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1.1研究的背景
随着商业全球化、国际化的步伐，公司规模也日渐扩大，一个单独的企业个体，作为经济社会中的最小单位，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也变得更加重要。相应的，对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关注和探讨，成为一种逻辑的必然。如果以公众传媒中披露的事件来作为某种衡量标准，我们发现:不论是销售生姜的路边小贩还是生产动车组的巨型央企，整体上看来，我国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似乎难与其创造的巨大GOp贡献相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行业、越来越多的商家被曝光出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放弃了其所应该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不惜以伤害消费者经济利益、消费者的健康安全乃至于挑战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为代价。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正如2011年，4月18日，国家总理温家宝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在随后2011年6月的“郭美美”事件、7月份发生的“动车组”事件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样严峻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对于我国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探讨和探索，似乎变得十分必要，十分紧迫。
1.1.1理论背景:企业社会责任定义、测量、影响均无明确结论回顾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定义尚不明确尽管对利益和责任二者的思辨可以追溯到先秦春秋，尽管现代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目前尚无一个普遍认可的答案。自从1953年，日。wen提出“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对其内容界定的争论便一直没有停止，研究者根据不同的角度、条件都给出了自己理想中的定义，有些学者坚持“承担责任就等于支出成本”这一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原则，坚信企业的责任只是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否认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命题。
社会学研究方法技术路径的关键一点便是如何测量(measure)或者刻画一个变量，而“企业”定义界限的模糊进一步导致了对其测量方式的争议。通过对己有研究的文献回顾和比较: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内容，测量对象，测量方法，目前尚无成熟的的量表体系。目前己有的测量方式在纬度上多倾向于基于利益故关者理论对其内容进行分类。其区别更多体现在利益枚关者数量的角度，例如有些研究者认为员工应该成为衡量指标的一个纬度，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考虑外部评价，企业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则不应该列入衡量体系。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责任整体发展水平的不同，限制了测量工具的移植性和通用性。同时这种测量方式一方面存在着内生性的风险，一方面也容易让作者陷入道德选择的危险立场之中。
1.2基本概念界定
如果我们抛开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无休止而无意义的争论，回顾其产生发展的实质，我们会发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其实不过是对人自身道德追求的思考在经济界上的体现。因此基于我国目前的企业社会责任现状和自Bowen初次定义企业社会责任便强调的强制性，我们相信有必要将企业社会责任中更基本的标准加入到对这一概念的定义中来，从道义层面，我们有必要强调企业的道德底线，而且这一想法相信也有其现实意义，因此基于上文理论回顾中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主要参考Carroll的四层次模型，以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如下:企业社会责任应以企业个体在当地社会法律和道德标准之下正当运营，合法存续为基础，以不损害利益相关者或第三方利益为前提，主动承担与其其所享有社会权利对应的义务，以及自愿承担的各类改善性行为。
第二章相关理论及研究综述
2.1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由于“责任”一词内含的强制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实际上也是“企业该承担何等责任”问题的答案。但正如RutherfordSmith(1988)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模糊不清，这个概念从来没能准确确定公司的行为标准”。早在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eialresPonsibility，CSR)这一定义被提出的千百年前，人们就开始对其内在的逻辑进行思考，探索经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东方价值观的角度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的合法性之争是可以看做是传统义利之争的现代体现。义即正义，也可泛指道德;而利是指物质上的利益。《孟子•滕文公上》中有“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的词句。”在古希腊，也有学者开始质疑商人唯利行为的合法性:柏拉图曾建议禁放贷和营利行为，因为“商人的个人利益违背了社区的整体利益”。
经济个体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讨论转换到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过程，实质上也正是企业在经济社会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从手工作坊到跨国集团，随着其能力的不断提升，其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也将不断扩大，因此二者关系的讨论也必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将企业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历史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和理论的发展，与美国经济的工业化过程紧密相联:
第三章 概念模型与假设.................... 32-35
3.1 企业法律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 32
3.2 企业经济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32-33
3.企业慈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 33
3.4 总体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33-34
3.5 本章小结 ...................34-35
第四章 实证研究设计 ...................35-58
4.1 样本选取和控制 ...................35-37
4.2 社会责任测量变量设计................... 37-53
4.3 控制变量的选择 ...................53-55
4.4 回归模型构建................... 55-56
4.4.1 参数一览表 ...................55
4.4.2 短期财务绩效的回归模型................... 55-56
4.4.3 长期竞争优势的回归模型................... 56
4.5 本章小结 ...................56-58
第五章 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58-80
5.1 描述性统计................... 58-60
5.2 对比分析................... 60-64
5.3 多元回归结果................... 64-76
5.4 企业所有制性质差异的验证................... 76-79
5.5 本章小结 ...................79-80
结论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长三角地区企业的民营企业来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动机和影响。结合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最后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手段进行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的结果和推论。结果表明:
企业对股东、政府、客户、员工的经济绩效与财务绩效、竞争优势正相关。说明目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并未体现出其工具性，目前我国企业家的行为动机可能还以盈利驱动为主。
法律绩效与通过利润衡量的财务表现和竞争优势正相关。可能存在这种可能性，在目前的环境下，法律责任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与理论假设存在一定的差距。
企业对供应商的经济责任与财务绩效负相关。对供应商越苛刻的企业往往在财务绩效和竞争性上有尚佳表现。
企业的慈善责任的影响尚不明确。可能是我国民营企业的慈善行为更多的受企业家个人价值观的影响，未具备功利需求方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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