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管理论文哪里有？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结论，如何抑制超额控制权对股价崩盘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强化其支持行为和监督行为，如何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强化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的积极作用，对推动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来说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
1 绪论
1.5 研究创新
本文立足于我国特殊的资本市场制度环境及上市公司普遍被大股东控制且普遍存在超额的现实背景下，以大股东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深入、系统地探究了大股东超额控制权、公司治理机制与股价崩盘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我们深入理解大股东行为，强化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崩盘风险提供实证研究证据。为投资者提高决策质量、降低投资风险提供决策参考，为证监会及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对上市公司及大股东行为的监管，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稳健高效的资本市场提供理论参考，并从更深层次丰富与拓展有关大股东超额控制权、公司治理机制及股价崩盘风险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
（1）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研究，开拓了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的新视角。本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大股东超额控制权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已有文献主要探究了管理层和公司信息透明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普遍被大股东控制，大股东对委托代理冲突有着重要影响，但鲜有文献从股东层面出发探究大股东超额控制权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本文基于我国资本市场及制度环境背景，利用合作博弈的夏普利权力指数法来衡量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在此基础上探究大股东超额控制权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和股票市场行情下的影响差异，丰富和拓展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2）拓展了大股东超额控制权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丰富了大股东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虽然目前有关大股东层面的研究有很多，但基本上都集中在大股东所有权对投资效率、资本结构、企业绩效和股利政策等经济后果的研究上。基于夏普利权力指数测量方法下的大股东超额控制权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尚未有文献涉及。本文深入、系统地探究超额控制权、大股东行为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加深了我们对大股东超额控制权经济后果及公司治理效应的认识，丰富和补充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文献。为更好的理解大股东行为及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视角。
3 制度背景与理论基础
3.1 制度背景
3.1.1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概述
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便进入了改革浪潮，开启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推动了我国资本市场的萌芽和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和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运作越来越规范，规模越来越大，逐渐成为推动经济改革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力量。至2020年，我国资本市场已基本完成从新兴加转轨向成熟市场的过渡，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资本市场更加规范、稳健、高效，也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为我国构建自主创新体系，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及国际金融体系起着重要作用。2008年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把资本市场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萌生阶段（1978-1992）、全国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1993-1998）、进一步规范和发展阶段（1999-2008）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阶段（2009-至今）。
我国资本市场萌生于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推进，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和多样化。1990年11月、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先后成立营业，并分别颁布了《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股票发行和交易的管理办法。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讲话后，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掀起了国企股份制改革的新浪潮，更多的国企响应政策实行股份制改革并登陆资本市场发行上市，增添了资本市场活力，我国资本市场初步形成。
5 超额控制权、大股东行为与股价崩盘风险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5.1.1 超额控制权与大股东行为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上市公司都具有集中的股权结构，大股东一般拥有对公司的控制权（La Porta et al., 1999; Claessens et al., 2000; Faccio & Lang, 2002）。在某种程度上，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一些学者对美国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公司股权结构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分散，上市公司被大股东控制的现象也比较普遍（Holderness & Sheehan, 1988; Anderson & Reeb, 2003; Villalonga & Amit, 2006）。当股权集中在大股东手中时，典型的治理机制，如董事会或公司控制权市场可能不再有效，公司会面临被大股东掏空的问题，即占支配地位的大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所有股东的利益。在大股东控制下的公司，第II类代理冲突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大量研究为大股东存在掏空公司问题提供了经验证据（Morck et al., 1988; Holderness et al., 1999; Morck et al., 2005）。此外，还有研究指出，大股东可用少量的所有权实现对公司的控制（Claessens et al., 2000; Faccio & Lang, 2002; Lins, 2003; He & Wang, 2020; 王敏和何杰, 2020）。大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发生偏离，这可能会加剧大股东的掏空行为（Bebchuk et al., 1999）。Wang（2014）研究认为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导致的大股东掏空行为是东亚公司普遍存在的公司治理问题。Bebchuk et al.（1999）、Bozec & Laurin（2010）研究认为集中的股权结构会产生第Ⅱ类代理冲突，大股东会掠夺中小股东的财富，当大股东的控制权超过所有权时，大股东只承担了其掏空决策的部分成本，却享有全部的掏空收益，因此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度的提高即超额控制权的提高会强化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超额控制权反应了低所有权和高控制权的不匹配性，超额控制权越高，大股东越有动机转移公司资源，攫取私有收益，大股东掏空行为是以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为代价的，较高的超额控制权使大股东有强烈的动机实施掏空行为。Bozec & Laurin（2010）、李大鹏和周兵（2014）、Rui & Wang（2015）、Bae et al.（2012）研究证实了超额控制权的提高会强化大股东的掏空行为。
5.2 研究设计
5.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章实证使用的数据时间跨度和筛选过程与第四章4.2.1节一致，在此不再赘述。由于研究内容存在差异，在4.2.1节变量数据的基础上，增添了大股东行为变量数据，包括资金占用率、资金支持率和管理费用率等。其中，管理费用率实证样本数量为15832个，其他变量实证样本数量均为15909个，与第四章实证样本数量保持一致。计量大股东行为变量所需数据及其他变量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减轻极端值带来的干扰，对连续变量数据在1%水平上进行Winsorize处理。
5.2.2 变量选取与定义
（1）股价崩盘风险变量、超额控制权变量及控制变量的选取及定义均与第四章4.2.2小节一致。
（2）大股东行为变量的定义与测度。第一，掏空行为——资金占用率FOt，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的资金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大股东的掏空程度。资金占用率越高，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越多，反之，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越少。第二，支持行为——资金支持率FSt，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提供的资金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大股东的支持程度。资金支持率越高，大股东的支持行为越多，反之，大股东的支持行为越少。第三，监督行为——管理层费用率MFt，用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管理费用率越高，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行为越少，反之，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行为越多。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7.2.2 研究展望
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研究的局限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未来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
（1）仔细分析现有的股价崩盘风险计量模型，探究是否能够设计出更适合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计量模型。
（2）探究除本文研究以外的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如融资融券制度、内部控制质量等）是否会影响股价崩盘风险，以及它们的内在作用机理。
（3）机构投资者尤其是金融机构投资者该如何做好制度安排，以强化其“监督效应”，做好“金融风险守门人”，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论题。
（4）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如股价崩盘风险对公司资本成本尤其是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以及对高管更替的影响等，有利加深我们对股价崩盘风险及其经济后果的认识。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