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绪论
1.1研究背景
应对气候变化，共建、共享人类共有绿色家园已在各国达成共识，绿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用短短几十年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而在这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以“时空压缩”的方式集中呈现出来。与此同时，我国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呈现形式日趋多样、水平不断提高的特点，从关心物质文明建设到关注生态文明建设，从关心人与社会发展到关心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绿色美丽中国，让老百姓在适宜的环境中享受生活，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效益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
顺应经济的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我国适时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作为贯穿“十三五”规划的主基调。推动经济增长理念从片面追求GDP向以人为本和环境保护转变，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在“十三五”规划中，政府首次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目标，在确定的2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资源环境指标从“十二五”的8项变为10项，占40%；且全部为约束性指标，占13项约束性指标的3/4以上，凸显出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提高环境质量的坚强决心与坚定信心，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所面临的严酷局面。将环境质量纳入约束性指标只是一个起步，更重要的是稳扎稳打地严格落实地方政府负责的硬性规定，构建环境质量管理的机制、体制。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着眼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维护投资人利益的制度安排。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企业治理问题日益社会化。加强信息披露是企业进行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的重要方式，能够有效缓解企业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社会责任纳入内部治理与文化建设中。许多企业在官网上专设社会责任板块展示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积极建立和维护社会声誉。设计合理的内部治理结构可以抑制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构建信息透明的治理环境。从最终目标上看，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与改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着内在一致性。且已有学者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审计委员会的建立等内部治理因素会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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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环境信息披露不仅为投资者直接了解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提供信息，也为资本市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产业提供了信息基础。随着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以及国家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如何进一步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敦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满足资本市场和社会公众的环境信息需求成为热点话题。本文从政府监管和内部治理结构两个层面研究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探讨政府监管和内部治理结构作用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过程中的关系，为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2.1理论意义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放缓，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严峻。作为社会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纷纷寻求转型升级，向内部管理挖潜增效，提升自身实力，适应新常态下经济环境的变革。内部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更是企业进行变革创新的重点。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可以帮助企业理清股东、董事会以及管理层之间权责利关系，在企业内部形成决策、监督机构与执行层之间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的机制，明确责任分工，降低代理成本。同时，沈洪涛也指出投资者有能力公正的评价企业的治理水平，也愿意为良好的公司治理付出可观的溢价。主动披露环境信息是企业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重要方式，有助于塑造“良好公民”形象，改善企业外部环境。从增强自身实力和提升企业价值的角度来看，企业有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高信息披露水平的内在动力。因此，将内部治理结构因素纳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框架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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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现有文献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层面展开。内部因素包括企业特征、内部治理结构等，外部因素包括政府监管水平、舆论压力、社会声誉等因素。
2.1.1内部因素
信号传递理论认为，管理层会通过对外披露信息来向市场传递公司能力的信号，使投资者了解企业的内部业务情况，为企业赢得更好的发展机会。经营绩效是影响企业披露行为的重要因素。盈利状况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呈正向关系。我国学者朱金风和薛惠锋，卢馨和李建明证实了上述结论的合理性。同时卢馨和李建明指出上市公司披露信息时存在自利行为，更愿意展示那些有助于改善企业社会声誉的信息。
相对于一般企业，重污染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更容易引发环境问题，造成环境成本支出、或有负债等，面临的环境风险更大。出于谨慎性考虑，外部相关者也往往会更注重考察这类企业的环保行为，期待企业主动提高信息披露水平。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着显著的行业差异，主动披露环境信息的主要为化工、制药、电力等高污染行业企业，该类企业披露信息的频度与质量会显著高于一般企业。在我国，重污染行业企业迫于政府监管压力以及辩白其行为、改善公众形象的目的，会更愿意主动披露环境信息。《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第五条规定：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应定期披露环境信息，发布年度环境报告，必要时发布临时环境报告，鼓励其他行业参照执行。周一虹、王建明通过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也证实了处于监管压力之下的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高于其他行业。沈洪涛还指出相对于深交所，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状况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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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内部治理结构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2005年新《公司法》颁布以后，要求有限责任和股份制企业必须设立监事会，负责监督企业及管理人员的行为。在国外，研究监事会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文献比较少见。毕茜周冬梅研究指出监事会规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之间没有明显关系。而沈洪涛等通过考察2003年到2006年石化塑胶业A股企业的数据指出监事会规模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有促进作用，企业每年召开监事会的频率与企业社会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负向关系。
在监管方式方面，毕茜指出环境问题具有外部性特征，政府可以制定法律法规直接千预环境问题，也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如征税、补贴或者许可证方式进行。倪娟研究发现，监管部门推出的“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以及“绿色证券”等金融政策有助于政府利用经济和市场手段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梁小红和黄晓格认为政府应该强化环境会计在国家绿色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通过设计合理的会计准则来规范企业环保行为。
以上对国内外文献的归纳和总结可以看出，现有研宄对于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关注已经比较充分，在企业特征方面，国内外学者得出的结论比较一致，而在舆论监督和内部治理结构因素方面有较大差异。现有文献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第一，现有文献多从外部或内部治理单一层面出发，选取单一维度的几个因素考察其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而对于这两种机制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做出充分的回答。政府监管程度的不同是否会引起内部治理因素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作用方向和程度的改变，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二，在政府监管程度的度量方面，多考察制度因素。多数文献仅考察某项政策是否实施引起的监管水平时间维度上的差异，而未考虑到地方制度落实程度，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等因素引起的监管水平地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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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15
3.1相关概念界定......................15
3.1.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15
3.1.2内部治理结构..................15
4实证检验.............24
4.1研究设计.....................24
4.1.1样本选取..................24
4.1.2变量设计与定义..................24
5研究结论与建议...............37
5.1研究结论.................37
5.2政策建议..................38#p#分页标题#e#
4实证检验
4.1研究设计
4.1.1样本选取
考虑到城市污染源监管指数在2013-2014年报告中评分标准进行了大幅调整，并参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样本选取情况，本文选取了2014-2016年上交所A股企业数据作为初选样本。在2010年，我国环保部发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要求重污染行业企业必须定期公布环境信息，鼓励其他行业自愿披露。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借鉴毕茜、郑春美（2013）、林润辉等的做法，本文选取国家环保总局定义的13类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作为样本，具体包括采矿业、制革、纺织、制药、酿造、石化、化工、发酵、冶金、煤炭、建材、造纸、火电等。样本数据剔除了关键数据缺失或异常的观察值，获得最终样本397个。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
在数据来源方面，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度量指标来自润灵环球咨询公司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系统；用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报告中发布的城市得分状况来衡量不同城市的政府监管程度；描述内部治理结构特征的变量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并以手工搜集方式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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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结论与建议
5.1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