就是通常情况下所说的“弱者”和“弱势群体”④，围绕着弱者和弱势群体展开赋权研究，关注他们之间的权力互动，实现个人或群体目标。
第三章 新媒体赋权视角下的电商扶贫成效
第一节 赋权个人：新媒体提升自我认同效能感
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由于“小农经济”意识的深入人心，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显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做到与时俱进，而贫困地区的贫困村民则显得更加如此。利川市依托农旅网红电商基地实施的电商扶贫项目，给贫困村民带来了新的发展理念和操作方法，为提高贫困村民的“自我效能”和信息技能搭建了平台，有效的解决了贫困村民“赋权增能”途径不够的问题。
通过实施电商扶贫项目，贫困村民的“自我效能感”从无到有，从根本上得到了有效转变，贫困农民以往“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渐渐有所松动，久而久之转变为“我要脱贫”的主动上进，贫困村民的内生动力得到了激发。电商扶贫项目的实施使贫困村民的表现意识和表达意识均得到了提高，参与各种活动和各种培训的积极性显著加强，在以往召开的各种扶贫活动中，不管是产业发展大会还是致富带头人培训会议，贫困村民的参与积极性都不高，认为只是台上的人唱主角，台下的人当看客，会议开完了大家就散了，并没有实际作用，也没有让贫困农民实际参与到扶贫过程中来，而在电商扶贫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村民作为主角，需要面对镜头表达自己的想法，将自己的思想通过直播传递出去，不再只是台下的看戏人，而是真切的意识到自己才是扶贫的主体，是台上的唱戏人，因而极大的激发了贫困村民的主体意识和积极性，大家也乐于发表自身的意见和建议了，脱贫责任感也显著增强。就如贫困户 Hws 告诉我们所说：以前自己不自信，总感觉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不敢表达，也不爱表达，在人多的时候也不敢大声发表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特长也埋没了，后来通过在这里（电商基地）的学习，试了下之后感觉我可以做好，面对镜头也可以做到不紧张了，在后来就慢慢学会了拍摄一些视频，还接受过电视台的采访，现在自我感觉好多了。
第四章 电商扶贫的赋权困境与对策
第一节 电商扶贫的赋权困境
一、视频生产：真实与虚假的对立统一
从目前流行的趋势来看，新媒体赋权视阈下的电商扶贫主要还是借助新媒体平台来运行，其中以抖音、快手短视频和网络直播带货为主，这类新媒体最大的传播特点就是可以借助移动端为载体链接市场，视觉冲击力强，具有交互性，凭借着这两点优势，新媒体轻松的就俘获了大量的粉丝，和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受众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都及不上后者。传统媒体作为官方媒体权威发声的媒介，一直都是在宣传报道中占据主导地位，事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都能够得到保障，新媒体在这一方面，由于追求商业宣传，过度娱乐化，致使信任危机。例如，在《流浪地球》热映时曾被网友将知名演员吴京微薄的正常转发量（2000 左右）设为一个数据单位：1 京，然后用来衡量其他流量明星的数据，直接导致了 500“京”等等不合情理的荒诞数据出现，坐实了部分明星流量数据造假的推论。同样，在短视频领域，曾经担任“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的美食博主李子柒也遭受过来自外界质疑其视频造假的怀疑，认为李子柒为了拍摄视频而“作秀”，弄虚作假。种种事例表明，不管是主流网络平台还是多数的一般网络平台，由于网络直播的规模和范围大幅度增加，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下，越来越多粗制滥造的网络直播和短视频为了吸引观众流量，罔顾事实，滥竽充数，导致带货主播与用户之间产生了割裂感，无法取得用户的信任，受众逐渐对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公信力出现了裂痕，已经影响到正规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长此以往，即便内容生产做的天衣无缝，观众也恐难买账，根本问题恐怕首先还是要解决信任危机。
二、受众吸引：用户群体的参与再造
用户粘性可以看作是消费者高频率、长时间地访问网站，并且对于购物网站涉入程度很高的一种行为①。在大众传播时代，由于设备、技术和人力等方面的限制，传统媒体不用担心受众粘性的问题，各自都有独特的生存空间。然而媒介的变革是不可预料的，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迎来了以视频传播形式为主的新媒体时代，各式各样的短视频立刻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一个新的个性化、交互性的小视频时代到来了，在新的媒介生态中，传统媒体的用户被大量分流，新兴媒体又层出不穷，因此要想生存与发展，最关键的就是吸引并留住用户。
第二节 电商扶贫的创新对策
赋权既是一个过程，更注重结果。新媒体赋权视阈下的信息扶贫模式在我国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如何利用新媒体赋权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效，防止贫困户返贫，将是今后思考的重点和解决返贫的关键。从利川农旅网红电商基地信息扶贫模式的运行，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以供改进存在的不足。
一、场域转换：角色相关者的心理认同
科技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成熟使得网络空间成为了大众百姓进行交流和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人们惯常交互的场所从现实场域转向了互联网虚拟场域。从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①出发，电商直播亦可看做一个场域，遵循“角色互动”到“形象建构”的规律，主播与受众，不再是简单的生产者和接受者，而是可以互相表达看法和观点的合作者。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充当媒体，在网络中自由的分享自己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喜乐，展现自我的魅力，树立独特的人设。正因如此，类似于数据打榜的行为层出不穷，包括明星的微博搜索指数、相关视频的播放量、话题热度等等，近年来，随着电商直播货的兴起，消费主义大放异彩，消费应援现象应运而生，一些粉丝选择性的忽视商品本身的好坏和价值，甘当“剁手党”，大肆“买买买”，借此吸引更多的人盲目跟风，损害了正常消费者的利益，长此以往，主播的诚信受损，消费者也不再对电商带货充满心理认同，从而影响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
电商直播带货火不火，关键看直播带货数据。一方面，在新媒体场域中，电商主播对于消费者而言处于互联网虚拟场域，消费者本身处于现实场域，获得消费者的心理认同感，直播带货更能顺利的进行。利川农旅网红电商基地在开展直播带货的过程中，以当地的特色文化为突破口，展现民族特色建筑和迎客风俗，辅以民族活动和非遗文化的动态呈现，采用日常化和互动式的叙事表现，迎合了大批青年群体的消费喜好，强化了直播带货的传播效果，取得了不俗的带货成绩。另一方面，电商扶贫依赖于直播，而直播又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之上，数据的真实可以赢得良好的口碑，树立较好的公信力，因此电商直播平台必须明确自己的主体监管责任，实现现实场域和网络虚拟场域的有机结合，防止“内容”失实，才能保证电商直播的长期良性发展，赢得消费者认同。
结语
自 2017 年以来，利川市已经实施了快 4 年多的电商扶贫，从目前的效果来看是显著的。然而通过这几年不断探索的历程来看，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摸索，贫困农民的信息贫困问题依然影响着脱贫的质量，因此从新媒体赋权的角度出发，通过实施电商扶贫等信息扶贫方式来解决农民的信息贫困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本文通过对利川农旅网红电商基地的考察，分析其中切实可行的信息扶贫方式和路径，为提高信息扶贫的效果做一些可视化的参考。
本研究认为，依托电商扶贫等新媒体赋权扶贫的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扶贫对象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达到长效脱贫的目的。通过赋权个人，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农民得以从思想上改变了“惰性”思维，更加乐于在各种公开场合展示自我，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同，从而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初级赋权；通过赋权人际，营造了最为广大的各方参与盛况，也带来了最广泛的互动交流和信息流通，这种传播效果在各个团体和组织之中蔓延开去，又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继而自觉的投身到以宣传本土特色文化的电商扶贫之中，增强了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实现了复次赋权；通过赋权社区，吸引到众多平台和官媒的相继跟进，带来了政策改变的同时，提升了对外传播的力度和广度，也促进了电商扶贫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推动了电商扶贫的良性发展，增强了消贫的实效，实现了最终赋权。
本文以新媒体赋权理论为出发点，在梳理和分析了如何破解贫困农民的信息贫困问题同时，指出了利川市电商扶贫模式在个人赋权、人际赋权和社区赋权方面所做的有效尝试和存在的困境，并针对困境创新对策，给出了相应的优化路径，总结出“1+2+3（N）”的电商扶贫新信息扶贫模式。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