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用以界定、规范和协调人们经济活动及经济关系的“经济制度”包括了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North，1981[1])。非正式制度如道德，如习俗，即是“约定俗成”，没有成文却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正式制度如法律，如果脱离习俗太远即使有强制约束也可能被钻空子。如此而言，规则的制定者与市场参与者均需了解哪些制度更具有约束力，哪怕只是非正式的制度。“社会资本”在过去的十多年一直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界讨论的热点，它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紧密。需要指出的是二者虽然在概念上联系紧密，但并非完全相同。非正式制度是人与人之间长期交往活动形成的，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可以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之中，它主要包括价值理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而社会资本的定义目前未形成定论，主要的观点有3种(Serageldin和Grootaert，2000[2])。广义的社会资本不仅涵盖了社会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同时也涵盖了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以及社会关系和组织行为等。因此针对社会资本和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虽有重合但热点和方向也存在区分。信任问题研究涵盖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经济学、营销学等诸多学科，不同学科从人际互动关系、团队行为、商品交换、经济博弈等不同角度对信任问题开展研究。自亚当?斯密提出了信任与人类经济活动关系，信任问题便与经济学联系起来。近年来在该领域的研究多把社会信任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本，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其在人类经济活动、宏观经济运行中起到的作用（Calderon等，2001；Guiso 等，2004a[4]; Putnam, 1993[5]; Fukuyama, 1997[6]; Knack和Keefer，1997[7];张维迎，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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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思路
通过研读现有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大部分研究社会信任与经济学关系的文献都是基于信任的社会资本属性，探索社会信任与宏观经济发展、区域金融水平发展的关系，内容偏向宏观。亦己有少部分学者着眼于研究社会资本与公司资本结构、对外投资水平的关系，但这其中缺乏针对信任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融资结构的关系的研究，且尚无文献把信任引入并购重组这个受信任水平影响极大的合作行为。本文选取非正式制度的微观视角，试图用地区信任水平的差异解释公司债务融资成本、融资结构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融资约束的问题；作为倍受信任影响的企业合作行为，并购重组行为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笔者首先梳理了社会信任问题及并购重组、债务融资成本与融资结构、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相关文献，分析相互的关系，在总结理论发展方向和研究热点趋势的情况下提出三个大假设；然后以2002-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再通过对实证检验结果的分析，验证社会信任水平对所选的公司财务政策和并购重组行为的影响；最后，选用特定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提出研究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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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
2.1非正式制度与社会信任的研究前沿
在早期的社会学研究中，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而在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学者们幵始关注制度与经济学的紧密联系，亚当?斯密较早提出任何市场经济只有在信守契约、履行支付承诺的基础上才能正常运行（Adam S，1776[34])，近代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en T, 1899[35])认为习惯固化成为制度的初始形态，社会各群体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构成了所谓经济市场的制度。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以North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制度研究的主流，North (:i981[i], 1989[36])把规范人与人之间经济行为的经济制度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三个部分。其中非正式制度包含了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影响正式制度的执行和变迁，并对制度变迁有凝聚功能、规范功能、评价功能(North，19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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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信任与并购重组行为的文献综述
并购重组是经济行为中最典型的合作行为，通过查阅文献，笔者发现目前的研究并未涉及并购重组行为与社会信任的关系这一视角，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信任与合作行为的关系、从社会学和财务学角度研究信任与企业对外投资的关系。在社会行为学的角度信任被认为是促成合作的基础。Blau (1964) [44]提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任是促成合作并保持协调互动的基石；Ledyard (1997) [45]进一步强调信任在多个角度系统地影响合作行为。Praitt和Kimmel (1977)[46]和Lawler (1992) [47]利用心理学的研究体系提出合作的目标理论，研究表明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形成合作的过程中互相信任必不可少，信任可以保证团队合作更具效率。而从经济学的角度，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有效润滑剂，所有的商业交易行为都包含有信用的成分，甚至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的现象可以通过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Arrow, 1975)。LLSV(1997)[i7]站在Fukuyama( 1995) Gambetta( 1988)[48]等人的肩膀上，提出低信任度的社会里存在大量互相猜疑、互相算计而导致“囚徒困境”式无效率的结果，信任水平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倾向于通过信任与合作来获得社会效率的最人化。Nooteboom(2002) [49]深入分析信任的作用机制，提出如果一个社会关系巾存在高度的相互信任，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易会变得频繁并进一步降低交易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和经济合作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换个角度讲，较高的信任度可以降低经济交易行为中的不确定性，为经济合作建立基础。陈叶烽等（2010) [5G]从个人微观视角分析社会信任与经济合作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个体的合作水平与其设计的利用风险偏好等因素计算得出的信任水平显著正相关。而在投资方面，Guiso等(2004)[4]研究表明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投资者更愿意投资风险资产；潘越等（2009) 从微观视角实证研究了中国各省社会资本差异对上市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股权投资类型选择以及多元化投资决策的影响，提出在社会信任度比较高的地区，企业可能会提高对外投资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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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设计 .......15
3.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5
3. 2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20
3.3理论模型...... 21
3.4变量定义...... 26
25第四章实证结果分析...... 27
4.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7
4. 2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28
4. 3回归结果分析...... 33
4.3. 1单变量分析...... 33
4. 3.2实证结果分析...... 34
第五章稳健性检验...... 45
5.1重新度量信任...... 45
5. 2以各模型的全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48
第五章稳健性检验
5.1重新度量信任
前文笔者以张维迎（2002) [8]调查数据中的第一顺位值作为信任Trust的取值，本文选用两种方式对Trust重新进行度量以检验其结果的稳定性，一是设置一个虚拟变量对信任进行度量，将第一顺位的信任值前25%的定义为高信任值，后75%为低信任值，当公司所处地为高信任值时，Trust为1，公司所处地为地信任值，Trust为0，进行以上所有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13所示，（1)、（2)列，(3)、（4)列和（5)、（6)列分别是对模型（1)、（2)、(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检验与前文全部一致；一是以张维迎（2002) [8]调查数据中的加权值作为信任的取值，重新进行以上所有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14所示，（1)、（2)列，（3)、（4)列和（5)、(6)列分别是对模型（1)、（2)、（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回归结果总体与前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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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非正式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财务决策作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虽然学者们已经验证了社会资本对于公司对企业资本结构、对外投资决策、股权投资类型选择以及多元化投资决策的影响，但对于社会信任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融资约束特别是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仍然缺乏，相关的大样本经验研究处于空白。鉴于此，本文选择非正式制度的微观视角，以2002年至2009年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整理和筛选，用企业财务费用与企业平均总负债的比值衡量债务融资成本，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来判断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用每年每个公司是否发生并购重组事件以及发生并购重组事件的次数来研究并购重组问题，釆用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f]得出的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信任指数来衡量社会信任度，研究了社会信任水平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联系、信任水平对公司资产负债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信任水平与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笔者还尝试性地从信任与合作的关系研究信任对企业并购重组行为的促进作用。#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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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