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论文哪里有？本研究采取访谈法结合问卷调查法收集资料，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和问卷数据的描述性分析，解读中小农户在电商经营过程中社会网络的变化情况以及社会网络在社交电商中的运用，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宏观层面认识调研地区中小农户社交电商的发展及社会网络的运用情况，另一方面，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奠定了一定基础；通过构建实证模型，研究社会网络对社交电商收入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第一章 绪论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之处
第一，已有文献对于农村电商的关注大多将重点放在传统大平台型电商及其经营者在农村的发展、运营状况，而缺乏对于中小规模电商经营方式与成效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小农户在电商大潮中的生存状态。结合前期调研经验与农村电商的发展实践，本文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中小农户，在面对传统大平台电商经营压力下，他们积极利用社会网络发展社交电商实现增收的主动选择。因此，相较于已有文献，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具有创新性。
第二，本文将社会网络作为分析工具，研究中小农户在电商经营过程中社会网络的规模、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弱程度对于新型农村电商——社交电商收入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以期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为农村电商生态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为中小农户的社交电商经营实践提供积极引导。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在理论运用、测量指标体系和研究框架的构建上表现出一定的创新性。
第三章 中小农户社会网络的变化及其在社交电商中的运用
第一节 样本收集情况及人口学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调查对象，通过 L 市 C 县电商中心主任对接 C县各乡镇电商分管领导和电商专干，提供社交电商从业者名单及联系方式，共278 人，其中 13 人联络失败，有效样本量为 265 份。由于受疫情防控影响，多数样本采取电话调查的方式对问卷内容进行填答，实地走访入户调研样本数约占样本总数的 36%，所有问卷均由笔者及同伴经过培训后一对一填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问卷填答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其中，人口学变量特征如下：
（一）性别情况
本研究调研对象男女性别比例相对均衡，样本中男性 117 人，占比为 44.15%，女性 148 人，占比为 55.85%，女性相较于男性人数多 11.7%。调研过程中发现社交电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面貌，原先宅在家中全职带孩子，照料老人的家庭主妇，在他人的带领下结识社交电商，在照料家庭之余，她们或者加盟社交电商企业，或者自己创业，成立团队，借助社交平台宣传、推广本地农特产品，不仅鼓起了钱袋子，用起了化妆品，还拓展了社交圈，传统农村女性正在成为社交电商发展中的一支中坚力量。
（二）年龄情况
本研究中被调查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分别为 31—40 岁（占比为40.38%）和 18—30 岁（占比为 32.83%），样本总体中，中青年群体占绝大多数。社交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经济业态，虽然其准入门槛低，操作难度不大，但是依然需要借助互联网、智能手机、电脑等平台进行运营和维护，而在村庄社会中，上了年纪的老人对于网络和信息化设备的需求较弱，较少接触智能手机等媒体，从事电商者更是少数。相反，正处于上升期的社交电商为中青年群体带去了较大的吸引力，不仅在村的中年人将社交电商作为走向市场的媒介，外出务工的青年人也看到社交电商的红利，踏上了返乡创业的归途。
第四章 社会网络对中小农户社交电商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问卷设计与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问卷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前期课题调研经验，本着全面客观反映研究问题，为研究目标服务的原则，充分考虑数据可得性，对各变量维度进行指标设计，并进行预调研测试，根据预调研情况，广泛征求导师、调研点电商中心负责人、社交电商从业者等意见，通过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后形成正式问卷。问卷由基本信息部分和个人认知五级量表两部分组成：问卷第一部分除了被访者基本信息外，设置部分单选题，用来客观反应一些具体情况，如：从事社交电商前后，社会网络规模的变化，用于指征目前社会网络规模的微信通讯录人数，去年一年农特产品销售收入等（详见附录二）。
考虑到后期数据分析的要求，充分借鉴以往研究中对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相关概念的测量方式，如桂勇、黄荣贵（2008），项军（2011）,罗家德、方震平（2014)等学者对社区社会资本（CSC）的测量，结合本文的研究目标，设计五级量表对相关变量进行测量。之所以选用个体认知量表一方面在于个人的认知、态度与事实、行为本就是不可分割的部分，个人的认知和态度能够对事实和行为进行有效的预测，与此同时，事实和行为受个人态度与价值的影响；另一方面，采用个人认知量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敏感”，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的回答能够避免绝对数值带来的误差，从而保证其真实性。基于此，本研究对自变量、中介变量及因变量的测量统一采用五级量表，量表内所有题目均为积极表述，分值由 1 分到 5 分递增，表示该陈述与被调查者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
第二节 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曾经从不用角度验证社会网络与经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立足社交电商，以从事或参与社交电商的中小农户及其收入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网络作为分析工具，研究农户社会网络对于其社交电商销售收入的影响。
梅特卡夫法则指出：网络经济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意味着由网络带来的效益会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呈指数型上涨。社会网络的规模在一定出程度上能够代表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广泛性，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对于个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收入产生影响。有研究指出拥有庞大且多样化网络关系的企业家能够从丰富的关系资源中获得来自其它成员的信息和帮助，而狭窄的社会联系通道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创业者的能力（Cromie S 、Birley S ，1992）。有学者指出社会网络对于农业企业的经营能力产生重要影响，社会网络的规模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资源获取能力等方面有着积极促进作用，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农业企业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生产能力（刘依杭，2019）。具体到本研究，由于被调查者大多通过微信平台完成购销，微信好友数量的多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拥有客户的多少，客户量越大则其销售收入越高，因此本文作出如下假设：
H1：社会网络规模对中小农户社交电商销售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社会网络中关系的强弱程度在一定层面反映了社会网络的质量，通常来说，网络质量越高，则带来的经济效益越好。有研究通过分析社交距离对微信营销的影响证实了远近不同的距离所携带的广告效应在微信营销实践中的作用，结论表明以强关系为代表的近距离广告更容易激发用户好感度，以弱关系为代表的远距离广告则更具备理性（刘景芝，2017）。有学者将网络关系强度操作为与联系人之间的沟通频率，并在研究中指出创业者对于网络关系利用的强弱程度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Zhao L , Aram J D ,1995）。社会网络中关系的紧密程度可直接表现为在社交关系圈的互动、互惠程度，依据互动频率和互惠程度的高低可以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以农村电商的新业态——社交电商为载体，基于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研究在社交电商模式下，社会网络的规模、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弱程度（强关系和弱关系）对于中小农户社交电商收入的影响。本研究采取访谈法结合问卷调查法收集资料，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和问卷数据的描述性分析，解读中小农户在电商经营过程中社会网络的变化情况以及社会网络在社交电商中的运用，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宏观层面认识调研地区中小农户社交电商的发展及社会网络的运用情况，另一方面，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奠定了一定基础；通过构建实证模型，研究社会网络对社交电商收入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不仅在极大程度上便利了农村居民的生活，为农产品上行打开了新通道。同时开阔了农村居民的视野，其原有的社会网络结构也随着新经济业态的出现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交范围不断扩大，社交方式由传统的面对面式交流转变为线上线下多渠道多平台交流；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动为农村经济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传统农耕经济不断出现新花样。村庄社会中以血缘、亲缘等强关系为主的传统社交关系格局随着业缘关系的发展逐渐发生变化，农民的社会网络结构日趋丰富且多元，以业缘关系为主的弱关系影响力逐渐放大。聚焦于社交电商的发展过程，从业者社会网络的变化无疑是社交电商发展的结果，同时，主动扩展网络规模、积极调动强弱关系资源等又成为助推社交电商发展的方式。
本文依据相关理论和以往研究，针对社会网络与社交电商收入之间的影响关系提出假设，通过问卷调查法了解并收集调研地社交电商从业者在社会网络、信息能力以及社交电商收入等方面的情况，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基于描述性统计，通过实证模型分析，本文的 9 个研究假设中，假设 H2a 被证伪，假设 H2c 无效，其余假设均通过检验。其中与假设 H2a 相对应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强关系与社交电商经营收入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但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强关系作为自变量对社交电商收入作为因变量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即无法证明社会关系越亲密，越有利于社交电商销售收入的增加。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