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产业政策的执行及其经济后果
一、有关产业政策效果的探讨
自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中央政府权力不断放开的过程。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市场机制在中国逐步确立，社会生活中的各项管制逐渐放开，多元制度逻辑共存的制度环境正在形成（叶托，2014）。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资源分配的主体地位始终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陈冬华等，2010）。宏观调控政策是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重要手段①。产业政策是一种具有较强弹性的政府干预手段，在经济运行中十分常见，中央政府利用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的投资方向，实现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等目标（黎文靖和李耀淘，2014）。
目前有关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文献存在两派观点，部分学者认为作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产业政策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中具有弥补市场机制缺陷、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Amsden，1989；Wade，1990；Ito，1992）。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产业政策对产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产业政策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和产业政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等角度展开。
Lucchese and Nascia（2016）研究表明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项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推出重新分配了稀缺资源，使得制造业能够迅速发展，并且它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率、减少不公平，因而是有效的。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在测算各省份制造业二位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省级层面“五年规划”中有关重点扶持产业的数据，考察产业政策对行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对提升地方产业生产率具有重要作用。邱兆林（2015）发现我国产业政策对产业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连立帅等（2015）考察了政府的产业政策与信贷资源配置的关系。从信贷资源配置的角度证明产业政策总体上能够引导信贷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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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经济增长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被誉为“增长奇迹”。这是因为在西方学者看来，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是完善的制度层面的保障（North，1990）以及良好的资源禀赋与资源积累（Allen et al.，2005）。反观中国，投资者保护制度、各级政府质量等制度安排均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并不具备支撑如此长时间经济增长的条件（Porta et al.，1998；Levine，2002）。Easterly（2005）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适当方式的激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保证。学者探寻了中国经济增长中蕴含着的特殊激励，财政激励与政治激励理论就是其中的两个重要内容。
中国近四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被誉为“增长奇迹”。这是因为在西方学者看来，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是完善的制度层面的保障（North，1990）以及良好的资源禀赋与资源积累（Allen et al.，2005）。反观中国，投资者保护制度、各级政府质量等制度安排均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并不具备支撑如此长时间经济增长的条件（Porta et al.，1998；Levine，2002）。Easterly（2005）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适当方式的激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保证。学者探寻了中国经济增长中蕴含着的特殊激励，财政激励与政治激励理论就是其中的两个重要内容。
一、财政激励与经济增长
有关财政激励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钱颖一、Weingast 等，他们提出了“中国特色联邦主义”假说（Weingast，1995，1996；Qian and Weingast，1997），中国特色联邦主义假说强调，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经济权力，他们有动机为了追求财政收入增长而积极维护市场秩序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增长，这个过程中表现出地方政府的经济理性特征。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进行了深刻的组织体制改革，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进行分权，给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分权改革主要包括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两个内容，财政分权改革通过收益共享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根据中央、地方收益共享的原则，推行了包括财政包干、收支分流等措施在内的制度改革。地方政府获得的收入越高，其能够留存的资金就会越多①。这些分权改革后的有利政策为地方政府着力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地方收入提供了重要激励。行政分权改革强调权力可控范围内的行政自主权。一些地方经济的管理权力被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这增加了地方政府进行地方经济建设的自主决断权，提高了地方政府进行辖区建设、促进辖区经济增长的权限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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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制度背景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 制度背景
一、中国的产业政策
（一）中国产业政策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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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制度背景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 制度背景
一、中国的产业政策
（一）中国产业政策的发展历程
尽管产业政策是近几十年才出现并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是产业政策实践随着农牧业和国家机器的诞生就已存在（刘吉发，
2004）。中国产业政策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源远流长。封建王朝的普适规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政府对产业的干预更加普遍。譬如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休养生息政策、秦国的商鞅推行的奖励耕织、废除井田制等政策、三国时期曹魏的屯田政策、北魏以及唐初的均田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另外，从春秋战国起，当权者接受政治家的政治主张，重农抑商思想占据主流，李悝提出，要“尽地力之教”，商鞅认为“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①。这都使得当时的稀缺资源流向农业生产，这是我国早期产业政策实践原形的证据（刘吉发，2004）。
中国现代产业政策思想自 1952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编制 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发端，并体现在毛泽东同志所著《论十大关系》一文中。1956 年 4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是总体而言，我国最初的产业政策与经济计划是一体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停止。1986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第一次列出产业政策的专章，具体规定了这一时期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向和原则，并对重要产业部门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是“产业政策”一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我国官方文件当中。随后，我国中央政府将产业政策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利用其促进经济发展。1989 年 3 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是我国第一个全面系统阐述产业政策体系的文件。在这一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制定当前产业政策的原则、产业发展序列以及保障政策和组织实施机构，文件中同时附有一份《当前产业发展序列目录》，这使得该决定成为我国实施产业政策过程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此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或其他有关经济工作的文件中都会列有产业政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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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基础
一、市场失灵理论
从历史的角度讲，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为资本主义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这奠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资产阶级在他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各代加起来还要更多更大的生产力”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隆（Bradford Delong）教授的量化研究表明，人类在 250 万年前到公元 2000 年的历史中，耗费了 99.4%的时间（从旧石器时代到一万五千年前），才使得世界人均 GDP 达到 90 国际元的水平③；随后又花费了 0.59%的时间（从一万五千年前到 1750 年），使得世界人均 GDP 达到 180 国际元水平；最后仅在 0.01%的时间内（从 1750 年到 2000 年），使得世界人均 GDP 达到 6600 国际元水平，相比前一阶段增长了将近三十七倍。也就是说，就 2000 年以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人类所创造的所有财富中高达 97%的比例诞生于过去的 250 年内，仅仅占据人类历史总长度的 0.01%。出现这一惊人结果的背后逻辑，在张维迎看来，是市场的力量④。市场经济中，专业化的分工将每个人都置于经济体系的链条之中，获得收入的前提是为别人创造价值。市场使用一双“看不见的手”将每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捆绑起来，人们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又因为生产而创造社会价值。价格是这个过程中的信号，引导着生产的标的与数量。然而，价格引导下的市场体制并非无懈可击，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失业的威胁、垄断的盛行都说明市场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会带来对经济发展的毁灭性打击。市场失灵理论就对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治理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一、市场失灵理论
从历史的角度讲，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为资本主义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这奠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资产阶级在他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各代加起来还要更多更大的生产力”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隆（Bradford Delong）教授的量化研究表明，人类在 250 万年前到公元 2000 年的历史中，耗费了 99.4%的时间（从旧石器时代到一万五千年前），才使得世界人均 GDP 达到 90 国际元的水平③；随后又花费了 0.59%的时间（从一万五千年前到 1750 年），使得世界人均 GDP 达到 180 国际元水平；最后仅在 0.01%的时间内（从 1750 年到 2000 年），使得世界人均 GDP 达到 6600 国际元水平，相比前一阶段增长了将近三十七倍。也就是说，就 2000 年以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人类所创造的所有财富中高达 97%的比例诞生于过去的 250 年内，仅仅占据人类历史总长度的 0.01%。出现这一惊人结果的背后逻辑，在张维迎看来，是市场的力量④。市场经济中，专业化的分工将每个人都置于经济体系的链条之中，获得收入的前提是为别人创造价值。市场使用一双“看不见的手”将每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捆绑起来，人们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又因为生产而创造社会价值。价格是这个过程中的信号，引导着生产的标的与数量。然而，价格引导下的市场体制并非无懈可击，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失业的威胁、垄断的盛行都说明市场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会带来对经济发展的毁灭性打击。市场失灵理论就对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治理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单个市场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影响其他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也就是说市场中每一个参与者行为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等于该行为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经济活动不存在收益与成本的外溢现象。然而这个条件太过苛刻，现实生活中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与收益很难完全与社会成本与收益达成一致，这就出现了外部经济（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和外部不经济现象（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自发调节资源的功能受到损害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市场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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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问题提出 .................... 45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6
第四章 官员激励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 .................................. 70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70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71
第五章 官员激励下产业政策执行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及其经济后果 ................90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90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91
第五章 官员激励下产业政策执行与企业投资同群效应 及其经济后果
第一节 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长期结构性不合理现象日益突出（胡鞍钢等，2016），中央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针。这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以及治理产能过剩现状提供了重要指引。当前的产能过剩现象并非一日促成，文献已从政策指导层面的产业政策和微观层面的企业投资行为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研究。然而，产业政策层面的探讨割裂了政策颁布与执行之间的逻辑关系，忽略了地方政府官员在执行中央产业政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有关企业投资的研究常常基于单一企业的研究视角，并未考虑企业间的互动性依存关系。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无法统一一致。
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会如同西方国家一样追求市场主义，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引导资源配置。我国中央政府具有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偏好。获得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往往具有更多投资机会，从而产业政策能够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而产业政策颁布后需要依赖地方政府进行落实与执行，中国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制度背景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以发展地方经济为首要前提。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强烈动机利用辖区资源满足晋升私利。中央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政策抓手，其对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可能存在非效率行为从而引致企业层面的产能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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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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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略）
