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高质量的信息会给其使用者带来良好的效用，使用者依据其作出正确投资决策，引导资源正确流向;低质量的会计信息则会给其使用者带来负效用，导致使用者产生错误决策，造成资源错配。根据信息质量理论，及时性原则是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一般性原则之一，也是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并且，会计信息的及时披露不仅可以强化会计在信息披露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而且也是降低资本市场上内部人(管理当局)和外部人(如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成本，保证市场公平的重要措施。财务报告作为上市公司对外披露信息的主要载体，是投资者获得公司信息的重要途径。但由于现实中存在公布了财务报告后公司才发现财务报告存在重大差错或遗漏重要事项，所以就出台了财务重述报告的临时报告制度。财务重述报告的出现为了及时纠正或补充已公布的财务报告(见图1-1)。财务重述报告属于临时报告，这类临时报告就是为了能及时更正或补充财务报告，特别的是财务重述报告公布的往往是对投资者决策有重要影响的消息(Anderson，2002;GAO，2002;Callen，2004;GAO，2006;Desai，2006;Collins，2008;陈璐，2007;周洋，2007)。另一方面，根据信息次序效应中的新近效应理论，人们在获取信息时，常常会将信息按一定的序列(order)排列，会赋予最后到来者信息以更大的权重。资本市场讯息万变，而财务重述报告往往是对重大差错或事项的更正或补充，投资者会根据财务重述报告传递的信息及时地修正自己的投资决策(图1-第六个环节)。所以及时公布财务重述报告是上市公司履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的一项重要要求。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randles)在其所著的《他人的金钱》中有一句名言:“及时的公开是救治现代化社会及工业弊病的良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
近年来，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报告的现象在国外愈演愈烈，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以美国为例，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重述的数量和比例逐年攀升(参见3.2.1)。而我国同样出现财务重述报告迅猛增加(我国财务重述报告从1999年的21份增加到2008年的272份)。相比美国有成熟的财务重述报告制度规定财务重述报告公布的格式、时间要求和公司管理者承担的责任，我国的财务重述报告制度尚在进一步完善的阶段(参见3.1.1)，我国上市公司公布财务重述报告也带有一定的中国特色(魏志华，2008):我国对财务重述报告的发布时间要求模糊，上市公司有决定在什么时候发布财务重述报告的自由裁量权4(体现在图1-的第五个环节)。导致财务重述报告的公布往往存在严重滞后的情况。上市公司对财务报告(年报)重述的信息时间差异较大，从年报发布当天到几年进行财务重述的都有。甚至有对10多年前的年报进行财务重述。这种严重滞后的更正信息，由于时效性的丧失，己不具有帮助投资者决策的意义，对投资者的利益是一种巨大的损害。而且我国的财务重述报告的发布既有由监管部门、审计师等外部监管要求的(强制披露)也有公司主动发布的(自愿披露)，上市公司也可以一年发布多次财务重述报告。
另一方面，信息披露除了存在及时性的问题外，还存在时机选择的机会主义行为。根据内部报告假说，信息的及时性是衡量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特性，而信息的及时性又与信息的性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存在这样的规则—好消息提前，坏消息延后。由于现实存在信息不对称、监管缺失和薪酬契约的不完全性，财务重述成为一把双刃刀:公司管理者会利用财务重述这个手段进行寻租行为。这种利用财务重述进行寻租行为除了出现在图1-的第四个环节中(利用财务重述报告进行盈余操纵和发布虚假信息)还会出现在第五个环节财务重述报告公布的及时性与时间选择上:由于管理者掌握着许多私有信息，在财务重述报告公布时机上，管理者总是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时机进行信息的披露。披露多少、何时披露，以何种方式披露、是否披露等披露行为无不体现着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披露时机的系统性差异反应了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蔡祥，2003)。
财务重述报告公布的不及时和时机选择不仅会导致投资者的错误选择，打击投资者对财务报告的信心，阻碍股市的正常发展，财务重述报告公布的时机选择还容易产生内幕交易，造成公司内部人士的“信息优势”，引起哄抬股价或刻意打压股价以牟取暴利等现象，并成为市场过度投机的主要根源，也不利于上市公司的持久发展，更扭曲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使其不能正确评价上市公司业绩，形成股价与公司业绩相匹配的市场机制，导致资源不能实现有效配置，严重威胁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张瑞彬，2002)。而在现有的研究文献，对财务重述报告的披露行为研究是非常有限的。本文立足于财务重述报告公布的及时性，检验财务重述报告的公布是否存在时机选择(好消息披露早，坏消息披露晚)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本文的研究填补财务重述研究空白。同时，本文探究外部监管和公司治理对财务重述报告公布的及时性和时机选择行为的影响，对完善财务重述报告披露制度以及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文献回顾与述评
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市场，投资者依据对可获得的信息评估和修正预期风险与收益进行投资决策，同时，资本随着相关信息而流动。其中年报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而财务重述报告是对年报的重新表述，因此，财务重述报告这对资本市场投资者，甚至是上市公司本身都有极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上市公司日趋频繁和普遍的财务重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过多和过于轻易地进行财务重述成为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垢病之一(GAO，2002、2006)。而近年来，我国年报重述公司占A股上市公司比例超过巧%，其中不乏涉及大幅度调整年报会计指标的财务重述公司(魏志华，2009)。现实中代理问题的存在使管理层有机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滥用财务重述进行信息披露操纵、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投资炒作等行为。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代理理论，本章就国内外对财务重述的相关文献从财务重述的动机、影响因素、经济后果三方面进行回顾和评价，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一方面更好地理解财务重述报告披露的动机、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把握有关财务重述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脉络，找出现有文献存在的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为后文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平台。
2.1财务重述动机
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前身)对需要进行财务重述处理的“差错”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会计原则应用错误、计算错误、忽视或误用财务报告公布日已经存在的事实等。但是仅仅是以上原因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滥用财务重述报告这样的现象。显然，APB给出的都只是表面原因’。在起初的财务重述研究(80年代末左右)基本上检验财务重述与盈余操纵的关系，确定财务重述是盈余操纵行为的表征(Kinney，1959;DeFond，1991)。之后的财务重述研究主要是基于盈余操纵的视角来展开的。90年代开始，大量研究主要将财务重述的盈余操纵动机细化，这些研究主要从资本市场财务预期和融资需求(Deehow，19%;Abarbanell，1998;Kasznik，1999;Riehardson，2002)、管理者薪酬契约(Beneish，1999;Eriekson，2003;Li，2006;Burns，2006;Efendi，2007;Agrawal，2007)等外部和内部视角深入剖析财务重述动机。财务重述动机分类图如下(根据以上文献整理):
3 制度背景与现状分析 ...........................54-80
3.1 制度背景分析....................... 54-60
3.2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现....................... 60-77
3.2.1 总体情况....................... 60-63
3.2.2 具体分析....................... 63-77
3.3 本章小结 .......................77-78
本章注释 .......................78-80
4 理论分析 .......................80-90
4.1 信息披露的及时性需求....................... 80-83
4.1.1 信息质量理论....................... 80-82
4.1.2 交易成本理论....................... 82-83
4.2 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时机选择....................... 83-88
4.3 本章小结....................... 88
本章注释 .......................88-90
5 财务重述报告公布的时机选择....................... 90-108
5.1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90-95
5.1.1 研究方法....................... 90-91
5.1.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91#p#分页标题#e#
5.1.3 变量选取 .......................91-95
5.2 实证检验与分析....................... 95-105
5.3 本章小结 .......................105-107
5.3.1 消息性质方面....................... 105-106
5.3.2 消息组合方面....................... 106-107
本章注释 .......................107-108
结论
由于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仍在推进的过程中，特别当管理层持有公司股份，那么就受股权收益的激励而进行财务重述报告披露的时机选择，尽量好消息的财务重述报告公布早，坏消息的财务重述报告公布晚。并且，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的缺陷削蚀了对管理层公布财务重述报告的时机选择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能力。许多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仍处于绝对控股地位，其他股东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对大股东形成约束。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了:在股权集中的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壕沟防御效应”非常明显。在该类上市公司，财务重述报告的公布会不及时，并且公布的时机选择行为更明显。因此，监管部门可以对高管持股和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重点监察，督促财务重述报告的及时公布，减少内部交易的机会，防止利用信息披露的时机选择进行寻租，维持资本市场正常运行。
有关公司财务重述报告的实证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而且在公开可检索的国内文献尚无对财务重述报告披露的及时性进行研究。虽然作者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但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遗憾。本文研究对象仅限于对年报重述的的财务重述报告，而没有对季报、半年报进行重述的样本。这可能降低结果的代表性。但基于考虑要对消息组合的研究，所以才剔除了对季报、半年报进行重述的样本。另一方面，在现有可行的研究条件下，由于没有现成的数据库可以利用，本文采用了手工整理数据的方法，对每份财务重述报告的内容、原因和消息属性进行归类。为消除主观因素干扰，本文在数据收集整理上，采取了集体讨论的方式进行。通过实证结果分析，获得了许多有意义的发现和结论。这虽然是目前研究条件下的现实选择，但仍使研究显得不够细化。此外，在对样本区间的选择上，由于数据收集整理的困难，并且结合我国财务重述制度改革的历程。本文选取了2007年和2008年的年报财务重述报告作为样本。如果能把样本区间放大，那么就可以检验财务重述制度改革的效果。这对实证结果的时间纵向代表性有一定影响。本文为了解决该问题采用了随机效应的面板模型，可能会存在更好的实证方法。以上问题也是作者未来后续研究的努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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