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确立。民营企业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最主要经济形态，在这 30 多年时间里从少到多、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依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截至 2011 年上半年，全国私有企业 1191.16 万户，其中私营企业占903.49 万户，比上年底增加了 57.98 万户，增长 6.86%，注册资本（金）达 22.85 万亿元注1。在民营企业庞大的队伍中，有一支最具增长潜力和活力的队伍——民营科技企业，根据国家科技部公布数据，截止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数量为 15095家，资产总额达到 75667 亿元，全年总收入为 76267 亿元，取得净利润 4040 亿元，上缴税金 3597 亿元，出口创汇达 2135 亿美元，长期职工总数达 1389 万人注2。从 2001 年到 2008 年民营科技企业保持着平均 30%的收入增长率，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也看到民营科技企业自身的具有内部经营的高风险性、外部可获取资源的有限性，这些都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壮大。据统计，多数民营科技企业寿命在 5 年以下。民营高科技企业寿命短暂，从表面上来看是资金链断裂、企业产品市场化失败等直接因素造成的。而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往往是企业获取和运用资金、技术等资源能力薄弱最终导致公司走向衰亡。
在民营企业的 30 多年发展历程中，伴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调整变化，企业在资源获取能力方面也形成了不同于国有企业的特征。观察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往往低于同行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进入国家某些行业领域时受到一定限制。不可否认，在目前社会制度完善发展阶段，政府背景、政治关系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都是一项有效资源或者能力，而且大多数民营企业愿意通过多种方式取得政府背景、政治资源来增强企业资源调配的能力：例如创业者利用前政府官员身份创业，邀请前政府官员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总经理，公司管理层竞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等。依据资源依赖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管家理论和制度理论等理论，认为民营科技企业的控制权人的身份特征对企业财务风险存在较大影响。因此本文主要基于民营科技企业对控制权人的政治身份和财务风险进行相关性研究。目前的研究既有对民营企业董事会、经理层政府背景与融资能力或者企业绩效的单独研究，也有对民营科技企业财务风险的单独研究，却鲜有将民营科技企业控制人的政府背景与企业财务风险进行相关研究。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以沪深两市上市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控制权人的政治身份如何有效的影响企业的财务风险。
第二章 政治身份对财务风险影响机理分析
本章首先概述文章问题研究所涉及的背景理论，再对企业控制人政治身份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机理从理论层面进行多种分析。
2.1 理论基础
2.1.1 资源依赖理论
Pfeffer&Salancik（1978）提出了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在开放性系统中，资源的需求方会对外部环境或其他组织的资源控制方产生依赖，而且这种依赖程度与资源的稀缺程度呈正相关。民营企业对政治关系产生依赖的关键原因是因为政府掌握和控制了核心资源，因此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而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而企业控制人的政治身份是企业获取政治关系的主要有效途径。塔洛克 1967 年提出政治寻租理论，他认为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联性和政治对经济交易行为存在干预和影响，使得经济当事人会尝试影响或者渗透权力当局，以获取最大个人利益。政治关系可以充当民营企业的减震器，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政治关系，都可以用来构建企业的风险规避策略。通过风险规避策略，民营企业能够有效地规避政府管制和干预，降低外部环境带来的冲击，并从政府手中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市场机会。张祥建、徐晋、王小明（2011）认为在政企的博弈中：民营企业只有放弃自主权利，才能换取民营资本发展所必须的政治资源、法律保护和盈利机会；而政治权利正是借助这种依赖关系，维持对民营资本的统治关系[28]。Weick（1979）认为组织不只是对环境作出反应，更可以积极构建、参与“建设”他们的环境，即组织可以对环境进行干预和调整[29]。巫景飞（2008）指出民营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关系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更可以对政治关系、政治资源进行整合与运作，优化政治关系，提升资源使用效率[30]。民营企业利用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成员和经理人的过往的政治经历以及当下积极入党、参政议政获取政治身份的行为都属于一种主动型政治策略。Schuler（1996）对西方研究发现，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采用更积极的政治战略[31]。在我国政府主导的政企关系中，民营企业可以保持、发展和增强与政治的关联度以获取一些需求资源。民营企业获取政治关系的途径主要依赖于企业实际控制人、企业高管等精英。先天的政治关系来源于企业创始人、实际控制人、高管的政治工作经历，后天政治经历主要来自于企业精英积极入党、参政议政等行为。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可以从政府和企业的相关依赖和控制层面进行解读。政府依据企业对关系资源的依赖对企业施行控制，获取社会利益或者企业资源。例如，政府会在一定阶段发布相应的产业引导政策，通过税收优惠、绿色通道、财政补贴、科研经费投入等多种方式重点扶持部分产业和相关重点企业，这就对竞争环境产生了影响，使企业积极主动与政府搞好关系，成为重点企业。企业会主动获取和发展、维护企业政治关系，为企业谋取利益和寻求庇护；但同时也增加了对资源依赖所带来的风险。民营企业对政治因素的依赖和所受的控制内容包含了多个层次和方面，具体如图 2-1。政治身份作为一项资源既会为民营企业创造收益，也会给民营企业带来成本增加和一定的风险。当民营企业控制人在资源利用过程中遵循趋利避害的理性原则，政治身份对企业的积极影响将被放大，而消极影响会被尽量规避，这样政治身份便可以有效的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还可以从股东、董事会和总经理三个层面解读组织内部的控制与依赖关系。股东作为企业组织的所有者享有对企业资源的控制和分配权力，在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通过链式结构享有对上市公司的绝对控制权的状况下，实际控制人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身份为企业获取利益寻求庇护。股东尤其是实际控制大股东对董事会成员构成具有决定权，而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身份等资源能够帮助股东更好的实现企业价值和降低的财务风险。同样的，现代治理结构中，董事会决定经理人的任免，经理人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遵循董事会赋予的职权。总之，资源依赖理论可以从一个侧面解读出我国民营科技型上市公司中，企业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在企业发展战略方针和总体经营行动上具有一致性、同一性。
2.1.2 委托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
基于 Berle & Means（1932）的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观点，学界认为股东和企业管理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提出了委托代理理论[4]。Jensen&Meckling（1976）认为合作双方具有不同的目标和劳动分工是产生代理问题的主要原因，他们还提出了“契约联结”概念来阐释委托代理双方通过契约来维护双方的利益并维系委托代理关系[32]。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代理人出于利益驱使或者败德行为会利用信息优势签订有利契约以及做出不利于在信息劣势的委托人的举动。Eisenhardt（1989）还指出代理关系中除了包括代理问题，还涉及风险分享问题，具体是指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由于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当他们进行行为选择的时候就会产生差异和矛盾[33]。委托代理理论的首要假设条件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他认为人们都是从各自的目标出发，为个人谋取私利的理性人，代理人相对于委托人而言更具有风险规避的特点。委托代理理论适用的范围很广，大到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人大等政治机构代理人们行使国家公权力，小到企业内部董事会关系、所有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等都可以用委托代理理论来解释和分析。目前对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两个方向：实证研究主要是在特定情境下对委托代理双方之间的冲突和优化行为的治理机制进行描述，例如对上市公司股东与经理人关系研究；理论研究将委托代理理论推广到各利益相关者关系中进行运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相互补充，使得委托代理理论在 20 世纪得到了经济学界、管理学界大量学者的认同和关注，并在治理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和影响力。#p#分页标题#e#
Jensen&Meckling 在《企业理论：经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中首先提出代理成本问题，包括构建契约成本、监督控制成本、补偿成本和声誉亏损[32]。Fama&Ross认为当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时，股东选择保留决定董事会成员、高层管理者薪酬待遇、企业兼并和引入新股东等权利，而剩余控制权交给企业董事会执行，这样在董事会和股东之间就形成了一层委托代理关系[6]。Donaldson（1997）提出了与委托代理理论所不同的管家理论，他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认为人不是简单的利益导向的理性人、机会主义者，而是利他的、社会性的。在管家理论下，代理人可以很好的实现委托人的要求和预期，两者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冲突和矛盾[34]。尽管管家理论从提出至今还不足 20 年，但是却对委托代理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改变了过去人们从单一视角去解读委托代理双方的关系和行为，也是对集体主义文化下企业治理模式的理论补充。管家理论认为企业经理人不存在内在激励困扰，相应当经理人被赋予更清晰的预期和更多授权，经理人可以有效实现企业价值。张建琦、黄文锋（2003）在对广东省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中提出，股东对经理人的信任是决定经理人是否进入民营企业工作的重要原因，而信任缺失也是经理人离职的主要影响因素[35]。众多的学者对委托代理理论的假设前提提出反对，经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也存在不确定性。假设条件的苛刻和环境的适应较差使得委托代理理论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同样的，管家理论在理论上存在适用范围较小、在现实中存在管家失职的众多例子，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管家理论存在缺陷。因此委托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并不是片面的否定、替代关系，相反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互为补充，可以更好的解释企业组织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两者之间在一定情境下还可能相互动态转化。在管家理论下，企业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和总经理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可以一致的为企业创造价值降低风险，但是委托代理理论下，董事长和总经理可能基于个人的私利，会将这种政治身份用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完全用于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2.1.3 制度理论 ................................................................................26-28
2.2 企业控制人层面对 ................................................................................28-31
2.2.1 实际控制人政治 ................................................................................28-29
2.2.2 董事长的政治身份................................................................................ 29-30
2.2.3 经理人的政治身份与................................................................................ 30-31
2.3 政治身份特征对财务................................................................................31-32
2.4 不同环境开放程度下................................................................................32
2.5 本章小结................................................................................ 32-33
第三章 实证研究 ................................................................................33-51
3.1 研究假设................................................................................ 33
3.2 研究设计 ................................................................................33-37
3.2.1 研究样本 ................................................................................33-34
3.2.2 变量选择 ................................................................................34-36
3.2.3 研究模型................................................................................ 36-37
3.2.4 数据来源................................................................................ 37
3.3 实证检验 ................................................................................37-47
3.3.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37-40
3.3.2 模型实证研究................................................................................ 40-47
3.4 稳健性测试 ................................................................................47-49
3.5 本章小结 ................................................................................49-51
第四章 结果与展望 ................................................................................51-56
结论
自外国学者在上世纪 80 年代开展对政治关系的研究，国内学者也于近年来增加了对政治关联、政治身份的研究。本文在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2007-2010 的民营科技型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控制人和企业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期望为企业利用政治身份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文章的主要结论如下：1.从整体来说民营科技企业控制人的政治身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而且企业控制人政治身份与企业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董事长政治身份和总经理政治身份对企业的影响具有一致性。这是因为在公司治理过程中企业控制人的控制权主要体现在实际控制人、董事会和经营层三个层面。无论是哪个层面的政治身份都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和便利，降低财务风险。政治身份与企业财务风险的显著相关性，还在于政治身份可以有效向外界传递合法性信息、拓展企业的融资途径，显著降低公司财务风险。2.从政治身份的层级来看，虽然中央和地方型的政治身份均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央政治身份比地方政治身份在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方面更为有效。这是因为中央政治身份在向社会消费群体、银行等融资机构传递的合法性信息更具影响力，同时基于国家制度约束，中央政治身份的获取往往不需要企业额外的寻租成本；而地方政治身份虽然可以依靠靠近地方政府获取响应的资源，却也会因为距离地方权利核心过近，容易负担较高的政治成本，导致企业政治身份的效用减弱。3.从政治身份的类型来看，无论是职能型还是代表型的政治身份均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但是职能型政治身份比代表型政治身份更能有效降低企业财务风险。这是因为职能型政治身份的拥有者在政府工作经历中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对政府的政策具有更好的理解和利用；相比较而言代表型政治身份在很多时候只是企业家个人身份的象征，在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时发挥的作用有限。4.低制度环境因素可以放大政治身份对财务风险的影响程度，而在高制度环境下，政治身份并不能显著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在低制度环境下，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参政议政的代表都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而且市场越不开放，权力拥有者的自由裁量权越高，在这样的环境下，拥有政治身份就更容易利用或者影响政治权力，来为企业谋求资源、降低风险。相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较少时，市场更多的通过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文化等信息来判断企业的组织合法化，而不需要通过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来判断企业的组织合法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降低了企业家政治身份的作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