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我国的国有企业虽然经过了股权分置改革，但改革后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权仍掌控在政府手中。一方面，全体人民是国企真正的所有者，但无法切实行使管理权和控制权，因此由国有股东代为管理和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讲国有股东本质上属于代理人身份，因此，国有企业容易产生“所有者虚位”现象，而政府部门将经营管理权授予国企的经营者，却难以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经营者的管理行为，从而形成“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时，基于薪酬管制的影响，国企经营者得到的显性激励不足，导致其更倾向于进行为个人带来经济利益的投资_项目而忽视了这些项目对企业长期发展是否有利。另一方面，体制改革的漏洞使得政府对国有企业在政治上实施“超强控制”，因而使得国企的经营者出于政治晋升的目的，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满足政府目标。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促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通过扩大企业规模进行无效投资，加剧了国企过度投资的现象，即企业的经营者将企业的资源投资于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Jensen，1986)。鉴于国企过度投资的严重性，学术研究以及实践探索均高度关注此问题。与此同时，国资委制定了相应的业绩考核机制即引入EVA业绩评价体系来试图缓解过度投资问题，但我国国有企业还面临着诸如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等特殊环境造成的问题，因此EVA能否在我国企业中顺利发挥治理过度投资的效应仍是目前值得探索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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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本文从两个层面剖析特殊制度环境对EVA治理过度投资效应的影响作用，一是政策性负担的影响，二是由此可能导致的预算软约束。研究证实了承担较重政策性负担的企业，其实施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率会降低，但同时发现预算软约束水平较高的企业，其实施EVA治理过度投资的作用更显著。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并对研究结果有更清楚的认识，本文继续检验了企业在同时受到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的双重影响时，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应是如何改变的。文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该部分对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创新点等作出陈述。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该部分主要针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成果，尤其包括与投资有关的代理问题以及产权性质等因素；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果研究；政策性负担导致的过度投资问题以及其对业绩考核的影响研究；预算软约束的来源问题以及其引发的过度投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陈述，并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述评。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首先是对主要概念的界定。其次，在EVA有效治理过度投资的前提下，探讨政策性负担是否会影响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应，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一一承担政策性负担较轻的企业相对于承担政策性负担较重的企业而言，其实施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果更为显著。然后本文根据我国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来源，以及预算软约束促进企业过度投资的现状，推论预算软约束水平的高低同样会影响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应，基于此，本文以两个可能的结论提出第二个假设一一企业预算软约束水平越低，其实施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果越显著；企业预算软约束水平越高，其实施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果越显著。第四部分为实证研究的设计。本部分包括样本选取、数据来源、模型和变量的设计、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以及稳健型检验。首先，样本选定为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来源除政策性负担、实施EVA的企业由手工搜集外，其余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模型和变量则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需要设计而成。然后进行对本文采用的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其次，进行相关系数检验。再次，将国有企业样本分别按照政策性负担程度和预算软约束水平进行分组，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对比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果；最后，针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进一步考察政策性负担与预算软约束对EVA治理过度投资效应的交叉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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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影响过度投资的因素研究回顾
过度投资是指接受净现值小于零的投资项目，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针对自由现金流量、代理理论和公司治理几个方面研究对过度投资的影响，鉴于本文主要研究考核机制如何治理基于代理问题和制度背景所引起的过度投资行为，因此本文对过度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只做简要介绍：国外学者关于自由现金流量与委托代理问题影响过度投资的研究成果如下：关于自由现金流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如Vogt (1994)、Mark和Clifford (1995)分别从资本支出的角度和托宾Q值较低的公司进行研究，验证了自由现金流能够提升投资水平；Mark和Clifford (1995)、Ghose (2005)的研究则发现企业过度投资问题与非预期自由现金流量的增加有关，二者呈相关关系；Richardson (2006)的研究结果同样支持了自由现金流与投资水平正相关的结论。关于委托代理问题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已有文献均表明代理问题的存在加剧了过度投资现象，如Jensen和Meckling (1976)、Jensen￠1986)和Stulz (1990)的研究均发现经理人会出于个人私利的目的而不计投资效率来扩大企业规模；Thakor (1993)和Hirshleifei (1993)的研究认为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降低了投资效率；Malmendier和Tate(2001)的研究发现经理人的代理问题还表现在其可能高估自身的判断能力导致投资亏损，其往往会因为过度自信而出现过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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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VA治理过度投资的相关研究回顾
本文研究EVA考核机制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因此首先从管理层激励与考核的角度归纳其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国外学者对管理层激励与考核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Mruphy (1999)认为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制度将管理层从过度投资中汲取的个人私利与股东的利益达成一致，便可以抑制过度投资的现象；Denis等（1997)、Pawlina和Renneboog (2005)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过度投资行为越少；Wu和Wang(2005)通过建立模型发现如果对管理层激励强度过低，管理层可能为了获得较高的私人收益进行更多的投资；Stulz (2005)的研究认为政府和管理层在企业中均追求自身利益，便会产生管理者代理和政府统治者代理的问题，企业的投资决策是二者相互博弈的结果；Aggarwal和Samwick (2006)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会加剧过度投资的倾向；Datta等(2009)的研究发现高管拥有了公司股票期权之后，其在并购中出现过度投资的行为得到了抑制。Kang等（2006)实证研究发现，以股权为基础的激励契约可以有效提升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而且代理成本问题严重的上市公司倾向于采用股权激励手段，另外研究还证明了高管股权激励对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资具有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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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理论与假设提出.......... 16
3.1概念界定.......... 16
3.2政策性负担影响EVA治理过度投资效应.......... 17
3.2.1 EVA考核与过度投资 ..........17
3.2.2政策性负担影响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应.......... 18
3.3预算软约束影响EVA治理过度.......... 20
4研究设计 ..........22
4.1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22
4.1.1样本选取.......... 22
4.1.2数据来源.......... 22
4.2模型设计和变量选取.......... 23
4.3描述性统计分析.......... 27
4.4多重共线性问题检验.......... 29
4.5多元回归分析.......... 30
4.6稳健性检验.......... 32
5研究结论和建议.......... 34
4研究设计
4.1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实施EVA情况的数据和企业改制模式的数据均由手工搜集获得，其他所需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以下是手工搜集数据的原则：本文通过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的官方网站以及相关企业的官网获得企业是否实施EVA的信息以及实施的年份：对于中央企业而言，本文认定其均实施了 EVA考核且实施年份为2010年度，对于中央企业下属的二、三级企业，本文查阅其官方网站是否披露了实施EVA的确切信息，如“株冶集团”隶属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通过查阅“株冶集团”的官方网站并未发现其实施EVA考核的声明，因此判定“株冶集团”未实施EVA考核；对于隶属于地方国资委的国有企业，本文依据地方国资委的官方网站判定其实施EVA的情况，如湖北省国资委于2010年度发布公告宣布在其出资的企业范围内实施EVA考核，则认定“东湖高新”和“湖北能源”等隶属于湖北省国资委的企业于2010年度实施了 EVA考核，对其他企业的判定则依据上述原则类推。本文通过查阅《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站、深交所网站和上交所网站获取企业的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司公告来判断企业的改制模式。主要研读公司历史沿革及改制过程，从而判断企业的改制模式，如“贵州茅台”在《招股说明书》的公司历史沿革及经历的改制重组情况中提到“贵州茅台”是由“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资产重组改制而来且其控股股东即为“集团公司”，而且在特别风险提示里说明公司目前的经营对控股股东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存在关联交易的风险，由此可以判定“贵州茅台”的改制模式为存续分立模式。#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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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以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为研究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实施EVA考核治理过度投资的效果，研究结论为较重的政策性负担相对于较轻的政策性负担降低了 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应，并且使得治理效果不显著；而可能由于目前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更多的来源于内部人控制问题，反而造成预算软约束水平较高的企业其实施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果更显著。本文通过稳健性检验还发现，当企业同时面临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的双重影响时，只有当企业面临较轻的政策性负担、较高的预算软约束水平时，企业实施EVA治理过度投资的效果才是显著的。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为了加强国有企业实施EVA考核的有效性，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缓解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尤其对于承担较重的政策性负担的企业，应该逐渐使企业摆脱繁重的政策性任务。尤其在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国资委应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果，鼓励国有上市企业发展独立性，降低对母体企业的依赖性，逐步发展有前景和竞争力的项目和业务方向，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由此使得由存续分立模式改革而来的企业能够逐步摆脱由母体企业转嫁而来的较为沉重的政策性负担；与此同时，国家应该出台更为合理的政策扶持承担政策性任务的企业，或者使其脱离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提升整体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和效率；政府可以进一步改进扶持企业的手段和途径，保证扶持到位，数额清晰，目的明确，杜绝企业经营者利用优惠政策等躲避惩罚或谋一己之私。二是，针对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一方面应继续保证银行业股份制改革的成果，硬化预算软约束水平，保证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贷款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加强银行对于国有企业贷款的监督检查机制的落实和执行；另一方面，也要提高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不论对于何种原因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均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缓解，加强银行和企业的双向监督，尤其也要防止银行经营者的代理问题影响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贷款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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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